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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视阈下的协商与民主

2015-07-25吴杰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政治生态协商民主

吴杰华

[摘 要]政治生态理论强调全局视角,关注组成系统的诸多因素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强调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在这一视角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被看作依托当代中国生态场域的动态、开放的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居于不同的生态位,推动政治协商在不同维度上的纵横延展,其中,党际协商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居于系统的核心生态位。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构成了系统的外部空间生态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拓展了对民主概念的认知,发展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和基层民主,有利于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互动,有助于形成多向互动、均衡有效的生态链,进而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关键词]政治生态;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4-0043-08

一、引 语

或许是因为政治的语言格外具有争议性,即使在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发源地的西方世界,“民主”一词的概念也是多维度的。如果我们深入探究西方世界里各种运作成熟的民主制度安排,就会发现,即使是根植于同一片价值土壤,但开出的“民主之花”却是形态各异、多姿多彩。这种“结构多重”不仅体现在制度之间的现实比较中,而且在同一种制度体系中,也包含了对不同理论的筛选、融合,最后的结果可能不会百分之百地吻合任何一种理论阐释。相比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外来输入式的,还面临着跨文化、跨语际的困境,在制度设计上和西方世界有着更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用民主制度的多样性来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民主作为一种与“专制”相对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但实现目标的路径则可以根据各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进行具体选择。应该说,这种解释路径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当一个后发国家面临现代民主转型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时,至少可以为本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上的逻辑支点,避免落入全球化浪潮裹挟下的“民主陷阱”。但是很显然,虽然依据这一路径发展有助于在强弱分明的国际社会中保持选择的独立,但要在外来价值目标的标尺下,发展与本国文化相适合的民主制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仓促实行政治变革、民主转型,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就是这种“民主困境”的鲜活注脚。

新中国的政治架构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色,政党的出现是近代以降,中国逐步接受西方政治理念的结果,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达致政治共识,实现民主建国的历史,验证了近代中国谋求国家独立和民主发展的积极探索,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民意基础和政权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石,以合作协商的政党关系为主线,以政治共识为目标,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虽然经历了挫折,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重要一环。从政治协商到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范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学术界的强力推动,我国在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中早有协商性的安排,但系统的协商民主理论源于西方理论界。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该理论传入我国之后,由于词义上的契合,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经历了前期介绍翻译阶段之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很快与我国已有的政治安排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完善与开拓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意义,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正式认可,也可以看作是对学者们长期努力的肯定。

不容否认,协商民主理论打开了一扇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门,但要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还需要厘清一系列的问题:协商民主与以往的民主概念有何不同?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在多元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如何科学地界定协商主体和客体的范围?在通过协商达致共识的理念指导下,又该如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引领力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这一民主制度置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用系统的方法实现整体的把握。在这方面,政治生态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范式的依托。

二、政治生态:一种分析民主制度的政治学方法

“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反思。整个自然界将生存价值目标多样甚至对立的万物容纳为一体,使其共生共存,组成了一条和谐完美的生态链,这促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系统中自我组织的能力。当我们把个体、社会、国家、自然纳入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用全局的、整体的视角去考察,就不会片面地拘泥于单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与否,而开始关注构成系统的诸多环节,客观理性地分析各个影响因子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以及由于各因子之间的互动而对政治系统的发展趋势产生的积极抑或消极影响,即“不以确保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人、社会等某一单项指标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适化,即充分兼顾人、自然、社会诸项因素,使之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1](P77)。

以政治生态概念作为切入点,并借此来分析民主制度在某一特定国家的生成与发展,就是要将政治体系看作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系统,强调的是“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2](P327),并通过“在其内部诸组成部分得以冲突与合作为特征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中实现着协同进化”[3](P124),寻求的是将民主自然地融入各种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在对立中谋得统一。

在政治生态的视角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一系统是开放的,也是动态的,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外部条件进行有机的沟通和互动,从而达成政治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同时在这一子系统内部,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存在着政治资源的输入和政治信息的输出,这意味着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绝不是西方政治理念的简单复制和翻版,而是依托当代中国的生态场域,通过多维度的比较提炼,形成符合政治生态目标的理论基础,进而对制度的完善起到理论上的推动和指导。endprint

在运用政治生态这一政治学范式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分析时,要注意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

