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激浪，彭明珠

(海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海南黎语(以下简称黎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黎语支［1］［2］，主要分布在海南中南部的乐东、琼中、白沙、五指山、保亭、东方、昌江、三亚、陵水等九个市县，其他市县也有零星分布，截止1997年，使用人口约110 万人。［3］黎语可分为侾、祀、美孚、加茂、本地五大方言。自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工作者就开始了对海南黎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一个重要语法范畴，是语言实现计量的特有机制，研究量词短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语言的计量方式，也可以窥见人类对客观事物计量的认知机制。本文首先梳理海南黎语量词的主要研究，探索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下海南黎语量词短语研究的一些可能论题。

一、黎语的研究

对黎语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92年杰里迈森的《海南岛的黎族土著及其语言》、1931年法国萨维纳神甫的《黎法词汇》及1937年德国史图博的《海南岛的黎族》等文献。［4］国内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对黎语进行的方言调查。欧阳觉亚和郑贻青在早期的语言调查基础上写成了《黎语调查研究》一书［5］。此作中，作者主要对黎语侾、祀、美孚、加茂、本地主要方言及其他一些黎语土话的语音系统进行区分与描写，收集了1630 个黎语词汇，此外，对黎语语法也有所涉及，但篇幅较少。郑贻青、欧阳觉亚还编著了《黎汉词典》，以黎语侾方言为基础，收入词条6700 余个，为后人研究黎语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基础。［6］

郑贻青、欧阳觉亚的研究引起学界对黎语研究的极大兴趣，后续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黎语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黎语归属和历史演变问题的讨论［7］［8］;二是对黎语语音系统的描写［9］［10］［11］;三是关于黎语的使用现状问题的研究［12］［13］;四是黎语的语法研究［14］［15］。整体而言，黎语的研究缺乏语法专题性的研究。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区分于印欧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而黎语属于汉藏语系的侗台语族的黎语支，同样具有很发达的量词系统。对黎语量词系统的专题研究势必使我们对黎语的语法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为语法理论建构起着积极的意义。下文梳理有关黎语量词的主要研究。

二、黎语量词研究

(一)本体研究

关于黎语量词的本体研究，学界未有专题研究。早期的文献有《黎语简志》、《黎语调查研究》、苑中树《黎语语法纲要》，［16］这些文献只是用较小的篇幅提及黎语量词，主要是关于黎族量词的简单分类。学者们普遍认为，黎语量词粗略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其中名量词分为三小类，即一般量词、度量衡量词、借用量词(借用动词作量词)。涉及量词分类问题的还有王学萍的《中国黎族》［17］。文明英、马加林描写了一种很有趣的语言现象，即黎语中数词“pun2”或“poŋ2”(“十”)一般不通过量词而直接修饰名词。［14］101文明英、文京的《黎语长篇话语材料集》［18］前三章对黎语进行基本的介绍，其中有涉及黎语量词的用法，如里面提到黎语量词不能重叠，若要表示周遍义，则要在个体量词前加上“ran55”(每)。他们还指出，通常某一特定的黎语量词只能修饰某一事物，而不能乱用。如pan53(只)只能用于水牛，pha11(个)只能用于男性等。此外，他们发现黎语中新出现的一些语法现象，其中有两条和量词有关。一是量词修饰名词的语序有变化，原来量词只能出现在名词前面，现在量词可出现在名词之后，见下例［18］47:

二是原来黎语的指示代词(如“nei55”(这))只能放在数量名之后，现在的黎语也能接受指示代词置于量词前面的语序。如下例［18］47－48:

文明英、文京认为这可能是受汉语影响所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该作的第四章提供了大量的黎语话语长篇资料，涵盖故事、寓言、诗歌等方面内容。这些资料对今后系统研究黎语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基础。

整体而言，有关黎语量词本体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缺少专题研究，语言描写极为不充分，未能形成量词的系统研究。

