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至上的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今天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政治秩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政治秩序的重塑也变得可能。如何理解这个深刻的危机及其对政治秩序重塑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西方民主的核心在发生变化。从国家层面看，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人口，曾经公投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但没有成功。现在是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已经几个世纪，但今天的局面表明，英国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

从理论上说，民主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经验上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暴力和战争的过程。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主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就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苏格兰来说，这一波独立运动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主要还是起源于撒切尔当政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民主意识替代不了民族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失。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美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种族问题之后，人们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这一次弗格森枪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脆弱。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但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有效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收入差异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

西方国家本身面临着众多的问题，没有人有十足的信心相信民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的民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来自内外两个层面。就外在因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和美国所背负的，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包袱”的东西。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社会中，存在的对西方和美国的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中东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然，西方衰落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中东，从长远来看，更广大的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与西方和美国衰落的同时，另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变动，就是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这个变动也必然对非西方的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手段。

中国崛起重塑地缘政治利益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

在下一个层次，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今天，中国一直所强调的是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

很显然，中国本身的政治秩序的变化更为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这种模式尽管也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西方那样的模式。可以相信，中国模式不会取代西方模式，但会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

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大变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秩序也必须得到重建；这种重建也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内部政治形式的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和内部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