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评

五、 研究方法之讲求与学术成果之创新

学术论著或论文，大抵兼含两个要素：论点陈述和材料排比。材料如何取得？全文如何组织？文本如何进行诠释解读？这些都是方法学的问题。研究方法的讲求，正是学术论著的重要利器。做事懂得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治学懂得方法，有助于解决疑难，提升研究成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乐用方法、善用方法、常用方法，以及用对方法。胡适受其师杜威影响，提倡“实证思维术”，所谓“方法”，即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所谓“拿出证据来”的“实验主义”。赫胥黎云：“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尼采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证方法作研究，的确较易开创发明，至少能够推陈出新。

所谓传统，指历代相传，至今不绝的某种东西。它是人类长久积累的经验，作用在维持合宜的行为规范上。传统，像人体的免疫机制，可以维护身体功能的稳定和平衡，协助抗御病毒的入侵。在学术研究中，归纳法、比较法和统计法，堪称传统的方法，正具备类似之功能与作用。一般科学研究，都用归纳法：科学家从观察自然现象开始，从中找出类型，再将此类型普遍化，造成一“定律”，或“原理”，然后以实验来检验此一定律，是否可以成立。“我不杜撰假说”，这是牛顿的名言;换言之，万有引力定律是从归纳法得出，断然不是从“大胆假设”得来的。清代乾嘉学者研究考据学，最常使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法。归纳法的操作程序，从广泛收集资料，到排比材料，以类相从;提要钩玄，厘出条例，经过比较分析，进而对考证对象得出一普遍性之认识。态度较客观，步骤较科学，所以结论也比较可信。

归纳法从排比材料，分析综合，到提炼论点，其间存在取舍定夺的问题。如果材料填塞，不知割爱;或者不能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则将流于单调沉闷，细碎平淡，就会出现“只见材料，不见观点”之缺失，这就造成归纳法治学的局限，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已作若干提示。改善之道，在穿插运用演绎等方法，相济为用。如史学家陈寅恪研究中古史与唐史，已不限于归纳，还穿插了演绎等方法，从而使研究工作显得很丰富多样。能相机审慎采用其他方法作补强佐助，反而能强化自己的新见，使之更加圆通完满。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确乎此理。

清代乾嘉学术，崇尚考据，注重实事求是，比较法为其中重要而常用之考史方法。如赵翼《廿二史札记》，考察正史书法优劣，即自觉采用比较考证方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是通过历史著作之比较，凸显史家修史必须详略得宜，方能重现历史真实面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以直书或讳书为准则，比较列朝史书，考察史家著作，而判定其优劣得失。崔述《考信录》，探究上古历史，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比较历代文章繁简之变化，得出“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之论断等等。比较法，是学术研究的常法;校短量长，求同究异;判别得失、优劣，察查消长、兴亡;考证真伪、是非，辨明雅俗、因革，都得运用比较法。黑格尔《小逻辑》认同的比较法，要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比较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料学既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自是治史的核心方法。陈寅恪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大特点，也都涉及比较方法。杜维运鉴别史料，提到同源史料之比较，异源史料之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之比较，也凸显比较方法的重要。论者指出：比较史学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类型。运用比较方法治史，首先要明确可比性，避免使比较沦为比附。比较研究的重点，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得“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只要做单向比较而已，更须兼用多向比较、交互比较，以免失之片面与误解。