(二)历时研究

黎语量词的历时研究主要是探究黎语量词的产生、来源及发展演变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为数不多。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讨论了侗台语族量词的产生时间、产生方式和发展问题。他们通过侗台语族50 个最常用的量词对照表，从同源词对比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侗台语族的量词至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处于萌芽阶段［8］876－892。他们指出，黎语与侗台语族的其他语言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分离了，所以黎语量词和其他语言的同源词很少，因此，他们认为在黎语和同语族其他语言分离时，量词还没有产生。他们还指出，侗台语族的名量词产生方式主要是通过直接用名词本身作量词或者用与被修饰名词有关的名词作量词，动量词主要是用与该行为、动作有关的名词或时间名词作量词。黎语量词前置于中心名词前面的现象是量词在黎语中的一种特殊的发展，不属于侗台语族语言内部发展的规律，是长期受汉语影响所致。蒋颖的博士论文《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对汉藏语系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度研究，主要揭示了汉藏语系名量词起源、产生动因、产生机制等问题。黎语属于汉藏语系，此作中自然对黎语量词也有所涉及，但篇幅很少。［19］

关于黎语量词的历时研究，目前仍缺少专题研究。专题研究需要对黎语量词进行细致的归类，分析黎语量词的历史发展层次问题。

(三)对比研究

学界对黎语量词的专题研究寥寥无几，难得一见的文献有吴艳的硕士论文《汉语量词和黎语量词比较》和冯青的《海南黎语与汉语量词的异同》［20］［21］。这两项研究对黎汉两种语言的量词用法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发现黎语量词系统的一些特点。

吴文主要从量词分类、短语结构形式和句法功能三个方面对黎汉量词进行对比，对两者的差异进行描写与说明。在量词分类方面，吴文指出，黎汉量词的大类划分大体相同，如都可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但在小类的划分方面略有不同，如黎语不区分临时量词和借用量词，没有复合量词。关于量词和名词搭配问题，吴文发现黎语个体量词的表意功能更强，即量词的语义专门性更强。在短语结构形式方面，吴文主要从数词和量词组合、量词重叠、量词省略、数词省略等角度对黎语量词短语的特点进行描写。如，黎语不能通过量量重叠式来表示周遍义，但是可以通过“数－量－数－量”即“ABAB”的重叠方式来表示。黎语指示代词和数量结构的组合语序比较灵活，可出现在数量结构前面，也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后面。关于句法功能，吴文认为黎语同汉语一样，量词短语都能在句中做主、谓、宾、定、补等成分。但在具体的运用上，黎语量词短语较之于汉语有一定的限制，如黎语数量重叠式“ABAB”不能在句中充当主语。她还讨论了黎语动量词与动词的搭配，动量词与动词的语义关联等问题。吴文对黎语量词的研究较之于其他文献关注面比较广，提供的语料比较丰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黎语量词短语的语法特点。但是，对黎汉量词短语一些细微差异仍缺乏深入的分析，缺少理论上的探讨。

冯文的研究除了对比黎汉量词在量词分类和语法特征方面的异同外，还探讨了两者在表义功能方面的异同。他认为汉语的量词数量要比黎语量词多得多，换言之，黎语量词较之于汉语还不是很发达。接着他指出黎语量词的类属性要比汉语强，也就是吴文所言的语义专门性较强，通常某一类事物只能带某一特定量词，如下例［21］86所示:

一般来讲，类属性比较强的量词系统，即某一特定量词只能表示某一类事物，量词兼类使用的情况比较少，这似乎也可以说明该语言的量词系统是比较发达的。是否真如冯文所说的那样，黎语量词的数量要比汉语少得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黎语量词进行更为系统的描写和统计方可定论。此外，从上例中可以看出，黎语量词似乎有“性别”(gender)的语法范畴，如lau11用来修饰男孩，而haɯ11则修饰女儿。当然，这种“性别”的范畴在黎语量词系统乃至整个黎语中是否成系统，我们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在量词的语法特征方面，冯文对黎语量词不能重叠等现象也进行了说明，跟吴文总结的情况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冯文发现黎语数量词短语在数词为“一”且整个短语作有定(冯文用“特指”的术语)语义解的情况下，数词“一”往往可以省略，如下例［21］86所示:

“这一只鸡要死了。”

这种量名表示有定的结构在粤语、吴语等汉语方言中比较常见，但普通话不存在这样的结构。

在量词的表义功能方面，冯文指出黎语量词较之于汉语缺乏褒贬的情感表达，如汉语量词“位”有尊重的感情色彩，而黎语量词缺乏类似的表达。除了黎汉对比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把黎语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对比［19］。

