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摘要：20世纪上半叶“苏俄通讯”传播文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撰文本，中国作者实地踏访后写出的通讯文本。另一类是翻译文本，由中国翻译者从国外报刊上译录的西方“苏俄通讯”文本。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文本，它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等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在中国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苏俄通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107-05

通讯，原指利用邮寄形式发向报纸的新闻稿，它与消息构成媒体新闻报道两种最常用的体裁。本文所述的“苏俄通讯”，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共30年跨度的“苏俄通讯”。这30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采访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最新动态的通讯类文章，这些通讯在当时中国国内相关报刊上发表，并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同时，“苏俄通讯”内容还包涵这30年间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苏俄通讯”。当时不少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

大致来说，20世纪上半叶“苏俄通讯”传播文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撰文本，中国作者实地踏访后写出的通讯文本。另一类是翻译文本，由中国翻译者从国外报刊上译录的西方“苏俄通讯”文本。

现代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传者、受者与媒介三者之间的互动。媒介在一个完整的传播环节中，起到重要的“跳板”作用。中介性是传播媒体的突出特点之一。所谓“中介性”，“一是指它的居间性，即它居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二是指它的桥梁性，即它可以使传受两者通过它交流信息、发生关系。”

一般说来，作为中介的传播媒体主要联结了作者与读者，使“苏俄通讯”写作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狭小圈子或孤芳自赏。文本一旦见诸报刊，无论它是否愿意，都必须面对难以计数的读者的阅读、评判。在出版者那里，他们通过报刊构筑了一个由创作主体、编辑出版主体和读者接受主体共同参加的社群，“苏俄通讯”的出版发表烙上了鲜明的“共同体”的印记，带有“想象的共同体”的独特性格。“在报刊的主办者看来，上传下达，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去塞求通，是传媒的主要职责，要实现这一媒体理想，就需要联络作者与读者，将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或国家民族大事传达给阅读者。”②特别是，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是中国人的苏联观。“其所记载，要皆中国人之苏联观，而非帝国主义者之苏联观也；其所批评，要皆中国人之苏联论，而非帝国主义者之苏联论也。”“以中国人之眼，观苏联之事，以中国人之立场，论苏联之利害。”

一、“大众”传播

“苏俄通讯”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图书等进行，它是“苏俄通讯”主要传播方式。具体说来，它又包括两类方式：

1.“自作”的传播路径

作为一种纸质文本，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传播主要依赖于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书店与出版社。“苏俄通讯”最终要通过这些现代传媒到达读者手中，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传播与阅读链。

“苏俄通讯”传播路径是否通畅，取决于前方作者与后方媒介的互动。“苏俄通讯”作者与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个颇值得探究的问题。实际上，这往往就是一个塑造了“苏俄通讯”原初形态的文本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越是时髦，越多被接受，流传也广；而流传越广的也就越时髦。“苏俄通讯”文本流传的直接结果，就是形象被社会普遍认同。在现实操作中，前方作者及时发回苏俄一线的动态性消息或综合性的通讯，后方的媒介编辑要根据读者的口味与版面要求，及时给一线作者以写作指导，并及时刊发作者所传来的稿件。这种成功的互动关系，在一些“苏俄通讯”刊发过程中一再被实践着。

为了增加《涛声》周刊的阅读率，编辑曹聚仁曾多次写信给胡铭，让他介绍自己的访苏经历。因此胡铭在回信中说：“你再三叫我写一点那远远的北国，那谜之国的消息，若不是近来血咳得太利（厉）害，早就该动笔了。你所以叫我写，是否因为我在那边多住些时日，能知道一些真情。”

同样的例子，发生在戈公振身上。1933年3月，戈公振踏上苏联大地，他感觉到除了空气外，走人了一个景象全异的新国家，精神上不免有点兴奋，所以终夜睡不着。这种全新的生活让他兴奋，也更让他冷静思考。作为深思的结果，体现在该年6月13日，他于列宁格勒寄给邹韬奋《我对于观察庶（苏）联的态度》的信件中。这封信后来发表于1933年8月5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8卷第31期上。

