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学书写或一种新史传文学——阿来《瞻对》的文体学分析

兑文强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阿来的《瞻对》以文学书写的加减法讲述了康巴瞻对地区两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作者没有把重心放在历史的长篇叙事上，而是在依据各种史料简笔勾勒历史的同时，又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和眼界来反思历史。区别于一般历史传记，在官方史料缺失和记载空白的情况下，《瞻对》征引了民间传说的“史”料和“史”角，以民间故事体的叙述方式填补和修复了被无意识阉割的瞻对历史。《瞻对》没有循规蹈矩于一般历史传记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模式，而是叙事议论散文随笔游记众体皆备，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文学书写，或者说一种新史传文学。

关键词:阿来;《瞻对》;历史反思;民间传说;新史传文学

公元7世纪上半叶，雅隆部的首领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自这时起，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往来才始见于历史记载，其中尤为后世称道的即是唐太宗时文成公主的和亲入藏。通读历史，不难发现，从唐朝到清朝入主中原统治中国这一千年间，历朝历代中央对西藏地方大多只是形式上的统治，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治理，这种“统而不治”的政策给川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后果。“1644年清入关建国后，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安定地方，羁縻远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利用扶植藏蒙等民族虔信的藏传佛教作为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1］333由于藏区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宗教矛盾，如果只是着眼于维护地区稳定扶持一个教派而不是着眼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的进步，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有可能激化矛盾产生新的不平等，“由于清政府的佞佛，特别是对15世纪才兴起的格鲁教派的尊崇，致其势力逐渐强大，取得了压倒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和噶举派(白教)的绝对优势，并掌握了地方政教大权。这样，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根据清朝规定，不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其全部财政收入，俱归入寺院，……由此，格鲁派寺院集团轻易地聚集了大量的钱财，用于非生产性质的宗教事务中。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男子流向寺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脱离生产的寄生的社会阶层。”［1］349这正是瞻对地区历史上夹坝频出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重复与文学书写的加减法

