文/黄娟



生态位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

文/黄娟

摘要: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迁入城，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生态位理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生态位分析，试图找到农民工子女的现实生态位，提出优化农民工子女群体生态位的生态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生态位;教育生态系统

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大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具有一般教育的普遍性，又具有弱势性、流动性、不连续性、边缘性等特性，教育生态视角是以教育为研究对象，从生态学的维度、采用生态学的方法来剖析教育的内外部系统，该视角注重联系、突出整体价值、强调动态过程、追求持续发展，从教育生态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子女教育，有助于准确把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而有效地保证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科学性，实现农民工子女的可持续发展。

一、教育生态系统与生态位

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教育生态系统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教育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规范生态系统通过物质信息循环与能量交换所构成的教育生态学单位。教育生态系统不仅处于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联系之中，处于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彼此联系之中，而且，这些联系又都是动态的平衡，处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①作为城市教育生态系统的新主体，农民工子女学生圈是由一个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个体编织成的生态网，该生态网中的农民工子女群体的成长发育必然有一定的轨迹可循，并表现出与自然界中的生物群体相似的类生物性。他们自身所特有的智能水平、知识储备、学历水平、思想观念、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人际关系、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内部生态因子与家庭背景、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外部生态因子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子女群体特有的“生态位”基础。

二、农民工子女群体生态位分析

农民工子女打破原有的生态链，进入到城市之中，其空间生态位彻底改变，营养生态位也异于从前。“城市新移民”是农民工子女在迁移过程中暂时身份的表达。尽管与“外来务工子女”、“流动人口子女”这样的称谓相比，它体现了城市的包容性和生态位的相对稳定性，但显而易见，这种身份认同将作为“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子女和作为“城市公民”的市民子女区别为两个物种，格林勒( J·Grinell·1917)最早提出生态位，他认为，同一空间中，没有两个物种能够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因此，目前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这两个物种占据同一生态位的状态是生态系统平衡－不平衡－平衡动态调节的中间阶段。由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当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徙时，流出地政府就不再负担其义务教经费，流入地政府只负责筹措本地户籍学生的教育经费。在此阶段，生态系统能量输入在总量上是一定的，根据竞争排斥原理，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分配上，就存在竞争排斥，产生冲突和对抗，甚至最终会导致其中一种物种的灭绝。目前已多有研究的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群体心理问题等均与此相关联。

三、优化农民工子女群体生态位对策

(一)物种同一化

同一生态位下的物种统一是一种相对稳态，要实现这一稳态，必须逐步取消“移民”和“市民”的二元区分，而“公民”正是取消这种藩篱的有效身份，在宏观环境中，它通过赋予人们新的公共身份与法定地位的方式促进陌生人在共同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中取得恰当的分配。在中观环境中，它是对传统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与文化的超越与升华。在微观环境中，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儿童能够超越各自的“农民身份”和“市民身份”，在共同的“城市公民”身份基础上，通过建立平等的公民伙伴关系，在互补中寻求深层次的融合与平衡。但是公民身份不是天赋的，每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都面临着如何成为合格公民的问题。现阶段教育的使命之一就要打破农民工子女交往的内倾性，拉近城乡距离。打破城乡儿童原有的身份认同差异，使他们在共同的学习与生活体验中承担起共同的社会责任。城市居民子女也要认识到城市文明中蕴含着乡村文明，学会欣赏与包容差异性，从心底里尊重与接纳农民工子女。

(二)生态位分化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大多数都具有许多不同生态位的物种，这些生态位不同的物种避免了竞争排斥，同时由于提供了多条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途径而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要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的生态位分离，最根本的举措是改变其资源来源。“教育券”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非常值得尝试。“教育券”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用以安排教育经费的方法。出其本质是一种创新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路径的政府分配方式，通过引入非竞争性配置环节，使学校由原来从政府手中对公共教育资源进行直接竞争转变为通过吸引学生实现间接竞争。②给农民工子女发放义务教育“福利券”，既能使农民工子女占据单独的生态位，避免种间恶性竞争，确保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公共服务，又能增加其选择的权力。在城乡二元制仍未打破的现阶段，农民工子女可在户口所在地领取“福利券”，凭“福利券”到迁入地选择学校。学校则凭收到的“福利券”到政府兑付现金。也就是说，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增强农民工子女的客户权力，强化“短线责任”，从而使服务提供者在买方市场的环境下受到激励，改善服务的绩效。

找准生态位，拓展生态位宽度，是暂属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子女克服教育边缘效应消极影响，结束强烈竞争，实现和谐共栖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注解:

①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P23．

②吴华．转变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路径的意义——“教育券”的政策价值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03．07

作者简介:黄娟( 1985－)，重庆，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 ( 2015) 08－02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