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爱萍

江南，字面意义为江之南面，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的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这名称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以楚国为背景所指的长江中游即今湖南和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江西等地。故在古代，江南曾经被中原称为吴楚，现在主要指苏杭一带及太湖、钱塘江流域地区。

由隋唐两代开始，江南逐步成为了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繁荣的地区，于是，到了唐代中后期遂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李唐朝廷把江淮、江南地区视为国家经济的命脉，甚至当时国家的赋税钱粮，十有八九是来自于江南地区的，奠定了后世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江南地区之所以地位出现如此变化，有一位帝王在其中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位帝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杨广。虽然隋炀帝杨广本人在史书上的形象并不佳，在后世也背上所谓“暴君”的骂名，但是他促进江南地区发展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被抹杀的。

隋文帝用高压手段对付江南

隋开皇九年（589年），新兴的隋朝消灭了在南方偏安的陈朝，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南北分裂的格局。为了把江南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战略轨道，巩固来之不易的统一大业，隋文帝杨坚当时采取了种种政策和措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令毁掉了六朝故都建康（现南京）城，并下令修筑扬州新城，任命第三子秦王杨俊作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后又颁布诏书，下令销毁江南地区的武器，然后又在江南设置了8个总管府，任命自己亲信的关陇士人为总管，对陈朝境内原有郡县进行合并，并且强迫江南地方的部分士族迁入长安。在文化上，隋文帝令大臣苏威作《五教》，命令江南地方的百姓不论年纪大小，都要去背诵，实行文化上的专制政策；而且，还对南方的佛教也予以限制和打击，据史料记载，隋中央政府规定，在原陈朝的统治区，一州的范围内只能拥有两座佛寺，其余的全部废弃。隋文帝本人是崇尚佛教的，然而却对江南地区的佛教大加限制。结合以上的各项措施，可见当时隋朝致力于铲除陈朝曾经的统治基础，以使隋朝的政权长治久安。

隋文帝以上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并无法消弭长期南北分裂情况之下所造成的种种隔阂，双方的矛盾反因隋文帝的种种过激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更加激化。终于，在开皇十年（590年） 十一月，在旧时陈朝的疆域内，一场旨在反对隋朝的叛乱全面爆发。当时，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等都举兵反叛，自称“天子”，并设置了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都自命为大都督，攻陷附近州县。据《资治通鉴》记载，被叛军抓住的州县县令，有的被开膛剖肚，有的则被叛军割下身上的肉吃掉了，叛军并怒吼道：“这样就能让你们更好地朗诵《五教》了。”可见隋文帝政策的实施在江南是“天怒人怨”。此外，这次叛乱的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六朝时期颇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也有地方上崛起的土豪酋长，这些反叛者多的拥兵数万，少的也有数千人，相互联系，共同反抗隋朝政权，一时间南方地区的局面显得极为动荡。

为了平定叛乱，隋文帝极为重视，下令征调大军进行镇压，命越国公、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同时征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接替杨俊为扬州总督。晋王杨广此次出镇扬州，被任命为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等官职，隋文帝赋予其全面掌控江南的大权。隋文帝重视晋王杨广的原因是，杨广在开皇九年（589年） 的平陈之役中，展现出的平抚江南的杰出才能。平陈之役中，年仅21岁的杨广作为名义上的统帅，在稳定江南社会的过程中颇有建树，他公开处决了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和弄臣，并且对陈朝府库中的资财毫无索取，博得江南士人、百姓的交口称赞。正是有了之前的名声，杨广成功地通过怀柔与军事行动并举的政策，招降了一大批叛乱者，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

晋王杨广用“怀柔”政策稳定江南

叛乱平定之后，如何稳定江南社会、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就成为了摆在隋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若措施不当，叛乱之火随时可能被重新点燃。事实证明，之前隋文帝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并不能切实地稳定江南政局。隋朝必须打破阻碍南方人忠于隋朝政权的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在消弭南北分歧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事业。

在这方面，杨广当时表现出了一位政治家高超的统治才能。首先，杨广改变了先前隋朝以征服者面目自居而表现出的俯视、排挤南方人的态度，广泛地吸纳江南的士人进入自己的晋王府以及地方政权中，对原先的只重用关陇士人而限制江南士人的高压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调整。他极力招揽江南士人，广泛招引原来陈朝的才俊，来作为晋王府的学士。例如，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任命其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也被杨广收为己用。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120卷，做出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的姿态。

对于江南地区佛教的态度上，在出镇扬州的初期，杨广本人便逐步改变了隋文帝对江南佛教限制打击为主的政策。因为自幼礼佛、佛学修为颇深的杨广深知佛教能够劝善化民，稳定地方的统治秩序。故杨广本人自诩为江南佛教界的最大护法者，并致力于拉拢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宗”创建人智顗。开皇十一年（591年），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斋席后，杨广跪受智顗为居士所作的“佛戒”，并接受“总持菩萨”的佛号。智顗回天台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主持通信。此外，他连连下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之后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并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到江都从事宗教与学术工作。杨广的行为，大大缓和了原南朝地方的各阶层对隋朝的敌视，从根本上巩固了隋朝在江南的统治。

杨广继承帝位后精心经营江南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继承皇位，史称隋炀帝。登基后，杨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进一步加强了与江南地区的联系。