面对寻求解决的问题，或提出试探性解答，或揭示类比式推论，这就形成了假设的命题。假设命题尽管尚未确认其可否，有待判定其真假，然在混沌恍惚情态之下提出“假设”，无异汪洋大海中之指南针，黑暗神秘幽谷中的声纳器，对于导航和探测，确实发挥了辅佐的奇效。研究选题提出“假设”，好比搭建桥梁，连结已知和未知，绾合熟悉与神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假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假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假设，就一定要更改。由此看来，假设是演绎法之一种。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作为研究方法之“假设”（假说），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学说，或有待求证的发现。可能出于灵光乍现的亮点，也可能是专业自信的特识，究竟是少数例外，还是普遍通象？支撑“假设”之证据，究竟丰富，抑或偏枯？经过推敲和考察，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当科学尚在创造阶段时，科学家往往提出假设，作为探索之导航;因此，不能避免猜度、投射（projection）、臆断（conjecture）等主观作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提出假设以后，迟早要交付客观程序的检证。检证过程中，主观的假设，自会受到考验。是非、优劣、高下、偏全之检验考证，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科学研究很重视“假设”，科学假说能否成立，取决于五项标准：相关性、可检验性、协调性、预测力、简单性;切合愈多，假说愈能坚实成立。研究选题既已拟定，初始假设亦同时成立，即可据此以搜集证据资料，决定进退取舍。待印证初始假说之事据多已到位，且能顺理成章进行解释;甚至触类旁通搜集到新事证，彼此也能相容为用，就可进层整合一组一组的假说，确认它可以成立，研究可以执行。史学、文学、哲学、思想之研究，离不开文本文献;所以，人文学门之研究，所谓“假设”，大抵建立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学家形成假设的主要方式有三：其一，借用文献之记述、暗示，或前人研究之成果;其二，通过演绎推理，从通则中取得假设;其三，通过类比推论，取得假设。推而至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则不远，其理相通：或缘于文献，或基于成果，或取自通则，或得自类推。高度概括，为其内涵特征;妾身未明，为其阶段角色。名家治学，多运用假设论证。如顾颉刚研究上古史，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胡适之对于战国诸子之兴起，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罗根泽发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日本内藤湖南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发现唐代为中古史之结束，宋代为近代史之开端。史学家陈寅恪研究隋唐之政治、历史，经常运用“假设”去探求新知。陈氏的“假说”，往往植基于归纳的基础上，目的在寻找历史发展之规律。

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的实际。因此，程千帆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特色，是将作品与理论作相济为用之整合，一则“以作品来印证理论”，再则“从作品中抽象理论”。尤其是后者，主张研究古代文论，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两者之中，尤其着重从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这种视野与方法，是企图“从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往往能有新的发现，真能获得更多的借镜和参考价值。

读书治学，为求事半功倍，往往运用方法，借镜范式。犹行军用兵，多讲究兵法，参酌谋略。“学古法而墨守前规”，是死法;“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是无法。死法，拘牵黏缚，不能奋飞;无法，天马行空，自由任意。“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则自出己意复得古法征验可否;“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是学古通变，创新出奇。前者，为“有法”;后者，已优入活法。一般而言，各学门之方法学问，并非楚河汉界，不相交通，不妨相互参照，彼此激荡。学术研究必须跨越疆界，致力新奇组合，就像蒙太奇之于电影艺术一般。新奇组合，造成惊人碰撞;扭转假设，容易发现不同世界;唯有跳脱旧有，才能开创新局。只要愿意改变，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

研究方法无论新旧，只要有助于结论的深刻，能发掘出生新的内容，增益学术之心得，都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否则，标新立异，竞逐时尚，无所发明，又欠缺补充，只是眩人耳目而已，实际的研究意义不大。如果变本加厉，反客为主，以西方思维方式解读诠释中国古典学术，则偏差失误，势所必然。程千帆有独特的建议：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大可不必追新求奇。

六、 观点之转换与学科之整合

因应学术之分工，学术之研究与发展，都各有各的专业和领域。彼此之间，往往画地自限，井水不犯河水。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语重心长指出“在学问大范围内，重重筑关筑墙”，是要不得的惯性思维。科学家再三呼吁：“不要受狭窄的专业分工所限制，应该自由思考，积极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唯有超越专业传统，扩大知识层面，多作学科交叉研究，融会贯通，相济为用，才有可能不断开拓新领域，生发创新之研究成果。