总而言之，以往的研究对黎语量词短语的用法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描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黎语量词的研究还未成系统，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还不够充分细致，缺乏对语言现象间内在联系的探究，理论上的洞见也不够。我们认为，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黎语量词进行研究更能关注微妙的语言现象，发现更多的语言规律，进而丰富我们对黎语量词系统的了解。下文我们从理论解释的角度对黎语量词的研究思路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是为抛砖引玉。

三、研究论题新探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的研究真正步入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阶段，语言学研究从以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传统转变为重视对语言的共时研究，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结构研究，发展了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与研究方法，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角。但是，以往黎语量词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描写结构主义的研究阶段，未能吸收现代语言学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难能有新的发现。我们认为，对黎语量词的深入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语言类型学的视野

语言类型学是基于共同的语言形式特征对语言或者语言成分的归类，它的目标是辨别跨语言的语言形式以及这些语言形式之间的关联性。［22］7石毓智指出，类型学的研究就是跨越一个单一语言系统的研究，旨在探求人类语言共性背后的机制以及形成语言结构多样性的原因。［23］1Aikhenvald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人类语言的量词①Aikhenvald(2000年)研究的是Classifiers，学界一般把此术语翻译为量词，也把汉语的量词翻译为classifiers，实质上classifiers 只对应于汉语的个体量词，详细的说明可参看张赪(2012年)。系统，涉及量词的类型、认知机制、句法功能、以及量词和其他语法范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讨论。［24］国内学者近些年来也越来越重视量词的类型学研究，专题研究有张赪的《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25］，陈玉洁的《量名结构与量词的定语标记功能》［26］，李云兵的《苗瑶语量词的类型学特征》和《论苗瑶语名词范畴化手段的类型》。［27］［28］我们可以借鉴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黎语量词放在类型学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可以对黎语量词的语法特点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有利于发展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戴庆厦、朱艳华指出汉藏语系语言中的量词问题是有待开垦的领域［29］。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一是黎语数量词短语语序。Greenberg 总结出的共性第20 条(Universal 20)讨论的是名词词组内部数词、形容词、指示词的语序排列问题，并没有讨论量词在名词短语内部的线性顺序［30］87。戴庆厦、朱艳华认为汉藏语系语言多数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进入后会引起句法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当然，黎语量词短语及整个名词短语的内部结构理应纳入类型学的讨论。

二是黎语量词的性别范畴。根据以往文献的观察，黎语量词有“性别”的语法范畴，如个体量词lau11(个)用来修饰男孩，而haɯ11(个)则修饰女儿。性范畴历来是语言类型学所关注的一个论题，黎语的性范畴是否成系统，我们需要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黎语量词以及整个名词短语，此外，还要考察同语族内的其他语言，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一些类型学规律来。

三是数词省略问题。黎语数量词短语在作有定语义解的情况下，数词“一”往往可以省略，如例(4)，重列如下:

“这一只鸡要死了。”

那么，量名短语表有定语义的现象在黎语中是否常见?黎语量词的这种表现与汉语南方方言粤语、吴语的有定量名短语有何联系?陈玉洁通过对汉语南方方言的考察发现，这种有定的量名结构是省略中性指示代词或者有中性用法的指示词的结果，总结出以下两组蕴涵关系［26］527:

(6)量词发达语言:“一”的脱落＞指示词脱落

指示词发达语言:“一”的脱落＞量词脱落

黎语是量词发达型语言［19］。那么，黎语量词中是否也存在类似汉语南方方言中的中性指示代词或有中性用法的指示词呢?值得注意的是，黎语的指量结构当数词为“一”时，数词却不能省略，如下例［20］28所示:

“这本书是谁的”

在上例中，“tsɯ33”是不能省略的。为何在有定数量词短语中，表“一”的数词可以省略，而在指量结构中，表“一”的数词却不能省略呢?我们认为，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究能从类型学的角度发现一些语言规律，有利于语法理论建构。带着问题或理论去考察语言事实好比是佩戴一个显微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发现更为细微的语言现象。相信采用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黎语量词会给我们带来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二)认知语言学的视野

认知语言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概念化的方式来研究人类语言的一门语言学理论，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涵盖范畴化与典型理论、概念隐喻、意象及其维度、框架理论和脚本理论、拟象性、语法化和语用推理等方面的理论［31］。