(一)场域性。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看来,“场域”的概念更像是一张大网,空洞的社会在这张大网上被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不同区域,形成一个个次级“社会小世界”,“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P134)。场域概念的提出,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体拓展到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相应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拓展为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人群的互动。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政治生态已然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大变化。基于不同的政治偏好,社会个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必然会结成不同的社会空间,组成次级的小社会,这些小社会在政治生态系统内会发生冲突、矛盾,大量的协商和妥协也会以群体为基点展开。所以,“场域”的概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

(二)包容性。包容性是政治生态理论对多元社会整合的一种回应,当多元化社会日益成为民主政治发展必然要面对的客观背景时,拓展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为相互之间的政治交流和利益表达提供制度平台,包容政治结构和参与者的多元差异及不同,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政治生态的包容性决定了现代政治体系的混合结构。在观念上,要能够反映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动机迥异的政治要求;在组织结构上,也相应地强调功能的分化和专业化。包容性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和协商程序等诸多方面。我们所追求的协商民主形式不仅要包括“人民”范围内的一切社会成员、阶层、党派和集团,而且要求这些参与主体之间尊重与自己主张不同的意见表达,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要宽容、妥协,最大限度地谋求政治共识的实现。

(三)动态性。政治生态理论强调系统性,而系统性本身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若干部分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动态运行是反复运行于生态系统内的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种动态性首先是由子系统的动态发展决定的,伴随着子系统在系统内部生态位的不断调整和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调适,同时生态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也必然要维持动态的均衡。“任一系统的可持续运行,既要依赖于自组织的能动力,又离不开来自环境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他组织动力。没有外部环境在能量上的输入,没有外部环境新质、异质成分的给养和刺激,没有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和监控,系统会日趋封闭,从而失去能量递补,并因之最终走向自我毁灭。”[3](P3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也会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会吸纳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信息,经过相关系统加工后,输出符合内外环境要求的各项制度,达致政治生态系统的均衡,这种均衡不会是某个时间点上的静态均衡,而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动态的均衡,表现为政治生态的内外系统之间以及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在政治信息和政治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上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

三、生态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石

“生态位”的概念和理论最初被应用于生物学的范畴,指的是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和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异的。生态位理论的提出促使生物学家的关注重点从单一的物种转移到这一物种在所生存、活动的生态环境中的地位,以及在食物链中与食物和天敌的相互关系。随后,学者们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扩充,将其拓展为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关系。生态位理论在生物界的应用,表明了物种的独特性。在生态系统中,物种和生态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特定的位置上,有且只有一个物种的存在。这些物种在自己固有的空间内活动,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时间、空间等具体位置关系,而更加侧重于彼此之间的功能联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位的相关研究也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生态位理论的阐释体系中,人的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取代,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提高生存发展能力。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次系统之间不是简单的竞争性关系,在时间、空间以及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方面,更加倾向于在保持适度竞争的前提下,彼此补充,实现合作共生和互利多赢,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在整体、全局上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必然要伴随着以社会转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生态变迁,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释权和社会增权的互动中不断创新政治制度,传统的、行政集权式的社会整合机制已逐渐消解,社会内部分化已经形成,国家与社会在对立中谋求统一。公民社会的发育拓展了参与政治生活主体的范围和动力来源,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生态系统的分裂和不稳定,恰恰相反,“稳定来自复杂性”。经过动态的分离、对立、融合、合作的过程,在多元包容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形成相互配合的有机社会政治生态系统,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就必须保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法治性和有序性,防止民主参与变成民主暴政。