“瞻对(今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地处康巴。康巴人向来强悍，而瞻对人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当地人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长期以来，由于清政府在川藏实现“分封众建”的政策，瞻对地区一直处于封闭落后停滞不前的状态。有清一代，瞻对变乱频起，清政府多次出兵瞻对，但瞻对依旧贫穷落后。阿来的《瞻对》以1744年乾隆年间一队清军在瞻对被劫掠写起，以事件的荒唐反讽反映出瞻对地方的特殊性。作者在征引一手史料简要地叙讲了这次战事后，在瞻对善后一节中，作者疑问道，“经过这样大一场战事后，瞻对本地有什么变化呢?除了因战争少了一些人口，毁了不少房屋村寨，没有什么变化。……曾经因大兵进击而拓宽的道路渐渐被榛莽所吞噬，这个地方又重新被世界遗忘。”［2］46到了嘉庆十七年(公元1814年)，瞻对变乱又起，清政府第三次出兵瞻对。对第三次瞻对变乱的主角洛布七力据报又是被烧死的结局，作者说，“又是重复的老故事!”通读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瞻对地区百年以来历史的因循往复充满了疲倦与厌烦。在瞻对一代枭雄贡布郎加的故事中，我们也可见到作者对历史故事重复的厌烦，“老套的故事要成就一个英雄，就要将另一个豪酋作为牺牲。在这个故事中，这个牺牲者就是祖先是英勇善战的蒙古人的章谷土司。”［2］112在贡布郎加征服了霍尔五土司时，作者写道，“贡布郎加这位瞻对人的英雄，依然逃不出这片土地上演了千年之久的故事路径。”瞻对几百年的历史尽可以停滞不前因循往复，但阿来在《瞻对》中却并没有沿袭一般史传文学既定的时空叙述模式，而是依据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小说的思想主题，采用了一种文学书写的加减法:对那些重复的历史情节和繁琐零碎的历史细节进行删减去除，而对那些要突出和强调的历史内容，则征引多方史料，细笔慢叙，采用了文学书写的加法，从而多视角地呈现了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清朝六次出兵瞻对，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先后历述详录，而是从第二次瞻对变乱写起。对第一次清政府出兵瞻对，作者只是在叙述这次出兵征战时夹叙其中，这既可被看作这次变乱的背景，又可看作对瞻对问题由来的介绍。对其他几次征战，作者的叙述或增或减、详略各异。对清朝第四次用兵瞻对，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叙写，其原因就是这次变乱是瞻对历史上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次，而这次故事的主角贡布郎加，也是瞻对当地的英雄，当地的传奇人物。阿来用了两章二十二小节共计一百多页详写了贡布郎加的故事，占去了全书的1/3的篇幅。在叙写贡布郎加的故事时，和之前的几次清王朝征战瞻对的叙写不同，作者先单设一小节:“谁是布鲁曼”，写贡布郎加在瞻对当地的影响。接着又详细地叙写贡布郎加征服当地众多土司部落的辉煌史。和文学史上一般的史传文学作者不同的是，阿来既不是奉命编修史书的古代史官，也不是旨在演绎历史故事的古代小说家，作者始终带着反思和总结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即使在叙写瞻对的一代枭雄贡布郎加的征战扩张史时，作者也没有沉浸在英雄贡布郎加曾经的辉煌中，而是始终保持着现代学者在反思历史时应有的冷静和客观，以文学书写的加减法来叙讲历史，总结历史。在追溯贡布郎加从兴起到覆灭的故事中，作者对贡布郎加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叙写，而对他的局限性也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英雄如布鲁曼(即贡布郎加)，终于也未能超越时代与文化，所以，最终也只是那种社会氛围所能产生出来的一代豪酋”，尽管“他比此前的所有豪酋更蛮横，更顽强，更勇敢，更有计谋，更残酷，却也一样不知天下大势，一样不曾有半点改变社会面貌的愿望，最终，一样地要在历史的因循中重蹈覆辙”。［2］12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叙事的加减法并不是作家对历史的随意剪裁随意书写，而是在对历史增减详略的叙讲中，体现出作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阿来历史叙事的加减法不只是体现出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反思，更重要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平等、正义、国家和民本等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应有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就清政府第五次对瞻对用兵，作者指出，与其它几次瞻对兵乱不同，这次动乱是下层民众不堪统治阶级昏庸残暴的统治而奋起反抗的正义起义，他们由撒拉雍珠领导，在把藏官驱赶出瞻对后，便束兵卸甲等待清政府的英明统治，不想等来的却是清政府的围捕清剿。对这次有清以来第五次对瞻对的征伐，作者写道，“这是瞻对百姓的悲哀，在一直声称要‘用德以服远人’的清廷，则是一个荒诞无比的巨大讽刺。”［2］184而清政府之所以断然出兵征剿这次民众起义，其根本原因就是“意在安抚西藏上层”。作者由此总结道，“历朝历代，所谓的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贡布郎加是瞻对历史上的一代枭雄，但在作者看来，真正的英雄是撒拉雍珠，因为他发动和领导的是一次反抗腐败黑暗统治的正义起义，而不是为开疆扩土不惜牺牲无数生命的个人英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正义理念和民本思想。在这里，作者采用的是文学书写的加法。

对有史可考的历史事件，作家依据主题以及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进行文学加减法的书写，对那些正史无录、于史无征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同样搜集了各种相关材料进行详细的叙写展现。关于民国初的川藏历史，正史记载的很少，有的地方甚至是没有记载，对这种情形，作者在引用了可以查考到的历史记载，如当时民国政府的记载以及袁世凯的电文外，又参考了其他一些可信的资料进行叙讲，“袁世凯在电文中还对辛亥革命在拉萨作乱的清军的作为表示了歉意。但达赖喇嘛不领这个情了，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请求原来的官位与封号了，只是‘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一权’。继而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表电文，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说，这是‘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全藏统治的声明’”。［2］284“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中说:‘达赖川滇军西征，惧，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护商务，派兵进驻江孜，为藏声援。”通过这两则个人记录，对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对瞻对两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作者无不搜集各种史料全面展现。诺那活佛和20世纪初二三十年的川藏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对诺那活佛，作者单设一节详细地叙述了他的传奇故事。对于本书描写的瞻对历次变乱的主角也是如此，如第二次瞻对变乱的主角班滚、第三次瞻对变乱的主角洛布七力，作者不只查找各种史料记载，而且前往当地打探查访。对第四次瞻对变乱的主角贡布郎加，作者更是以全书1/3的篇幅详记始末。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对瞻对两百年的历史变迁的叙写并不是随意剪裁、随意书写，而是根据主题或“加”或“减”，或详或略，加减相宜，详略得当。通读全书，我们不难看到作者面对因循重复的历史故事而展示出高超的文学书写的加减法技巧。

