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元

作为一种巨大的存在，从现代以来，鲁迅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先生”了。晚学于先生，无法亲耳聆听教诲，但有先生的著述在，也便不似亲耳胜似亲耳了。而以我的学识，直接拜读不免吃力，多得借助他人的解读，才能读出一二。一边拜读，一边禁不住写下几则读后感，权作晚学的证明耳。

《鲁迅与我70年》

作者周海婴，鲁迅之子。

作为文坛巨擘，鲁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界、思想界和文学界，其深刻其杰出其伟大，至今罕见能与其比肩者。而其独子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在广播电视科技方面，操劳了一生。

老了，想到自己特殊的出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风风雨雨，弄惯了电子元件的手，拿起钢笔，用平实的文字，娓娓叙述“鲁迅与我70年”。家事公事、悲欢离合、疑问难题，缅怀、研究与困惑，等等，这便是《鲁迅与我70年》。有枝有叶，不瞒不渲，尽量低调，绝不高调。可供爱书族阅读，可给研究者辅助。

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物超所值的著作，却以特价出售。难道，它对鲁迅研究ⅹ大焦点（一般称有四大焦点）没有价值？难道，鲁迅对读者（凡是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应是鲁迅的读者）没有了吸引力？即使是出于猎奇心理——这是退一万步而言，也该有众多买者读者，不至于使它特价吧。

鲁迅贬值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只要中国还在，只要中国人还绵延，鲁迅便是鲜活生动的，便是生机勃勃的;贬值的倒是我们的眼睛、耳朵，或许还有钱袋。

源远流长的鲁迅绝不与我们争一时之长短，但我们就心甘情愿吗？

《鲁迅选集·书信卷》

鲁迅先生是座高山，甭说攀登上去，就是仰望，凭我的目力，也远不能及。但，我多么渴望认识先生呵。

于是，有了这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版的《鲁迅选集·书信卷》。

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不是因为书信，结集的《两地书》，在先生洋洋六百万字的著作里，根本算不上代表作;便是鲁迅先生自己，也没把一生所写的一千六百封书信当成正儿八经的作品来对待。——书中辑录的三百六十六封书信，多是先生去世后，收信人给公开发表的，身后事，先生管不着了。先生的信，当然也有“文学”有“思想”有“革命”，而且因着书信这种文体的关系，表述得更直接、更彻底，但信终归是信，充满字里行间的，还是先生与收信人之间的柴米油盐、借去往还、道情叙旧，总之，零零碎碎、散散漫漫，信马由缰，嬉笑怒骂。

我知道，哪怕耗尽我毕生的精力，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也做不到多么全面和深刻，只能微微地、浅浅地认识先生了，而先生的窄处、低处，肯定有书信。读先生的书信，先生“家”不“家”的我看不出来，我看出来的是：先生是条汉子，硬汉，铁骨铮铮。噢，先生是先做硬汉，才渐渐成长为伟人的。

老实说，因为学识不够，读鲁迅先生的书信，我也颇感吃力，书信的文字、内容、形式都叫我感到陌生，多亏“硬”气不管陌生不陌生，朝我扑面而来。据大家说：读鲁迅的书让人长脾气，真的是哩，脑子里原先温温吞吞的东西，现在要长角长刺！

脾气是钙的外在表现，人的钙质充足，才能内长骨头外长脾气。朋友，想长骨头吗？读鲁迅的书吧，高深的不好懂，先读浅易的书信。

《寻找伟人的足迹——

鲁迅在北京》

跻身为文学中人，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鲁迅作品是我的专业教材，则《寻找伟人的足迹——鲁迅在北京》，是我的学辅用书了。

曾有学者幽默道：喜欢鸡蛋吃就是了，何必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不过，浅层次讲，人们总有好奇心：这点毋须赘言;何况，爱蛋及鸡也是人之常心。深刻地说，哲学认为，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先生之所以伟大，根本是因了数百万言的文字，而先生的根本，绝不仅仅只是先生的大脑冥思苦想的结果，与先生小而言之吃穿住行大而言之战斗生活，都有着或密或疏的“联系”。

