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华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孟浩然是最典型的盛世诗人，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时候，他刚刚诞生，到玄宗清除宫廷内乱稳定政局的开元初年，期间近三十年的时光，孟浩然并未离开过风景秀丽而稳定安详的故乡襄阳，过着富足而安乐的田园生活。先人留下的基业使他不需要从事辛苦繁杂的劳动就能丰衣足食，而儒家耕读传统与当地东汉末年就盛行的隐逸风尚又培养了他好读书且爱隐逸的品格。据相关资料显示，孟浩然还有乐于救难解纷的侠士情怀。可以说孟浩然是那个时代的翘楚。尽管闻一多先生称赞孟浩然是“为渊默的理想而隐居的诗人”未免过于理想化，但是，孟浩然简单淳朴的诗歌风格使他成为继陶渊明之后最杰出的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也是不争的事实。他的诗中既有隐士情怀和隐居乐趣，又没有陶渊明那样对乱世的忧郁。如果说陶渊明的饮酒多少具有排遣郁闷的因素，那么孟浩然的乐酒则是纯粹享受生活的风流豪迈。如果说陶渊明的隐居躬耕是为了躲避污浊黑暗官场对自然人性的戕害，因而神往上古羲皇时代或者幻想世外桃源的话，那么，孟浩然的隐居则是享受大唐盛世和平宁静的现实生活。因此，他的山水田园诗里，洋溢着朋友之间真诚的友谊，充满了渴望与同道隐居的林泉高致。这首《夏日南亭怀辛大》就典型地表现了孟浩然的山水隐逸情怀，也体现了他以线性展开的简单结构表现内蕴真挚情感的个性特点。

这首诗写在一个夏日明月清风的良夜难眠的时候，想念隐居万山的同道好友辛谔的情怀。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经历与情感体验，但是孟浩然那看似率然挥洒、毫不经意的描写，却具有耐人咀嚼的味道，那清澈透明的心境与洁净清绝的大自然完美融合，达到了难以言说的诗歌化境。

首联描写夕阳西下明月东升的动态过程，颇能显示孟浩然闲适宁静的心境。“山光”一词很有讲究，是长期山居生活并敏锐感受昼夜变化的细致体验，因为夕阳西下之后，天空并不是马上黑暗下来，而是有一个较长的霞光漫染天空、峰峦、树林、村落的过程，此时正是牛羊回圈、农人归家、炊烟袅袅的温馨时刻，孟浩然或许正在欣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的黄昏景致，忽然，周围的一切暗了下来，可见他忘情欣赏的时间之长;抬头看看东面的山顶，原来灰蓝的夜空中一轮明月正在冉冉升起，清泠泠的光辉覆盖在山谷溪涧竹叶树杪之上，并倒映在波平如镜的水池中。一时间，白天太阳带来的炎热蒸腾暑气，仿佛被明月清风的凉意扫荡无遗，令人感到舒心惬意的夜晚已经来临。

次联就写沐浴之后纳凉的感受，为了迎接并享受这夜晚的凉爽，孟浩然散开头发，打开门窗，悠闲地卧在凉榻上，敞开衣襟，迎受清风的吹拂，品味明月清辉的诗意。一个“闲”字就将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态展露出来，如果说陶渊明卧在北窗之下享受夏日凉风便觉得成了“羲皇上人”还是虚幻不实的话，那么孟浩然散发乘凉“开窗高卧”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隐居乐趣，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安足，所以不需要神往遥远的上古，足见孟浩然的时代是一个多么宁静祥和的世界。

第三联“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是孟浩然的名句。夏天的夜晚，水池旁高轩闲敞，沐浴之后高卧凉榻之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映着月色的荷塘传来阵阵清香，四周是苍翠的凤尾竹，竹叶上的露珠滴落石级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月光、凉风、荷香、翠竹、清露、脆响，构成一个何等凉爽洁净、清纯高雅的境界。据《唐音统笺》记载：

王士源曰：浩然尝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联句，次当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以之筮笔，不复为缀。

“清绝”一词是对孟浩然诗歌意境的佳评，已成唐人的共识，故杜甫也赞美孟诗“清诗句句尽堪传”。由此可见孟浩然营造清静高洁境界的艺术腕力，妙手偶得的表象下实际上是长期生活积淀的苦心经营，只是不落言筌不漏痕迹而已。