历史的阉割与民间传说的“史”角

有清一代，瞻对地区一直事端频起变乱不止，清朝前后多次出征瞻对，但清朝的官方史料对此记载很少。可以理解，对于清政府而言，瞻对只是出现在地方官上报战事的奏折中川藏地区一蕞尔小邦。即使瞻对由于民族宗教等原因有它的特殊性重要性，皇帝最多设立一个专门处理相关事务的地方机构足矣。相对于清王朝整个辽阔的疆域来说，瞻对的问题还是不值得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思虑的。在清王朝的史书中，相对于那么多国家大事，史官也没有理由去专门安排篇幅写瞻对。事实上，对长期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府来说，边远地区几千里外发生的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知道，很多时候，即使知道，出于某些可以想象的避讳，官方史书的编修者也不可能如实写入正史，有时甚至是于史不录，如清朝第四次出兵瞻对征剿当地枭雄贡布郎加时，当地传说贡布郎加曾羞辱过征剿大臣琦善，像这样有失清王朝体面的事件，即使皇帝和史官都知道，一般也不会写进史书。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史记载的缺失和空白可以看作一种历史的阉割。由于清朝有关瞻对的官方史料相当有限，阿来的这部《瞻对》写康巴瞻对地区两百年历史变迁的书，引用的多是地方史料、民间传说以及时人的一些游记和回忆录。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以来，中原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多持有偏见和歧视，这即所谓的蛮夷之说。《孟子》滕文公篇中，孟子就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3］又把信奉神农学说的许行看作“南蛮鴃舌之人”，“夏夷”之分不言而喻。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清政府编修的史书中，如我们在阿来的这部《瞻对》中所看到的那样，也会对川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存在某种程度的无意识删减和遮蔽，这种无意识的删减和遮蔽也可以看作一种历史的阉割。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来的这部《瞻对》所征引的地方史料和民间传说却提供了一种新“史”料和“史”角，弥补和修复了因官史记载的删减和遮蔽所造成的历史的阉割。从某种意义上讲，如阿来在《瞻对》一书中所表明的，民间传说所提供的“史”料和“史”角更接近历史本真，更值得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借鉴和反思。