学者的幽默是他特有的谦虚，而“寻找伟人的足迹”，无论从哪个层面考虑，都是不“何必”而“一定”的了。具体而言，于作者刘丽华和郑智“一定”是学术，于我等“一定”是学辅用书。

综观先生一生，足迹尽管遍及大江南北甚至东洋，而居住近十五年之久的北京，在先生丰富的生命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北京，工作上，先生“事必躬亲·功在后人”“春风化雨·百年树人”;创作上，虽居“寒舍陋室”，却写“天下文章”，哪怕“积劳成疾”，仍“病榻奋笔”;自然，先生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与常人一样，去商场“筹措采买”，去饭店“邀朋会友”，去影院“荷戟小息”，“美景览胜·古迹留踪”，“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总之，先生“久居京城·屐痕处处”。（引文均引自题目）

对先生在北京的足迹，两位作者“集两年之辛勤，完成了这一艰苦的调查、研究和写作”，于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之际，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值得读者感激的。更值得感激的，是“文字朴素，明朗畅达”（见李允经序），否则，借调查、研究之名，却道主观、臆断之言，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流布于社会，影响之恶劣可以预见矣，尽管这只是一本183千字、256页的小书，尽管“文字朴素，明朗畅达”，并不意味着内容一定客观、公正，但基本吻合，还是错不了的。

先生一生的足迹很多，不知道在绍兴在南京在日本在上海在……，有没有刘丽华和郑智去做？

《小闲事》

咦，怎么取这么个书名？刚“可遇”到这册书时，眼睛一愣，随即乐了：书的副名叫“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懂点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无不晓得“大先生”指鲁迅。先生戏称自己的爱情是“小闲事”。

爱情是“忙人的闲情”，鲁迅是“忙人”，爱情在鲁迅那里，自然“闲”了。同时，鲁迅是伟人，伟人要做的事很多，爱情在伟人那里，“小”事一桩而已。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即便是“小”而“闲”的爱情，也刻上他深刻的痕迹。因了此，赵瑜用了14个印张、211页的篇幅，“走近鲁迅，走近那个时代”，“笑谈”鲁迅的爱情。

的确“笑谈”，文字是冷静的、从容的、幽默的，一言以蔽之，笔法黠慧。这从开篇《之一：分享隐秘和艰难》的第一段里，就可以证明出来。

住处大风，把玻璃打碎了一块。但不久，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楼上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大约，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也不便去使用。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于是，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用一个瓮的罐子，半夜里尿急了，便滋进去，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罐子的口小，若是准确度欠了，准会尿在地上。还好，这事情没有其他的人看到，只写在信里，告诉许广平一个人。

有写作经验的朋友知道，第一段决非仅仅一个自然段，还担负着给全书定调的重任。——笔法绝对“黠慧”吧？全书一共“之四十五”呢，得多“黠慧”？尽管通篇读下来，感觉并非段段、之之都如此“黠慧”。任何一个作者，在笔力的使用上，都做不到之之、段段乃至字字，一样水准的;更甭说作者才三十五岁，烹文煮字的岁月还长着呢。

之所以“黠慧”，与在作者眼里，“他（指鲁迅——引者注）和常人一样多喜易嗔，极富柔情，甚至特别孩子气”有关，也与作者的文字，颇有几分鲁迅的笔调相关。这样看这样写鲁迅，鲁迅才能还原为真实的鲁迅。——在这册武汉2011年3月第2版的鲁迅里，则具体为《两地书》中“隐藏的暧昧与相思中”的鲁迅。

这样地“黠慧”鲁迅，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还是初次，尽管我已经阅读鲁迅几十年，已经阅读鲁迅何止成百上千册——好书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

作者原拟的书名，是《高长虹与鲁迅——反目成仇始末考》。

我倒以为用原名更好一些，一是名副其实。作者在正文里，首先用了一半多的篇幅，考证鲁、高二人的关系，而没有急匆匆地将笔墨集中，泼洒到一般读者期待中的，单纯的“情敌”关系上来。至于二人后来的交恶，反映到正文里，才用不到一半的篇幅。这样分配笔墨，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为两人后来的“反目成仇”，做全面的铺垫。二是便于该书的推介与宣传。这一点毋庸赘言，图书出版的潜规则罢。

