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云南省博物馆 熊燕

白腊谷
—香格里拉历史上的商贸中心

文·图 / 云南省博物馆 熊燕

措古隆村远眺

松赞林寺

在松赞林寺脚下，畔着神湖拉姆央措，有一个叫措古隆的小村庄，清末，这里被称为“白腊谷”，藏语意为金盘子，是整个建塘镇的商贸中心。在香格里拉藏族的婚礼上，都有唱送嫁歌的习俗，送嫁歌都要先唱松赞林寺，再唱白腊谷，可见这里在香格里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建立，白腊谷被纳入到新的行政区划中，时光飞逝，白腊谷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由于藏区特殊的寺院经济，如今当我们再去追溯这个村庄的历史时，就不免要将它与松赞林寺曾经的辉煌联系到一起。

宗教背景

历史上，苯教及藏传佛教诸教派在迪庆都有流传，但其势力大小深受各教派在西藏境内兴衰的影响。明朝继承了元朝对藏区的管理以后，非常担心退居北方的蒙古和硕特部南下与藏族联手，所以在北方驻屯了大量军队，造成了南方兵力的不足，于是效仿前朝“以夷制夷”的政策，积极在滇川藏交界地扶植地方力量。明军攻克大理以后，当时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德率众主动归附，从此被明朝廷不断封官赏赐，并赐姓“木”，以“世袭土知府”身份统治丽江。在明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势力范围达到了今迪庆、怒江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地区。明时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康区颇具影响力，而中央王朝对其也多有偏爱。木氏土司亦深知藏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点，因此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自然就超过其他教派，且结成了互惠的“施主”与“福田”关系。借助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木氏土司巩固了自己在藏区的统治，而噶玛噶举派也在木氏土司的支持下在中甸形成了较大势力。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今噶丹·松赞林寺的寺址上，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主持修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孜夏寺。

时至清朝，木氏土司在滇川藏交界处的势力受到打击。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中甸夏甲寺僧侣在木氏土司的支持下发生暴动，五世达赖喇嘛利用蒙古和硕特部出兵平息叛乱，乘机将丽江木氏土司逐出迪庆。后来，和硕特部将建塘地区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庄园。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也从噶玛噶举派转向了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个在十五世纪才最终形成的教派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势力最强的教派。孜夏寺毁于1674年的战火之中，1679年，在其原址上，噶丹·松赞林寺开始动工修建，历时两年，于1681年完工，五世达赖喇嘛赐全称：“噶丹·松赞林寺”。“噶丹”取意于西藏格鲁派祖寺甘丹寺，表示这个寺院属于格鲁一派。该寺院的修建不仅标志着格鲁派在迪庆藏区取得胜利，并从此作为康熙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所敕建的康区十三林之一，成为迪庆地区政治经济中心。

噶丹·松赞林寺坐落在香格里拉县（2002年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城北五公里处，寺庙整体依佛坪山而建，仿照布达拉宫的格局，寺院布局的中间，是主要的佛殿和各个地区的康参，这些构成了寺院的主体建筑，下方围绕大殿而建的是众多大小不一的僧舍，整个寺院建筑融为一体，气势恢宏，素有“小布达拉”之称。

白腊谷——金盘子

迪庆是从西藏通往云南各地的必经之路，自汉以来就是滇藏间重要的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但在明代以前中甸并未立市，仅为滇藏商旅往来顿足之地。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应五世达赖喇嘛请求，中甸立市，成为滇藏贸易的中转站。各路商贩将来自云南各地的茶叶、丝绸、铁器、红糖等物品运到拉萨，换回氆氇、毛布、药材、麝香、鹿茸等藏地土特产。在转运与贩卖中有着丰厚的利润，如一顶金边帽在拉萨卖6元，而在中甸可以卖20元；在中甸仅售0.5元半开的沱茶，到拉萨可以卖到4元半开。丰厚的利润使很多人跃跃欲试，但由于当时社会治安环境不好，匪患频繁，在中甸只有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喇嘛和土司才能到达西藏和丽江经商，而多数的小商人办货也只有两种途径，不是向喇嘛寺批发就是向来往的马商购货，这就造成了寺院操控市场现象的出现。

除了拥有自己的武装，松赞林寺还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迪庆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土官和流官。名义上是流官为主、土官为辅，但实权却掌握在土司头人和僧侣贵族手中，流官一职形同虚设。寺院与当地的实权阶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土司的孩子常常是活佛的候选人，在喇嘛寺中担任重要职位。土司与喇嘛寺是互为表里的二位一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中甸县设县长，但“政府任命的县长形同木偶，形同虚设”，这种情形一直到1950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变。