按照德国学者卢曼的看法,人类社会在自我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依据分化的基础和程度不同,可以从纵向时间轴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区隔分化社会,这一阶段主要以家族和部落的分化为基础;二是阶层分化时代,这一阶段主要以阶层和阶级的分化为基础;三是功能分化时代,这一阶段的判断标准是诸多社会子系统的形成,这些子系统承担了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不同的社会功能,也是人类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当社会分化为功能各异的子系统之后,子系统内部会形成各自独特的运行规则,子系统之间会保持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政治系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在形成的过程中,依赖于社会资源的供给与输入,同时,通过政治理念和制度的输出引领社会系统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系统内部诸多要素的运作不是随机和无序的,它们必然会占据相应的生态位,并据此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生态位的合理分布和有机配置,可以维持政治生态的平衡,并保持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运行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样依托和反映了社会生态的变化,并且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系统,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纳入越来越多的社会信息和资源。从现阶段来看,党际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端和具体运作形式,在政治系统内部居于核心生态位,通过政党政治的践行,推动着政治协商从党内民主向人民民主、从基层民主到顶层设计的纵横延展。endprint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探索实践源于革命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后,将长期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上升为执政方略,逐步形成以“政党协商”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发展思路,同时也为今天的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在这一制度设计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也处于不同的次级生态位。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也为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空间,解决了权力集中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制度张力,适应了政治系统所面临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和谋求国家独立与政治民主的双重压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也必然会依托党际协商这一现实平台,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彼此之间的合作互动,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是由党内民主拓展到人民民主,所以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保证政治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这一环节包括的内容极其广泛,狭义上可以将其限定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组织建设、思想作风、反腐倡廉、执政能力等方面。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了在不同历史阶段确定的任务目标、制定的路线方针等。参政党的自身建设也同样包括了思想、组织、制度等多个方面。由于二者居于不同的生态位,所以在政治生态系统内起到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核心,从宏观上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把握着制度建设的大方向。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政治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党际协商和沟通互动,保证了系统的边界性,使得政治资源能够合理配置,从而也推动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

四、生态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

参照自然生态的原理,只要自然界中有生物的存在,就会有相应的作用或影响空间,就会形成一个通过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综合生态效应的空间分布,即“生态场”。所以,“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能量、动量和质量等物理量在一定空间的分布。”[5](P40)在政治生态系统中,同样有生态场的存在,从外在表现形态来看,政治生态场并不局限在显性的制度层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隐性形态,是由社会系统内在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融合而成的综合体系。相比制度的硬约束而言,生态场的约束力和规范力都是软性的,但对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却有着潜移默化,甚至是决定性的长期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生态场的约束,这种影响不是线行、单向的,而是多维和重叠的,对外表现为多种思想和观念的碰撞与并存。我们可以粗略地梳理出三条主要的理论脉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党合作和统战理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支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其进一步阐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重要理论支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会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同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但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二者在理论基础上的不同阐释和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则提供了本土性的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深入拓展提供了逻辑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从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出发,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进行了现实批判,强调民主是人民自我规定的实现形式。在提出民主理论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关注,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复杂性和长期性,提出要实现政党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要善于联合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在具体问题上,也要通过彼此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派合作观点在当时的国际组织中得到了落实,国际工人协会就是比较典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国际政治协商性组织,在这一组织中,很多重大问题都是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得以解决,协会的团结合作也因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维护。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特别强调在协商过程中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不能一味迁就和妥协。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治思想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度阐释,中国共产党就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就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实现了民主建国,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经历过波折,但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在理论层面上的把握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实现途径都进行了更加详细全面的论述。习近平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的讲话中,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明确定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

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理念的关注,源于自由竞争式选举民主在现实政治生态系统中暴露出的种种不适和弊端。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强调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相互辩论和协商的重要性。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极大地拓展了协商民主的研究领域和路径,从最初的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批判和纠偏,发展为将协商民主看作是获得政治统治的真实合法性和提升民主质量的重要依据。其中,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成为不同学术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学者将协商民主的理论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多元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承认社会的多元发展,但认为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社会个体具备理性思考和认知沟通的能力,这种天然内在的自我导向能够保证个体之间在公共领域内的平等沟通和有效协商。按照这一逻辑,罗尔斯认为,社会个体之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态中无法达成理想的协商共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个体的内在潜能受到了外部诸多因素的干涉,这些干扰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宗族差异等多方面。相应地,在制度设计上,罗尔斯强调以减少这些外部干涉因素为目标,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参与协商的个体置于“原初状态”,保证协商参与者通过理性自由的沟通过程,达到一种“重叠共识”,从而包容社会差异,消减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则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协商民主的实现确实需要参与者具备理性的沟通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社会个体能够天然具备的,而是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的。因此,参与者的协商能力不是固定和不变的,而是要受到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的影响,是动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价值观和取向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一过程必然呈现出多元分化和复杂性。所以,相关制度构建不仅仅要为个体参与提供自由的协商空间,还需要关注协商参与者的协商能力的构建,为了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共识,甚至需要为协商划出明确的限制,从个体协商转向社会协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不同的学术倾向,但他们都强调协商民主的对话和沟通,强调民主过程的开放和参与,这为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背景下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参考。endprint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念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契合性。中国政治文化隶属于中国文化的大系统,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其中,“和合”思想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和合”思想意味着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通过相互之间的彼此借鉴,取长补短,而不是相互对抗,最终将多元的差异纳入有机的统一体之中,从而达到相互依存和融合统一。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生态体系的不同,传统的政治文化并不能为今天的协商民主发展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撑,但“和合”思想中蕴含的处理“同”和“异”、“一统”与“多元”的治国思想,却与协商民主存在着理念上的关联。尤其是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民众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通过隐形的内生方式影响着民众的政治行为,使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协商式的解决途径,无疑可以为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提供本土资源。