在《我对于观察庶（苏）联的态度》之前，戈公振多次接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的信，要求提供“苏俄通讯”。如1933年4月21日，胡愈之致信戈公振：“兄得一机会，畅游新俄、审察社会主义建设情形，不胜羡慕。弟意苏联领土广大，兄最好能作长时间之考察。除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外，尤当赴乌克兰、南俄、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对于合作及国营农场一加视察，对于人民生活状况及文化教育尤不宜忽略……返国前能将观感所得随时写寄，投国内刊物，尤为读者之幸。”胡愈之信刚接，4月22日，邹韬奋信又至：“……国内人士对于苏联现状极为留心，倘兄采得充分材料，除目前通讯外，将来尚可整理成专书，由生活书店出版也。”5月23日邹韬奋又信戈公振：“国人对苏联现状均甚为注意，尚希就观察所及，多多赐稿……”邹韬奋在6月2日信中又一次殷切嘱托：“关于苏俄政治及社会近况等等，均为国人所注目，尚希就所见闻所及，撰稿惠赐，以光篇幅，不胜盼切。屡蒙赐寄照片，固极感谢，但每次来示，均未见附有大作，又深为失望也。”上述通信内容可见读者对苏俄信息的渴求。

2.“译作”的传播路径

苏俄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所掀起的震惊世界的红色风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震碎了传统的世界政治版图。或惊愕、或欣喜于这场剧烈的社会变动，20世纪上半叶，不少西方的作者以各种方式探访了“红色俄国”、“红色苏联”，实际介绍了“红色政权”、“红色领袖”的运作情况，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外“苏俄通讯”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在没有“自作”之前，中国读者主要是通过“苏俄通讯”的“译作”来了解西方的苏俄。中国媒体界也主动迎合读者“欲知”苏俄这一时代潮流，开设了类似“苏俄评论”、“俄罗斯研究”的栏目。

陶孟和，原名履恭，社会学家。他是五四时期重要杂志《新青年》的主要编辑之一。陶孟和见证了五四初期西方“苏俄通讯”传人中国的情形：“近来出版界关于俄国有价值的著作只有四五种。我所见过的一本是一个德国人的著作专讨论俄国革命以来经济上的变迁。一本是一个法国人著的叙述‘布尔扎（什）维克党（这个字原意是多数党与那‘孟什维克少数党相对的名称。今人译为过激派，实在是不通之极。）的历史及其成绩。还有一本就是英国的文学家名‘兰姆塞所著的‘俄国旅行记。兰姆塞是一个有名的文人，并不是一个‘过激派，也不是一个社会党，著作有十几种。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五（王）尔德传。他会说俄国话，明白俄国的风俗情状。去年已经到过俄国一次。今年二月间又到彼得格勒和摩斯哥两处考察布尔扎（什）维克。在俄国住了六个礼拜，见了许多当局的要人，又访问反对党的领袖。著者的忠实，是无可疑的。他的书，出了一月已经再版。英美各杂志都引用他的话，称赞他的公道。所以中国人要真知道俄国最近之情状，不得不读兰姆塞这本书。现在把他译了出来，是很有价值的。”

陶孟和这段话介绍了外国“苏俄通讯”最早传人中国的史实。他特别强调兰姆塞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这本书仅从书名上看，就知道它是介绍苏俄情况较早的著作，是否是首发之作，尚且存疑，但肯定是西方的首批作品。它在1920年被引进至中国。

其后，有关西方作者的“苏俄通讯”陆续被介绍至中国报刊上发表。20世纪20年代翻译至中国的国外“苏俄通讯”较为著名的有罗素、秋田雨雀、华德、增田正雄等人的作品：30年代是国外特别是西方作者发表“苏俄通讯”的一个高峰期，大批作者涌向苏俄，其中不乏世界名流，如萧伯纳、纪德、韦伯等人，同时，数量众多的国外“苏俄通讯”也被翻译至中国。40年代的西方“苏俄通讯”，以描写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情况为多，其中以埃德加·斯诺《战时苏联游记》最为有名。

与“自作”首发相比，“苏俄通讯”的“译作”的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滞性。“译作”系第二次传播。它的第一次传播平台是国外报刊，而再次传播的媒介则是中国的报刊与图书。与在原发国刊发时间相比，在中国报刊见报时间，快则几个月，晚则达数年以上。这种滞后性是“译作”无法克服的劣势。二是不完整性。相当一部分“译作”仅为原作的部分章节。这种不完整性与翻译人员的选择有一定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苏俄通讯”之所以大行其道，与报刊传媒的开放性有一定关系。传播媒体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它既向国内作者开放，也可以面对国外作者。正是这种开放性，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域外“苏俄通讯”的丰富性。如1930年，文莎诃（即共产党员温盛刚）在日本翻译秋田雨雀《新俄游记》一书的“序”中明确提出：“苏俄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新兴国家形态，这是任谁不会亦不能否认的。”表现了对秋田雨雀的《新俄游记》翻译的肯定。