清净雅洁的境界里，高人隐士当然也应该做点雅趣的事情，所以孟浩然当此凉夜清月之际，自然欲取鸣琴来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以博得知音的赞赏，然而，就像陶渊明酒醉之后狂抚无弦琴那样孤独，也像王维在竹林里弹琴长啸那般寂寞，孟浩然的心里也有知音不在近旁的遗憾。这一联写孟浩然的心理活动，从那并未付诸行动却深感遗憾的心态中，我们可见孟浩然渴望与知音同道隐居的闲逸情怀。

由此感慨，孟浩然自然想念起隐居万山的辛谔（辛大）来，以致夜半难眠还在思念故人。对辛大虽未作过多的描写，但从孟浩然长夜不眠的思念中可见其人品的清高旷远。

这首诗结构简单，情感也不复杂，为什么人们如此喜爱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可以与张九龄《望月怀远》进行一下比较。孟诗为五古，写夏夜纳凉怀念朋友，张诗为五言律，写月夜思念远方情人，题材相似而体裁有别;张诗思念对象模糊，运用比兴，意蕴含蓄;孟诗思念对象具体，高雅纯净，境界高远;张诗温柔执着、绵邈深情，孟诗追求知音心灵共鸣，清绝高洁。其次，从结构上看，孟诗采用展开式的线性结构，运用赋体的叙述、描写和抒情，给人单纯简洁的感受;而张诗通过比兴象征，在男女之情的表象掩盖下抒发的是追求政治理想的深层意蕴，给人含蓄蕴藉之感。那么，孟浩然的诗歌靠什么来感染人呢？孟诗是靠内蕴的真诚感人。像《过故人庄》就是以接到邀请、赴约途中、把酒话桑麻、最后不请自来的线性结构，来表达没有任何机心的真诚淳朴的友谊，在世态炎凉人心浇薄的环境中，只有这种毫无遮蔽毫不做作的真情才是温暖滋润人心的清泉，诠释了“清茶淡饭有真味，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至理。值得注意的是，孟浩然的大部分诗歌都采用这种平铺直叙的简单的线性结构，抒写他对家人、朋友的真挚情怀，变成了一种无须装饰也决不虚饰的高超的艺术，体现了简洁中寓含丰富的艺术造诣。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诗、画的悖与同

——苏轼《王维吴道子画》赏析姚华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苏轼此诗为嘉祐六年（1061）赴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作，是《凤翔八观》组诗中的一首。《凤翔八观》由《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以及《秦穆公墓》八首诗组成，苏轼自叙云：“《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由是观之，这组诗所记录的是凤翔当地几处著名的古迹名胜，写诗的意图是为介绍、宣传这些名胜的特殊之处——颇有些旅游广告的意味。

既是广告，自然要信息完备、描绘生动。故此八首诗篇幅皆不短，有些篇章甚至不乏冗赘铺排之处。东坡直笔写下所见所思，下笔豪纵，不故作收敛，可见气势。比较而言，这首《王维吴道子画》，章法清晰、议论精紧，读来颇见东坡神采，且在画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首值得细味的佳作。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普门、开元皆寺名。起首便先将保存王维、吴道子画的地点交代清晰。这是写诗示于“好事而不知者”的应有之意。此后便无更多平叙之笔，而是以议论携描写。首先总论曰：“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提起全诗之调，使全诗笼罩在充满苏轼个人意气的议论之中，为全诗立下总的基调。

以下则分论王维、吴道子二人的画品、画风。先从吴道子起：“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总论道子画艺，以“雄放”表之，“浩如海波翻”为渲染。承此翻腾放达之意，诗句由五言转而为七言，亦有如翻出一层波浪。“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形容酣畅可感。道子作画本即快畅，传说唐玄宗曾命吴道子画蜀道风景于大同殿，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道子一日而毕;又命李思训图之，累月始成（《独异志》）。东坡看到的虽是已作成百年之画，却依然能感受到此画在形成过程中那潇洒的笔意与作画者淋漓的气势，读之仿佛能随诗笔溯源到道子作画的现场，画家和画似乎同时活了起来。“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复才步步论及画面的具体表现。如各家注释所表出的，道子此画主题乃“如来灭度（即涅槃）”场景。《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可谓对这几句诗最明白详细的注解：“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躃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能尽死生之致者欤？曰‘画圣宜矣。”东坡所叙亦即为此，先叙双林——佛寂灭的地点，又点出佛言寂灭之理的画作主题，更多的笔墨则用来描述画面中的各色人物，他们互不相同的动作和神情。这是与道子之画“雄放”的整体特点相契的，此画中听法众人的形象为“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以胡人为形象的神鬼千千万万排布画中，且非静止而立，能表现出“相排竞进”的参差、动态之感，使人颇可会得道子雄放铺满、灵动飘逸的笔锋。如此便叙吴道子毕，不作更多“添足”之笔，利落地转到王维身上。