滇藏贸易的丰厚利润与松赞林寺所拥有的经济、政治资本，催生了滇藏贸易路上一支特殊的力量——喇嘛藏商。寺院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喇嘛外出做生意，如可以在寺院中借到无偿的经营资本，享有各种特权，即使与寺院做生意的商人也可以享有很多特权，如现存的唐嘎译文《噶丹松赞林寺》寺院指令中明文规定：“供应寺院的茶叶商人，到任何地方都不需承担差税”，没有经营风险。同时，喇嘛藏商还可以得到西藏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在进藏贸易中畅通无阻。这一时期，松赞林寺拥有上千万元的公共资产投入商业性行业，有2300多匹骡马进行商业贩运，寺院的喇嘛藏商逐渐发展成为云南二十余支著名大型马帮队之一。另外尚有六七十户僧人参与经商。据统计，僧人私有商业资金达260.6万元，而私营僧商拥有的资产最高达40多万大洋，最少的不下3000元大洋。

经济基础与政治资本造就了松赞林寺强大的寺院经济，中甸作为滇藏贸易的中转站，虽然进出口货物不收税，但外地商人运入中甸的货物大多都是托喇嘛寺转卖，其中的货物如酥油、氆氇、毛毡、鸡蛋、盐和铁等，则是由喇嘛寺垄断经营。所以松赞林寺成为中甸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可以操纵物价，控制市场。松赞林寺强大的寺院经济带动了寺院周围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来自丽江、鹤庆的商人汇集于此，形成了一个由外籍商人汇集而成的村庄——白腊谷。

白腊谷在当地藏语中意为“金盘子”，从词义中，我们仍能够推想出这个村庄在当时经济贸易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清宣统元年到民国六年（公元1909年至1917年），是白腊谷经济的鼎盛时期。当时中甸有滇商号近百户，其中大商号五十余户，如文顺祥号、庆兴祥号、仁和祥号等等，其中三十余户就在白腊谷。他们在这里成立商会，把中甸作为滇藏贸易的集散地和货物转换市场，商号们向松赞林寺雇佣马帮运货入藏，同时向松赞林寺购买货物到内地销售，松赞林寺商人与滇商号相互利用在白腊谷建起了滇藏贸易的“巨商堡垒”，当地藏语称“丝格出丁”。

白腊谷的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民国六年，民国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18年至1933年），社会动荡，中甸共出现八次匪患，其中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乡城土匪围攻松赞林寺，把白腊谷洗劫一空之后焚毁。很多商户迁出白腊谷逃回内地，留下为数不多的商人也开始“弃商经农”，盛极一时的白腊谷作为中甸经济中心的历史就此结束。1950 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甸，中甸解放。1957年11月，中甸全面开始土地改革，松赞林寺数百年以来拥有的土地、森林、牧场、庄户和各种封建特权被彻底废除。随着寺院权势的衰微，经济贸易依托于寺院特权的时代也一去不返，中甸经济中心开始由白腊谷转移到了县城的中心镇。在火烧与匪患之后，留在白腊谷的外籍商人并不多，留守的商人大多也与当地的藏族通婚，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慢慢被人们遗忘。之后，在白腊谷的旧址上，外籍商人的后代与当地藏民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措古隆。

措古隆藏语意为“湖上面的村庄”。这来源于松赞林寺前的拉姆央措，在藏语中意为“如意仙女湖”。湖东面的奶子河泉水缓缓流入湖中，湖中有茂密的水草和芦苇，黄鸭、大雁等鸟类常年群居于此。在五世达赖喇嘛为松赞林寺选址的时候，曾得到谶示：“林木清幽现清泉，天降金鹜戏其间”。而“林木清幽现清泉”中的清泉指的正是这个美丽的湖泊。

随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基层社会的深入，措古隆作为一个自然村被划入建塘镇第五行政村。时代变迁，曾经辉煌一时的白腊谷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中甸城郊一个普通的藏族村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迪庆州旅游业开始兴起，便利的交通和厚重的藏传佛教文化底蕴，使噶丹·松赞林寺成为一个重要景点。游客的到来增加了措古隆村民与游客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措古隆村民加入到旅游相关服务业中。

日出日落、时光荏苒，近百年过去了，白腊谷曾经的辉煌和兴盛似乎无迹可寻，辉煌时期的松赞林寺和白腊谷似乎是一幅已经逐渐发黄的卷轴画，伴随着茶马古道上清脆悦耳的马铃声渐行渐远，如今的措古隆是一幅鲜活的旅游景点繁荣景象。

（责任编辑 赵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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