常人的思维方式，大多呈惯性反应，比如多率意即兴、因循苟且地朝正向、近距、浮面、熟习、直处、浅处、粗处、窄处，作平凡而封闭之思考。此种惯性思考、线性思维、趋同型、定势化，往往筑关筑墙、画地为牢，形成专业惯性的联想障碍，最不利于创新发明。救济之道，在于改变现状，转换观点，调整视角，从事学科整合，如此较有可能新创出奇。因为惯性思维容易造成认知锁定（Cognitive lock），认知既经锁定，就会深信不疑的固执于单一的世界观;一方面会“将违背此模式的所有资讯全数过滤掉”，再方面“也无法从别的角度来给予解释”。锁定其一，就会排除其余;打破“认知锁定”，转换关注视角，自是问题解决之道。

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如何在熟悉的视角之外，另辟蹊径，找到陌生而新鲜的观察方式？如何超越本身视野的限制，发现新材料、新细节、新关键、新议题？这就涉及跳脱惯性，转换观念等问题。宋朝文学家苏轼很提倡读书博学，所谓“八面受敌读书法”，即是侧重视点转换的读书治学方法。千万别像魔术师的女儿米兰达（Miranda）一样，在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雨》（The Tempest）中，成为禁锢在自己思想岛屿上的囚犯，直到外界入侵者上岸才会改观。跳脱画地为牢的象牙之塔，培养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能力，将会发现答案不只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视角自是新颖而多元的。

墨守成规，千篇一律，驾轻就熟、不疑有他，容易产生联想障碍，这是专业的惯性使然。如果我们有心突破，尝试接触不同文化、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扭转假设，以便发现不同世界;采取不同的观点，就可能得到加倍的收获。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改变惯性之论著窠臼，将思想研究置于政治史语境中讨论，不仅仅以程朱道学一系为中心，并非简单接受道统叙事的脉络而已。这部书提供了新的典范意义：不但提供了宋代思想的新脉络，也提供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角度。

心理学有所谓“最小可觉差异”（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指在思维过程中，可以被察觉到的些微变化。常人思维有其习惯性、趋同性;当你发现某一样事物不合现有模式时，就会千方百计迫使他符合;于是在合理化过程中，这“最小可觉差异”就会被隐藏起来，或者被忽视不顾。这“差异”也许不大，容易被认为无足轻重。但察微知著，一叶知秋，履霜知冰，见盛观衰，察觉几微小异的迹象，可以掌握趋势，看见未来。研究选题亦是如此，是否有学术敏感度，往往出现在“最小可觉差异”的地方，一粒沙可以见一世界，自微尘可以见大千，所以不应大意、不可忽视。

葛兆光发现：熟悉的知识背景，常常使研究者沿着传统的惯性直往下走，不大会跳出山外反观研究的对象。他钦佩“异域的眼睛”，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同时观察90年代后之学术界，发现文史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力改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就研究对象来说，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从重点研究中央、国家、都市，转向兼顾研究区域、边地、交叉部位。思想史与文化史如此论述，将极有可能发展出另一个学术脉络。学术研究能转换探讨观点，就比较容易创新出奇。

在创造思维的天地里，常将两个不同世界串联起来，如此可以突破疆界，泯除盲点，进而相互补充，彼此发明;此之谓“跨越边界”，或称为“双结合”。在学术专业分工趋向精细之现当代，为避免单科独进，以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于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大多提倡“打通”藩篱，致力科际合作。各个学科常常互相借用彼此的观念、理论、方法和发现，以完善本身的观念，充实本身的理论，改良本身的方法和印证本身的发现。跨际会通，学术整合，往往能触发生新之论点，独创之心得。精通一种专业之后，又熟习另一个领域，等于为解决问题添增另一把入门之钥匙。专业有疆界的障碍，惯性思维有认知之盲点，学术研究有必要跨越疆界，进行领域间的学科整合。