与之前结构相同的，苏轼此诗论王维也是以总括性的定位开篇：“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这一立论便下的与吴道子不同，不是“雄放”之类的形容词，而是“诗老”之身份与携兰佩芷的高蹈文人形象。下一句进一步解释诗人身份与其画作的联系：“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此为一句五言紧跟一句七言，与前面形容吴道子的两句七言在结构上对应、在句式上则略显参差，使长短句的相间不至太过呆板。东坡以王维之诗论其画，称赞其中清广疏致的风韵，便将其画与一般画工之作在本质上区分了开来。从这个角度立论，也是诗人观画的慧眼所在。“诗”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形容词，却可标志画作所具有的格调和风韵、那种隐而不露，藏于笔墨之外的淡美境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一评论便出于东坡，成一时经典。接下来便还是形容坐落于开元寺此画的具体画面：“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前写吴道子画中之人，重在写神态、动作等外在的表现。这里写王维画中之人，不知画面的情节和布置、人物的形象与数量，只说能见到其中听法之人风骨如鹤、悟道之心无想，实可谓见心入骨，极可供人遥想深思，较之前画所表现的意蕴也更深一层——佛家弟子不仅是形如胡人头如鼋者，而是因有超越世俗之思而独具风骨的悟道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画中有竹，东坡亦作重点的关注和书写。叙其“雪节”、“霜根”，前缀形容词点出竹经冬不败的傲然气节，而以“贯”字连接，此竹便似整体地连贯并站立了起来，写出贯穿植物整体、支撑生长的力量。据米芾《画史》中记载，“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可见东坡深明此理为表现竹子之关键。其骨既立，继而写其枝叶，虽相交凌乱，在风中似作无数舞动，芜杂错综成一片，然而茫然交错间不失本源，内在的意脉始终是相“贯”而不凌杂的，乃至一一可寻，这也本是竹子生长的真实之理，优秀的画家并不会对此失去把握。东坡写王维之画竹，重其对竹之生理气脉的把握，此本隐于形象之外，未必能为常人所易见的，东坡却认为这是画家最成功和难得的地方，也是一般画家所做不到的地方。墨竹在北宋成为非常受文人喜爱的绘画主题，东坡功不可没。其后与文与可论画，对“墨竹”津津乐道并乐于实践，此诗中可见用意发端。

叙二人之画毕，则以总体性的比较和评价收尾：“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如此意见鲜明的议论，使此诗可作东坡的重要画论看。苏轼虽对吴道子之画赞述有加，然“画工”一评，对其所能达到的境界做了根本的限制。作为画工的吴道子无论在绘画技术上多么高超，都将无法超越一个工匠所能达到的层次——即只是，也只能够全力表现绘画的形象而已。王维则不同：“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知道并且能够表现绘画“形象”之外的韵味，使画作别具一种更为高超的品格，从而脱离“凡俗”的境界，同时胜过所有其他的、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品。“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虽对二者之画的评价都很高，但诗人东坡，私心之中还是对摩诘之画更为戚戚。这不是对二者同在画家层面上画风、画技的比较选择，而是对两种作画方式、绘画理解的根本区分，对“文人作画”别开一种绘画格调的肯定。苏辙和东坡此诗，称“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单纯于艺术风格上比较二者，谓两人画风虽有别，却不宜作高下之论，其实未解东坡本意。

此诗结构及行诸其间的气势常为论诗者所称道。二人合论的结构布置，句式上既有相互对应之处，齐整可观;同时并不死板，偶出参差，以意运之，可见东坡善于安排的笔致。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称其“以史迁合传论赞之体作诗，开合离奇”，并述二人的同时有所侧重和尊崇，这是东坡的才气笔力擅长驾驭的写作之法。这一写法在之后被用得更为变化奇纵。如其《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一诗，虽写杜甫，也是拉来李白相衬。这使长篇诗歌的内部便非铁板一块，避免了单调平庸之感;多了变化、起伏、跌宕的可能性，增加了诗歌内部的张力。此诗作为早年之作，稍可见其后诗风之伏笔。