《瞻对》中作者多处引用民间传说讲述历史。清王朝多次对瞻对用兵，嘉庆时清王朝第三次对瞻对用兵，平乱后，川藏的地方大臣向嘉庆皇帝上报此次瞻对变乱的主角洛布七力已被烧死在寨中，对洛布七力的这样的结局，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官史的记载，而是征引了一些地方史料进行了继续的追踪:“我所据的《清实录藏族史料》九册和《清代藏事辑要》两册中，再也没有关于此事如何了局的记载，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2］74“据《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当地学者昔饶俄热所著《新龙贡布郎加兴亡史》一文，洛布七力真的没有烧死。文中说，清军进剿时，自甘孜南下，从大盖地方过雅砻江桥，猛扑切依，包围瓦达波绒官寨。其时，洛布七力的一个儿子攻打炉霍未归，洛布七力也不在寨中，只有一个儿子布拉马在寨固守。……清军大怒，向其发起攻击，并于当晚焚烧波绒官寨，布拉马烧死寨中。”作者又找到了当地以前一个僧人对瞻对旧事的记录，对洛布七力的最终结局，这个僧人的记载是:“洛布七力一开始就藏身在村边一处房子里，后逃进深山，据传好几年间，都有甲日家和阿色家四侄八舅提供饮食。”关于洛布七力的结局作者还引了当地的一种传说，“这个故事说，一个作乱的土酋被官军和民兵重重围困于寨中。江东这边，押了已投诚的部下喊话劝降。这位劝降的部下喊话时完全是恶毒的咒骂，……这位用恶毒的语言喊话者，其实是暗示被困的土酋，在四面合围之中，从官寨陡峭岸壁下的江上逃跑，……那位土酋真的就乘夜跳江，而且，真的就逃出生天。”对清王朝来说，洛布七力不过是自己辽阔疆域上一个偏远地区的头领，他即使能发动地方变乱，但终究掀不起多大的波浪，其最终的结局对清政府编修史书的人来说，也是照川藏地方官呈报朝廷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直录，清政府的史官一般情况下不会详加查考。但对瞻对地方来说，洛布七力却是当地的英雄，是影响了他们历史的人物，不管这个人物真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还是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他终归影响过他们的历史。这样的人物终归会留名于他们的历史，这样的人物也终归会成为当地民间传说的主角，这正是民间的逻辑，这也正是民间的“史”角和“史”见。就洛布七力来说，不管是当地史料还是当地传说，最终的结局都是活着的，而不是被清军烧死。一般来说，民间传说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想象性，是瞻对当地人不忍接受洛布七力被清军烧死的悲惨结局而对他们的英雄的结局进行了可以理解的想象和虚构?还是洛布七力真的没有被烧死真的活着?和本书的其他章节一样，作者阿来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当然，就书中给出的史料来说，也没人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清史所记载的洛布七力最终被烧死的结局是大可质疑的。就像第二次瞻对战事时清王朝的地方涉事官员为逃避责任对班滚的最终结局进行谎报一样，谁又能肯定地说，这次史官对洛布七力的最终结局的记载不也是和上次如出一辙的地方官谎报的结果呢?官史的记载有可能不准确，那么民间传说就极有可能是真实的。就《瞻对》来说，书中很多的民间传说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虚构，而是有很大的可信性，完全可以看作历史阉割后一种可资研究的新“史”料和“史”角。如关于瞻对的英雄贡布郎加的民间传说，就有很大的可信性。

不同于第三次瞻对战事的主角洛布七力，作者只是对他的最终结局引用了民间传说，而对瞻对地方有史以来最大的英雄人物贡布郎加，作者在征引各种史料叙讲他的故事时，又专设几个小节讲述了民间传说中贡布郎加的一些生平事迹，包括他的出生和最终的结局。对英雄人物，自古的各种传记传说都是说他们和一般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瞻对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贡布郎加也是如此，第四章第五节作者直接以“护法转世的贡布郎加”为题来讲述贡布郎加的出生和生平的一些故事，“贡布郎加一出世，就被一位高僧目为恶魔降世。”、“也有高僧说他是护法神的化身。其名中的‘贡布’，在藏语中就是护法神之意。在藏传佛教所构造的神灵世界里，护法神大多是些出自本土的恶魔凶神……”民间传说虽然把贡布郎加的降生说成是恶魔和护法转世，但就恶魔护法在佛教中的角色来讲，基本上却和贡布郎加的生平的作为是相符合的，未尝不可以看作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贡布郎加的一些真实事迹，“传说他皮肤黝黑，眼睛发红，身强力壮，但凡遇到禽鸟虫蚁，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青年时，贡布郎加身边更聚集一帮青少年，打架斗殴，偷盗抢掠”、“他还不是一味地任勇使气，遇到强敌，也知隐忍退让，事后再图谋报复”、“贡布郎加也很熟谙当地豪酋们用婚姻关系壮大势力的传统办法。……”所有这一节对贡布郎加生平事迹的介绍，尽管征引的是当地传说，但结合贡布郎加平生的所作所为来说，很多都是符合贡布郎加的思想性格和处事方式的，所以有很大的可信性，完全可以正式补进贡布郎加的史料中，这即是民间传说提供的一种新的“史”料和“史”角。除了上面的那一节外，作者还专设一节讲述民间传说中的贡布郎加，“有这样的故事说他的残暴:贡布郎加待在官寨闲来无事时，有一种特别的娱乐，就是命人随便从周围的村庄中找来一个婴儿，往其肚子里灌满奶汁，然后，他亲手将婴儿从官寨楼上摔下，看着那小生命摔在楼下的石头上，鼓胀的肚子炸开，牛奶飞溅。贡布郎加会抚掌大笑，说，人死去也可以不流血，而流出雪白的牛奶”、“有这样的故事说他的强横:……”、“听一个僧人讲贡布郎加的故事。讲他对僧人，也就是对佛法的大不敬，同时也讲他的狂妄。这个故事也发生在眼下这个地方:话说那个时候，……”这一节还讲了一些贡布郎加其他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当地口头相传、史无记载的贡布郎加的生平事迹。把这些民间传说中反映的贡布郎加的思想个性和他的平生事迹放在一块儿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民间传说中呈现的贡布郎加有很大的可信性。这些民间传说为我们理解认识这个瞻对地区的一代枭雄提供了新的依据，也为我们思考和评价他最终的结局以及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提供了新的“史”角。