处理一般学术问题，当然必须仰赖专业行家。但要解决重大疑难，执行宏观构思，开发前瞻论题，则必须超越不同疆界，整合殊异领域，这就触及到跨际会通，学科整合的课题。一般专业而惯性的思维，都只顾及自己熟悉之单一视角;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已证明“专业”、“本行”害人不浅;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也提醒“关外墙外，自有天地”。学术研究，强调跨际会通，往往转化多元而不同之交叉层面，促成异场域碰撞，借由触发激荡，相济为用，于是创造发明，另辟崭新世界。这些层面，可能牵涉到两种文化，或多种科技。创造发明者，必须跨越原先所受之专业训练，超脱过去之惯性经验，将不同领域作完美之结合。显然，这是一项难能可贵之学术工程。

里瑞利·胡德博士（Leroy Hood）致力于创意发想，认为发明不只要跨越不同学科，而且要贯通不同学科。不只是跨越，而且应该超越不同领域的努力。唯有跨越疆界，从事学科整合，专业界限才能突破泯除，创意和发明才会不断涌现。于是胡德博士整合化学、工程、电脑和生物等不同科学之尖端人才，进行跨领域研究，发明了DNA序列机，使得推动人类基因工程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往前迈进一大步。

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专攻核子力学。由于在MIT熟习了逻辑思考，懂得在脑海中组装思考路径的方法，善加借用、连结，跨际、转换，才成就创意之企业管理学，赢得“趋势大师”之荣衔。由此观之，研究之开辟与创新，切忌墨守成规，避免线性思维，必须切换思考路径，进行类比推拓，致力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甚至跨时代探讨。因为跨际思考，容易生发异场域碰撞，而引爆出不可思议的绝妙创意来。这是跨学科思维，交叉视角开拓，而造就创意发想之实例。论文选题和学术研究，观此当有启益。

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之学术成就，大抵针对跨领域、跨学科、跨文化的非凡成就来说的。张舜徽治学主张博通，学术研究横跨文献学、文字学、经学、学术史、哲学、史学，故所论多卓荦创发，颇可采信。曾期勉文史研究，要涉猎文学、史学、哲学常见书籍，“然后由博返约，对进行专门研究，可收相互证发之效”。殷海光为现当代哲学家，先知先觉倡导学科整合，提出科际整合的目标有三：或为科学理论的增进，或为实用或技术的改革，或为解决特定的问题。上述三种整合的目标，人文学门各学科亦一体适用。学术研究讲究学科整合，借交叉研究打破专业与惯性的联想障碍，可以避免因“单科独进”而孤陋寡闻，而触发无缘。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多标榜综合创新。《院士思维》一书，由诸院士现身说法，阐述个人之“思维亮点”，其中有五位院士撰文提到“交叉研究”之重要。强调“交叉产生前沿”;宣称“在跨国、跨学科成果引进移植中实现创新”;提倡“培养多学科交叉研究兴趣，不放过任何相关专业信息”。各学门各领域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倡导“交叉研究”，学科整合，咸以为有利于学术研究之独创与发明。“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亦强调跨领域的研究，较容易突破和创新：未来跨领域研究与突破，将是另一趋势。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经由跨际思考，容易生发梅迪奇效应（The Medici Effect），引爆出许多创新和发明。科技发展如此，人文研究又何尝不然？

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无论历史、文学、思想或文化，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宏观的研究，交叉的探讨，学科的整合，有助于学术拼图的如期完成。一个规模宏伟的计划，由于层面多方，为求表里精粗都到，就非采用学科整合、交叉研究不为功。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计划，分别设立了9个课题，44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对计划进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证”。这是一种“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所获结论，“都得到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计划采用学科整合、融会贯通、交叉研究，而得出结论，其方法策略，很值得执行宏观计划、多样式专题之借镜与参考。

跳脱惯常，会通为一，则创发无限。钱钟书《管锥编》时提“打通”之说，作为新的文艺批评，其最大特色在突破各种学术界限，会通交融了全部文艺领域。借此“打通”人文科学间的藩篱，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界限。其学理基础，即是异路同归、理一分殊。《管锥编》之跨际会通，引用八百多位外国学者之一千余种著作，就是基于“邻壁之光，堪借照焉”，“异域语可参”，希望借用外国的文艺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文学现象，这就是跨学科、跨文化的整合研究。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