除了诗艺为人称道外，苏轼在此诗中对王维、吴道子画的态度和议论，在画论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吴道子之画历来被称述极高，有“画圣”之称，关键在其技艺上对前代的变化与开创。六朝之时，绘画笔法的种类与变化并未臻妙绝，盛行其时的用笔线条为“铁线描”，线条圆润挺健，但如铁线一般而缺少变化。及至吴道子，开创兰叶描，“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莱条，圆润折算，方圆凹凸”（米芾《画史》），笔势起伏变化，雄峻而疏放，极大地增强了绘画的表现力和画面的生动性。故而即便是东坡自己，对吴道子在绘画史上地位的评价，也是至高的。其《书吴道子画后》一文曰：“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东坡为道子笔下人物的表现力所深深折服，可即便是如此至高的评价，立足点仍然是在“百工之于技”上。他推崇王维，赞赏的理由不在技艺，而在其诗人的身份。从吴道子到王维的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宋代文人论画的立场和特点。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身份区别的自觉。“文士”与“百工”是两个群体。苏轼此诗，不是画家论画，而是文人论画。其对王维的认同，首先在于“诗人”，即“文人”的身份认同上。这与宋代文政的背景相关。宋代文人以“士”自命，“文士”与“百工”之间自古即有身份的沟壑。《礼记·王制》：“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此说屡为士人议论所引用，如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非常自然地区别君子与百工，且做出高下之判。文士对“百工”技艺的尊敬是有限度的，就身份而言，他们平行却不平等。吴道子显然被苏轼归入了“百工”的这一行列。而诗人王维，玄宗开元中举进士，官至尚书右丞，在身份上与苏轼更为接近，则更容易产生认同之感。

二是艺术上文人对绘画美学的阐释。北宋乃中国古代文人画美学的开端之际，苏轼及其弟子、友人的评论、实践对此功不可没。然而文人本非专业画家，未必经过常年的技艺训练，如何能够主导绘画之风？他们的功劳正在于对绘画全新的理解上。王维作为典型提出之后，一套新的绘画审美价值被建立了起来，这套价值由文人的视野展开，也给了文人侧身期间、乃至掌握话语权的空间。相传为苏轼所绘而流传至今的画作《枯木怪石图》，笔意较为粗疏，却仍能得到欣赏，关键在于士大夫的阐释。他们看重画面对绘画者性情人格的表达，看重画家对所画之物精神意态的理解和塑造。从写真到写意、写理、写情，这是文人画对绘画史的贡献。

以上两点互有关联，由技进于道，文人的阐释这一环节不可或缺。这或许是技艺走向人的普遍表征。丰子恺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叫作《画家的少年时代》，他发现，西方被称为“新兴艺术的始祖”的四大画家，“其少年时代不约而同地缺乏艺术的教养，都是成年后突发地变成画家的”，究其原因，他说：“现代的艺术与从前的艺术性状大异：从前的艺术是客观的，现代的艺术是主观的;从前的艺术是偏重理知的，现代的艺术是偏重感觉的。故从前的艺术创作需要工夫，现代的艺术创作需要眼光。”丰子恺所论的是西方绘画，而宋代文人画的发端及苏轼等人论画的贡献，也正在于提供了这样一种艺术创作的“眼光”。苏轼此诗对塑造王维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极有影响。明代董其昌将王维视作绘画史上南宗的开创者，又称其为文人画的祖师，正是以苏轼诗中之言为立论之根基。

这种“眼光”不仅存在于他们对绘画的议论中，也同样见诸对诗歌艺术的理解。强调不以“形似”论摹物工拙、强调把握事物之“常理”、强调主观不俗之“意”，这些都是宋人诗画理解上的相通之处。然而诗歌毕竟是与绘画所不同的一门艺术。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非常深刻地论述了诗画传统所宗风格之异。有趣的是，此文亦举东坡对吴道子的态度为例：“以画品论，吴道子没有王维高。但是，比较起画风和诗风来，评论家把‘画工吴道子和‘诗王杜甫归在一类。换句话说，画品居次的吴道子的画风相当于最高的诗风，而诗品居首的杜甫的诗风相当于次高的画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评论家们议论东坡此诗的艺术风格，认为东坡评论吴道子的词句，其实也是对这首诗的表彰。清代方东树称：“所谓“海波翻”、“气已吞”、“一一可寻源”、“仙翮谢笼樊”等语，皆可状此诗。”苏轼之诗大气斑斓、善于表意模形，正与吴道子的画风相近。诗、画之间的这种悖与同，可谓此诗立意的一个有趣注脚。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