关于“名副其实”的原因，有个细节似乎不该忽视。无论是从史实考证，还是进行理性的分析，景宋女士在追求上，自始至终，是坚定地爱鲁迅先生一个人的，没有动摇过;而高的爱则是一厢情愿了。因了此，世俗眼里的“三角”，实际上只有两面。——从作品的倾向上分析，也是如此：作者对鲁、高二人，用的是截然分开的“与”字;而对鲁、许二人，用的是并列的“及”字。

但最终，还是用了现名，考虑到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声名，甚至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吧？现名平实，粗看不偏不倚，零摄氏度，只是，书名长达十字，是否偏长了些？

作者廖久明，这是他读博时，写论文的副产品。廖先生是个做学问的人。在附录部分，谦虚的作者甚至辑录了网友，关于鲁、高二人关系的论争。可惜，字号过小，甚不便于阅读，但读起来很有趣。

白璧微瑕，总起来看，这是由东方出版社2005年1月推出的，鲁迅研究中，一部洋洋350千字的，论述详细、考证严谨的专著。

《鲁迅身后事》

作者朱正用了一个很感性的书名，结集他“有谈鲁迅的死因的，有谈假如他还活着会怎样的”，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所写的文字”，计36篇文章，加盟“而已丛书”。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作者作为鲁迅著作的资深编辑者，“谈鲁迅著作编注出版方面的问题”。

作者著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论集》《周氏三兄弟》等，特别是他曾参加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称他为鲁迅著作编注专家，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作者谈论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略说《鲁迅全集》五种版本，“审读”《新版鲁迅杂文集》，等等诸文，下笔是认真的，考证是严谨的，结论是可信的，鲁迅著作编校、注释功夫之深，实在让人佩服。可惜，鲁迅著作新版时，对作者所下的“功夫”，却没有引起应该的注意，作者不由感叹，“我写那些‘挑剔的文字，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见《前记》）因了此，“我想，它对新版《全集》的编者虽然没有能帮上忙，却还是可供新版的读者参考的，因此我想把这些文章再印一次”（同上）。何止“新版的读者”，相信，再新版的编者，肯定也会“参考”的。毕竟，鲁迅全集，决不会只“全”到第五次的。鲁迅著作不仅不会“速朽”，还要“不朽”的。——鲁迅著作不与一时一事争长短，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也应该如此的。

如此说来，依笔者之见，本书理性的名称，叫“鲁迅著作编校、注释”什么的，比较好。但这也值得商榷，除了鲁迅，作者还将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例如胡适、朱自清、叶圣陶、聂绀弩的研究文章，侧重倒是一样，诸位著作的编校、注释，收了进来。——还是叫《鲁迅身后事》吧，这样有卖点。

名字是次要的，内容是重要的。这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7月第二版，232页、226千字，定价29.8元的著作，放到家中书房鲁迅专架里，至少是物有所值的。

《鲁迅年谱》

一册内部资料。从内容特别是书末注明的编写日期看，出书时间大约为1977年。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不过品相还可以。肯定有读者不止一次翻阅，从书页的折痕，以及用铅笔做的各种标记上，可以推测出来——这本书，是笔者从旧书摊上淘来，内文倒是完好无损。鲁迅从来不畅销，好在能长销。

作者署名为：黑龙江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办公室——那个时代，搞所谓“集体创作”时髦——而据“说明”，“本年谱经集体讨论，由王观泉同志编写”。尽管整个编校过程，只有短短两个月，书末注道：1976年7月20日编起，9月5日编讫，11月21日改完。但王观泉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质量应该说蛮可以的。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编著者为王观泉的《鲁迅年谱》，估计即以此为蓝本吧。毕竟又过去两年，世易时移，至少有些提法，要“旧貌换新颜”的。

作为解放后第一本鲁迅年谱，“本年谱分：事略，自述，国内外大事记，文化动态，著作等五部分（并非每年都有五部分）。编者在自述部分内略加叙述、考证或注释。”（《说明》）这本年谱在体例上，很有自己的特色。