通过《瞻对》，我们不难发现，民间传说不只提供了一般史书不可能读到的可资研究的新“史”料，也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提供了另一种“史”角。从某种程度上讲，民间传说故事反映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没有话语权的下层民众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对有作为的君主来说，对当朝执政的人来说，下层民众的思想认识才是最应该重视和考虑的;对于忠实于历史、有责任心的编修史书的人来说，下层民众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才是最应该听取和收录的，这或许正是作家阿来在历史被阉割之后，在《瞻对》中通过征引各种民间传说来讲述历史所启示我们的一种新的“史”角，一个反思和回顾历史所应该坚持和秉承的基本立场。

多文体写作或一种新史传文学

阿来的《瞻对》并不是一部对康巴瞻对地区两百年历史变迁的编年体传记，也区别于一般史传文学的长篇叙事。作为一部书写一个地方历史变迁的作品，这本书自然很多的章节是叙事的，但我们细读这些部分，和其他叙事体史传文学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瞻对》在叙事的同时即在议论，边叙边议，夹叙夹议，叙事的部分不比议论的部分多很多。《瞻对》减去了很多历史故事的繁缛细节，也没有纠缠于历史事件的枝枝蔓蔓，而只是以简笔勾画历史事件的枝干脉络，继而或抒发感慨或议论分析，始终把历史故事的讲述把控在自己的笔下，依据主题，长则征引各方史料详细叙写，短则简叙要略勾画了了，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这部小说从乾隆时清王朝第二次对瞻对的用兵写起，对这次战事，作者直接引用当时川藏各级官员和乾隆皇帝的奏折旨谕，叙写了清王朝对川藏边疆的蕞尔小邦瞻对的征战史，“《清实录》明确记载:‘江卡汛撤回把总张凤带领兵丁三十六名，行至海子塘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驼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作者接着简单地介绍了江卡、汛、把总后，又直接引用其时的地方官员的奏折继续讲述:“庆复这位封疆大吏在奏折中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怒:‘官兵猝遇野贼，自当奋勇前敌，苟枪毙一二，众自惊散。’但这位张把总却‘怯懦不堪，束手被劫’，‘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以致‘即摆设塘汛，俱属具文’。”“从奏折看，庆复……”、“乾隆皇帝也很冷静: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远在陕西的川陕总督庆复已经奏报在前，才有近在成都的四川巡抚纪山就同一件事情上奏在后，……”短短的几百字，通过地方大臣的奏折和乾隆皇帝的旨谕往来，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其时地方官员和皇帝对事件的认识和处理，这和一般史传文学的长篇叙事有根本的不同。在作者征引史料简明扼要地讲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作者同时也在表达对此次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边叙边议，夹叙夹议。这种把历史叙事和分析评论紧密地结合起来的文体我们几乎在一般的长篇叙事性的史传文学中很少看到，这是《瞻对》这本作品主要的写作手法。对第三次瞻对战事的主角洛布七力，官史记载很少，作者征引了当地藏文文献，从另一个角度把故事的主人公介绍给读者:“这位洛布七力，祖上和下瞻对土司本是一家。后来，其曾祖小班格为争夺土司位，被其兄所杀。其曾祖母与孤子贡布登被逐出下瞻对土司官寨，迁往中瞻对地方。贡布登从小便有复仇之志，……贡布扎西和沙格玛的儿子就是洛布七力。……”这一小节，作者只以几百字便将瞻对的由来以及洛布七力的家世、出生以及洛布七力起事的缘由叙讲得清清楚楚。对清政府第六次征战瞻对，作者除了援引川藏官员的奏折以及皇帝的旨谕外，又征引了西方人的记录:“在西方人所写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这场冲突被这样描述: 1895年，明正土司侵犯瞻对。……”［2］188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瞻对》基本都是这样直接征引历史史料简明扼要地勾画历史，进而分析评论，以叙事和议论紧密结合、共同推进的方式完成的，这正是《瞻对》这部短短三十多万字的作品即可以完成对一个有着民族宗教政治文化等诸多问题的地方两百年历史变迁的成功叙写的重要原因。