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角度研究量词较早的文献有Tai ＆ Wang，Tai ＆ Chao 关于量词范畴化的研究［32］［33］。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量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行列［34］－［40］。量词研究的认知论视角主要包括维度比的研究和范畴化的研究［37］21。Tai＆ Chao 认为形状量词的语义差异主要在于物体维度的多少，如“条”指在一维上扩展的长形的东西，“张”指在二维方向扩展的平面物体［33］。石毓智的分析与Tai ＆ Chao 不同，他认为物体各维之间的比例是表事物形状量词的首要认知基础，对二维概念来说，“宽维”和“长维”的比值趋于1 时用“张”，趋于0 时用“条”［35］。熊仲儒用范畴化分析方法研究汉语量词“口”，揭示了许多有趣的现象［36］。以上的文献都是关于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对少数民族语言量词认知研究难得一见。李云兵的《论苗瑶语名词范畴化手段的类型》是为数不多中的一篇，该文讨论了苗瑶语中量词对名词范畴化现象［28］。我们认为，把黎语量词纳入认知语言学框架进行研究，定能有新的发现。通过黎语量词的认知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黎族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机制(例如范畴化机制)与其他民族是否有不同之处。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如何用维度比或者范畴化的理论解释一些很特别的量词，如只能用于水牛的量词pan53(只)，只能用于男性的pha11(个)?如何解释黎语量词hom53(个)从表圆形物体的专用量词演变成通用量词?通用量词hom53不能修饰有生命度的名词，这与汉语的通用量词“个”完全不同，这又是为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对黎语量词的表现有进一步的发现。

(三)形式语言学的视野

形式语言学是一个讲求形式化的研究语言的方向，在方法上，形式语言学采用科学的方式对语言提出形式化的解释，对语言的规则、原则等作形式化的抽象性概括［41］7。生成语法学是形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理论，自乔姆斯基［42］创立以来，经过逾半个世纪的发展，语言学家们把越来越多的语言纳入该理论体系进行讨论，创造出丰富的形式语言学理论。其中也不乏有关于一些所谓的“边缘”语言的讨论，如通过对非洲班图语族(Baitu languages)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发现很多奇特的语言现象，为形式语言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汉语方言以及我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形式语言学研究［41］［43］［44］，但是关于黎语的形式语言学研究还未能看到。量词研究一直以来是形式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有关的文献不胜枚举［45］－［51］。量词的形式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名词的可数性、数量词短语的内部结构、量名的搭配和指称等问题。我们认为，把黎语量词纳入形式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能从理论上对黎语量词现象作出解释，也能推动生成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如吴文提到黎族中没有对应于汉语的数－形－量－名结构，只有数－量－名－形结构。见下例［20］26:

“一大块肉”

汉语中数－形－量－名和数－量－形－名结构的语义是不对等的，如“一小粒米”和“一粒小米”的语义是不一样的［50］。那么，上例中的黎语量词短语的语义是否等同于汉语的数－量－形－名结构(“一块大肉”)呢?如何解释这些结构的差异?再如，汉语中的指示词－数－量－名结构(简称指量结构)中，若数词为“一”，是可以被省略的(如“这个人”)，然而黎语中指示代词不能和量词直接搭配。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若进一步去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值得研究的还有黎语量词的分配义、量词与修饰成分的关系、量词与话题句、量词重叠等问题。我们还要依托黎语与汉语及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合理解释黎语量词短语的一些规则限制现象，如量量重叠限制、量词不能带结构助词(如汉语的“的”)，量名短语不能出现在无定的句法位置(如汉语中的“(买)本书”结构)等问题。

本文梳理了海南黎语量词的主要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有关黎语量词的一些基本语言事实描写，使我们对海南黎语量词有了很多了解，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以往的研究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还不够充分、细致，缺乏对语言现象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乏理论上的洞见。21 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认为，把黎语纳入现代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框架下研究势必会有新的发现，使黎语研究更具生命力，也能让更多的人关注黎语、了解黎语。鉴于此，本文分别从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的角度展望了今后黎语量词研究的一些可能论题。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讲黎语的人口越来越少，黎语已经逐渐成为濒危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文化，世界上每减少一种语言都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因此，为了保护与发展黎语与黎族文化，我们需要加大黎语研究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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