人们在评论时，每每这样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如何如之何。人如此，图书自然也不例外。随便抄写几句，“鲁迅先生原计划写一篇五六万字的文章揭露上海滩上周扬一伙的阴谋诡计，病魔夺去了鲁迅先生手上的千钧之笔，但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正是留给我们的遗产，永远召示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鲁迅投射暗箭者的嘴脸;他们被钉在卖国投降主义的王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十字架上，永世不得翻身”。（149页）从内容到字词，“局限性”多么地明显。

不说这些了，单说鲁迅先生。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先生是伟大的，而“伟大”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风貌，差别很大甚至迥异。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局限性”吧。也正是因了此，笔者看了、买了，不知多少本先生写的、写先生的书，偶遇到这本时，仍然毫不犹豫，宝藏了下来。

《坟》

虽然我常称自己，类似书话的文字，是缀在书的天头、地脚上，但那是赋比兴，实际上，我极少这样做。但“极少”说明还是有的，比如在《坟》的《题记》的天头，就有一段：

鲁迅先生的著作，读了，泛泛地说，让人长脾气;但具体到某部著作，或许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比如现在，我读，奇怪得很，忽然升起一股沉静的感觉。

末了还准确地注上日期：2005年4月16日。

这天怎么“忽然”起来？具体的情形，回忆不起来了;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坚持至今快三十年，但不必考证了吧;不过，那段时期总的“感觉”，我是想忘而逶迤到今天，没有忘掉的。那段时期，我正办调动，办很长时间了，却调而未动。在乡土中国，身为“单位人”，调动起来，谈何容易，苦恼！排遣苦恼，最无奈却也最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暴易暴，用大痛苦压制小苦恼。因了此，《坟》别无选择，到了我的案头。我跻身为读书人，而鲁迅先生，无论其人抑或其书，痛苦比我大多了。不说别的，单说以《坟》为书名，岂是一般的痛苦，可以比拟得了的。

先生笔下，无论什么，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字：矛盾，浏览其表象，矛盾;深层次挖掘，越来越矛盾。而将矛盾具象起来，便是：痛苦。而先生的丰富和伟大，也便在这痛苦中，粲然开放了。——果不其然，在《坟》面前，我“沉静”起来。先生以自己的大痛苦，疗救了我的小苦恼，尽管先生不会具体指点我，怎样与人“沟通”，办“人事”调动。而这，自然同以暴易暴，形相似而义——别一样了。

偶然还是必然？《坟》又摆在了我的案头。有哲人称，即使是当下的中国，也都在先生的文字里。那，还说什么，读先生吧。先生在《坟》的《题记》中，写道：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踪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叫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读到这段文字，还是忍不住，奢想：“不远”是多远？

《笑谈大先生》

略微掌握点现代文学和历史常识的，便马上知道，这里的“大先生”，指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周氏兄弟中的老大，鲁迅先生。“笑谈”者为陈丹青。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推出的，陈“笑谈”的文字版。陈是在演讲中（计七次），“笑谈”的“大先生”。总是有读者吧，案头这册，已是当年7月的第四次印刷了。

先生只有一位，生于清末死于民国。但在他生前特别是死后，世人推出的版本，却何止一版！单是在寒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读者家里，摹写先生的文字，林林总总的，便不知有几何矣。但陈的这个版本，自从来到寒斋，不知捧读多少次了，内里倒还洁白如新，硬壳的封面却已是指痕斑斑，而且一读起来便放不下，非得一气读完不可，好在书不厚，201页、90千字，又是“笑谈”。

但这个“笑”，可不是浅薄的，一般意义上的“笑”，而是陈在阅读先生多年后，面对听众，——越来越多的是读者了，“笑”出来的心曲。嘴上是笑的，但心里的万千情感，岂是一个“笑”字所能概括得了的！这里有愤怒有忧伤有无奈，有……情感的背后，又不知有多少真知灼见，凝结在其中。或者说，陈要用“笑谈”，还原已经和继续被世人或遮蔽、或扭曲的，先生本真的、饱满的风貌。

只是，这可能吗？陈在自序的最后，禁不住感叹道：“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这是陈最沉痛不过的话语。——我们还有何话可说？

（责任编辑 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