五、生态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价值

笔者借助生物学中“生态链”的概念,不是要强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借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维和相互关联性,通过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压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和演变,使次级生态系统内部的生态因子之间形成平衡协调、动态连接的层级结构。通过政治能量在系统内外的输入和输出,保障社会不同个体、集团、阶层的政治参与和诉求,在系统诸要素之间建立起多向联动、均衡有效的生态链。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拓展了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和认知

“民主”是一个概念上的多棱镜,它折射出人们对自身组织的多重认知,同时随着历史轨迹的延伸,也在不断变换着具体的内涵。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民主意味着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从君主转向民众,授权来源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主权在君”转向“人民主权”,民主也以人民公意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一民主理念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安排上的困境,因为在多样化的个体基础上达致公意的一致,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在民主的主体和实践环节可操作性的要求下,基于自由竞争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成为民主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民主安排解决了如何在国大民众的生态环境中实现民主的制度难题,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这一民主形式有着自身的缺陷,并不能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权利,当移植到社会生态系统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后,更是表现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但由于缺乏理论工具的批判,对选举民主的反思更多的是出于实证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协商民主理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对选举民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拓展了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和认知。同时,促使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进行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发展的自我性、独特性,选择一条适合本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发展和完善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相结合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架构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是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是在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权建设双重价值目标下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竞争式的政党模式,而是以合作与协商作为制度基点,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也为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这一政党制度适应了当时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使命,通过政党协商实现民主建国的政治路径,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就一直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依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平台,党际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过程中,必然会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理论和制度支点,继续引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推动相关制度建设的深入发展。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基层民主的深入发展,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有效途径

对于自由竞争式选举民主的弊端反思是推动协商民主蓬勃发展的直接动因,在推崇协商民主理论的学者们看来,在选举民主的运行程序中,民众只能在投票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一环节结束之后,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离,民主制度的监督功能和调节功能都会受到限制,这一点在基层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依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国情,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和民主主张,必然要在政治层面得到呼应,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将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架构中的重要方面。协商民主在基层和微观上的实践,要以人民民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为公民的广泛参与提供制度渠道,通过“民主恳谈会”等多种模式,为相关利益主体提供平等协商的机会,促使各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理性地博弈和妥协,在理解对方诉求的同时,合理地修正自己的价值偏好,最终达成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均衡方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基层的落实,可以有效地化解冲突,同时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诉求表达,也有助于实现民间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推动基层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以独立、理性、参与为特征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来,目的是从文化的视角对社会个体的政治行为以及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英、美、德、意、墨五个国家的实证比较,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地域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并且认为支撑现代民主政治体系的公民文化是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混合,以参与型为主导,辅之以地域型和臣民型为补充。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一个公民文化的塑造过程,这一过程与制度的完善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脱胎于传统的、强调等级秩序和人身依附的政治体系,天然地缺乏平等、独立、法治等现代民主基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将政治主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定格为否定和对抗,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要通过革命和斗争的途径解决。这种政治文化导向显然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不相符,需要进行系统转换。由于政治文化涉及社会心理层面,所以这一转换过程必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在加强公民教育的同时,实践中的制度推进无疑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民众在参与民主协商的过程中,通过话语沟通实现认知视角的转换,在彼此包容和妥协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清晰地主体认知,重塑自我,实现政治文化在个体层面的推进,进而推动社会视域内的政治文化转向,相应地,政治文化的模式也会由单一的二元对立转向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多元并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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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新颜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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