首先，是南北运河开凿的全面开展和东都洛阳的营建。隋朝虽然统一南北，但是当时南北的联系和沟通还相对不便。为了进一步控制江南地区，一项影响深远的历史工程便就此兴起。运河开凿始于文帝时期，但在隋文帝时完成的只是局部地段，而约占全程90%以上的人工河道，即长达2400多公里的通济渠、山阳渎（改道并加宽加深）、永济渠、江南运河，均为隋炀帝时代分段开凿。人工河道是古代最先进、最便捷、最安全的交通设施，秦始皇便依靠人工开凿的灵渠，得以运送大军平定岭南地区。而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既可以迅速地使南粮北运，供养中枢，又能运兵四方，控制天下。大运河的开凿便利了运输，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保护，结束了江南长期混乱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营建东都洛阳对控制江南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洛阳居于黄河中下游，东周时便作为国都。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同时也是经济、军事要地。营建东都洛阳，便于控制全国，也更易于控制江南。若江南士族群起而反，洛阳大军就可以更为方便地出兵镇压，从而在另一个方面也起到稳定江南的作用。另外，据相关的史书记载，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驾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舟、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龙舟数重，高四十五尺。上有重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隋炀帝以大业元年（605年） 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之内皆令献食。”其后他第二次下江都，其奢华不让第一次。后代的很多史书的修撰者，往往以此作为杨广开凿江南运河下扬州只是为了玩乐的依据。无可讳言，隋炀帝巡幸江都的确充斥着奢侈享受的做派，但也有向江南的士人宣扬国威的意味，后世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同样是怀着这样的目的“下江南”，这具有维护江南统一于中央的积极意义。

其次，创制科举，广开学校，改革官制，积极吸纳江南士人进入隋朝政权。隋炀帝登基伊始，即大幅改变隋文帝时期只重视关陇士人的用人路线，逐步地抑制和排斥难以驾驭的元老勋贵，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江南地区的士族，其中很多人都是之前隋炀帝出镇扬州时，吸纳入王府的江南士人，如前文所述的虞世基、虞世南兄弟。另外还有裴蕴、来护儿、沈光等众多江南文武人才，在隋炀帝一朝相继登上政治舞台，江南士人逐步成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中坚分子。如裴蕴是在隋文帝选拔江南士人时，被破格提拔为仪同，但到隋炀帝时，其官至御史大夫，成为了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另外，在隋代以前选拔人才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功臣勋贵手中。事实上由豪门世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使得广大的中小地主和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政权之中。隋炀帝认识到此种弊端，大力推行科举制，强化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凡九品以上官员的选拔权力归于中央，量才录用，限制豪门特权。科举制发端于隋文帝时期，在隋炀帝时被普遍推行，使寒门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改变命运出现一线希望。同时，隋炀帝曾在官制方面废三师、罢总管、裁撤重叠机构，裁减冗员，确定官员任期，强化监督职能。一方面任用贤才，一方面加强皇权。隋制为唐代之后的历代所沿用，并且在制度上日渐完备，证明隋制较之前有巨大的进步。隋炀帝诸多方面的改革，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这一方面，江南地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唐宋以来，科举中试者多半出于江南，据统计，有清一代，选拔出了114位状元，籍属苏、浙、皖三省的共达78人，几占70%。江南地区遂由上古时代的蛮夷之邦演化为人文之渊薮，素有“三江多才子”美誉。

再次，对于南朝的佛教，隋炀帝也注意保护和发展。上文提及由于自幼礼佛的隋炀帝深知佛教在政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尚为晋王出镇扬州之时，就采取了种种有别于其父文帝的措施，对江南的佛教势力给予安抚。到了登基以后，杨广加强和完善了这些措施，除了继续招抚江南僧众外，杨广特别注意搜集、整理南朝的佛教经典和南方的灵像宝藏。据法琳《辨证论》卷三载，杨广“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两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其整理的佛经、宝藏数量巨大。后来，这些经藏全部被运往北方，扬州地区的雕版印刷业由此开始发展而至兴旺。并且，杨广十分喜好江南文化，与僧人来往频繁，对兼具有才艺者尤为礼遇，通过他们传输江南的文艺和学术。杨广本人对于有一定艺术特长的僧人，都多次将其请到自己的住处，让他们各抒己见，各展其特长。根据有关僧史，杨广召集的艺僧多以文辞见长。其中如著名的道庄，据《续高僧传》记载其为建邺人，涉猎广泛，通经史，会玄谈。杨广尚为晋王的时候，和其交往，就被他的文采所倾倒，他的著作在淮河以南的地区广为流传。并且，杨广还十分喜爱江南的书法艺术，而南僧中也有一流的书法家，如智矩、智果等，杨广皆对这些人予以礼遇，后来巡游江都，都带着南朝书法随行，可见隋炀帝对其珍爱有加。此外，江左高僧中还有一些通晓经史、文字的学者，杨广亦收之为己用。并且把江南的高僧带到北方，不断地将他们接到长安，并兴建日严寺，安置南僧，这直接推动了南朝佛学的北传。隋炀帝的诸多举措，使得南北佛教不断融会贯通，开启了中古佛教史的新时代。

除了佛教，不能忽视的是隋炀帝杨广对江南道教代表人物的招抚，以此笼络江左下层民众。据现今出土的碑刻中所载：“隋开皇十二年，晋王分陕维扬，尊崇至教。”《续高僧传》也记载，开皇末年，杨广就在自己的藩王宅邸设置了4个道场，由国司供给，对佛教、道教的作品进行了搜集保护。与此同时，他对道士徐则、王远知都给予了很高的礼遇。杨广的这些举动，应该使崇信道教的江南中下层人士更增添了一份对隋朝政府的好感。

隋炀帝采取的种种措施，对江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开始逐渐提升。虽然随后由于隋炀帝的死于非命和隋末唐初的战乱曾短暂中断，但是进入了唐代以后，江南地区由于发达的经济基础、优越的人文潜质和隋炀帝本人打下的基础，经济再度迅速地发展，从而为后世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故，评说历史功过应持客观的历史观，隋炀帝在江南地区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