阿来的这种直录历史史料叙事，夹叙夹议、边叙边议的手法在把作者从浩瀚繁琐的史料叙述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保障了作者更多的书写自由和发挥空间。在《瞻对》中，我们不只可以看到叙事体、议论体这些一般史传文学经常采用的文体，而且还会读到散文游记随笔式的写作，如在讲述1930年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之战的过程中，在讲到1932年西藏和川康边防军签订《汉藏停战条件》时，作者于几节长篇叙事后，插入了自己几年前途经此地的一些见闻，“六年前的一天，我开车从德格县城出来，在一个叫砻垭的地方停留半天。那个地方，有一座旧城堡的残迹，一道从谷中伸向山头的蜿蜒的旧城墙。……”［2］292这一部分，完全是游记随笔式的写法，不只使读者暂时从冗长繁琐的历史叙述中抽身出来，而且在作者随笔式的闲散笔调中随着作者对历史的感慨而转换一种视角。除了这种在历史叙事中加入散文随笔的写作外，《瞻对》中有些章节是完全可以抽出来作为散文独立成篇的，如第二章的最后一节:“闲话岳钟琪”。这一小节名曰闲话，却非话闲，它补叙了前文少于讲述的和大金川最终和解的原因，大金川之乱最终土司莎罗奔和清朝和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岳钟琪起的作用，“岳钟琪到了前线，统率数万汉、土官兵，节节逼近大金川土司的核心勒乌围。莎罗奔支撑不住，在降与不降间踌躇不定时，岳钟琪带少数兵勇亲赴敌营，迫降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除了和其他章节在内容上的关联呼应外，最重要的是，这节完全是散文随笔式的写法，“我在岳府街上，在暖阳下徘徊，遥想这位陨落于两百年前的将星种种传奇。不远处施工工地堵了一条街道，身边车行拥挤，人流紊乱，倒不能影响我平心静气，遥想当年。”这一小节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完全可以抽出来作为一篇散文来阅读。《瞻对》中有很多这样的散文随笔式的章节，如第十章的“诺那活佛的传奇”一节，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诺那活佛在川藏的地方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区别于《瞻对》中的其他人物，只是在讲述瞻对历史的过程中进入读者视野的，对诺那活佛，作者单设一节讲述他的故事，“该离开大白之战，来说说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这一小节也完全可以抽出来当作个人传记读，读者完全可以像读一般哲理性的散文那样，在诺那活佛人物颠沛流离的一生中感慨历史、感慨人生。《瞻对》中这些看似散漫无由、作者随性插入散文随笔性的小章节，既避免了作品一味讲述历史的枯燥乏味，又使得整本书富有变化、灵动不板滞。

(责任编辑:毕光明)

参考文献:

［1］陈庆英．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阿来．瞻对［M］．成都:四川出版社，2014．

［3］杨伯峻，杨逢彬．孟子［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0．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Ah Lai’s Zhan Dui

DUI Wen-q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Ah Lai’s Zhan Dui narrat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Zhandui，Kangba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in a literary method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In the book，the author has not only sketched history based on various historical data but also reflected o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view of a modern pers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lengthy narration of history．Distinct from ordinary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paucity of official historical data and records，Zhan Duimanages to fill up and restore Zhan Dui’s history deprived unconsciously in the narration mode of folktales by referring to the“historical”data and perspectives of folklore．Different from the style of narration in ordinary historical biographies，Zhan Dui is composed of pieces of various styles such as prose of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informal essays，travel notes，etc，thereby having constituted a literary narration of history or a new literatur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Key words:Ah Lai; Zhan Dui; reflections on history; folklore; new literatur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作者简介:兑文强(1982－)，男，陕西延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05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6－00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