总之，无论“自作”还是“译作”，它们在传播先进理论与苏俄现实上起到了并驾齐驱的作用。具体地说，中外“苏俄通讯”所反映的革命理念传播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一种是把先进理念直接传播给读者。比如“苏俄通讯”中对经典著作的引用；对苏俄经验与苏俄模式的归纳。另一种是只传播某种苏俄理念要素的一些信息，从而使读者受到启发。这种启发往往以“前科学知识”的形式存在，如初步的思考以及点滴的实践经验、不成文的实际感受、直觉、顿悟、灵感、潜意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甚至梦境等等。像“苏俄通讯”中有关中苏比较的思考，有关中国学习苏俄的思考，从苏俄开发西伯利亚联想到中国开发大西北等等，即如此类。

二、“人际”传播

“苏俄通讯”的“人际”传播，主要是指“苏俄通讯”作者或译者围绕苏俄话题，而进行人际之间的传播方式。它主要有演讲、交谈等方式。

1.演讲

演讲是“人际”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少有名望的中外作者回国或访问中国时，往住被邀请畅谈访俄体验与感想。他们某种意义上是“苏俄经历”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ship）源自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两级传播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指媒介讯息不是直接传向所有个人，人与人之间也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影响的。讯息和观念常常是一个从广播与报刊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经由意见领袖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其他部分的过程。即：大众媒介一意见领袖一一般受众。在“苏俄通讯”的传播体系中，这一资讯的流动，可以变换为“苏俄经历” 意见领袖 一般受众。由于演讲者是“苏俄经历”的当事人，因此，他们是该领域的权威，成为有说服力的“意见领袖”，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威影响许多人。

为什么要演讲？陈启修的一段话可以说出大家的普遍心声：“新从俄国回来的我，最感觉痛苦的，是见天要说许多同样的话。关于苏联事情的话，因为我的朋友知道我是在俄国一年专门研究苏联政治经济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我比别人多一点研究的工具，因为他们在现在的反帝国主义空气和反苏联空气互相摩荡，两方的主张者都尽量醜（丑）诋毒骂几乎离开本题，专做人身攻击的时候，感觉很有根本研究苏联实情的必要，所以他们见着我必定要问，我遇问，在友谊上必定要答。”为了回答“必定要问”的问题，解决的办法除了写文章外，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体演讲，让一问一答，变成苏俄访问的“新闻发布会”。在20世纪上半叶，罗素、华德、陈启修、江亢虎、邵力子、邹韬奋、胡愈之、茅盾等访苏后都发表了有关苏俄的演讲。

外交家黄郛曾赴欧美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地的经济。民国七、八两年（1918、1919年）著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与《战后之世界》两书，用黄本人的话来说著书的目的在于“欲以世界新趋势、新潮流启发国人资为警惕”。后来黄郛在国内又做“欧战后之新世界”的演讲，向国人介绍苏俄政府的政治体制及财政状况。

中国社会党党首江亢虎由俄回国后，先后进行过多次俄事演说，其中资料保存较详备的有三次：（1） 1922年8月6日在北京怀幼学校演说；（2）1922年8月14日在北京大学爱智学会演说；（3）在山西省自省堂演说。三次演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大致介绍赴苏的动机、途中见闻、旅苏感想等等。1923年第2卷第3期《史地学报》发表了江亢虎演讲、杨楷记录的《游俄杂谈》。

1924年夏，华德博士到苏俄游历，考察该国经济、政治、宗教三项。1925年在朝阳大学讲演，李佐璜、陈振鹭、左之瑛笔记，后以《讲演：苏俄伟大之实验》为题，发表在1925年第3卷第31期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此后，华德博士又在北京西城中华基督教学会讲演，由陈国梁口译，张维周、许兴凯笔记。在讲演中，华德提出：“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现状，而只着眼于他的政治方面，这是大错的，因为最要紧的是研究他的经济状况，我今天讲演俄国的问题，除经济政治外，还要谈到它的近来的宗教界的情形。”“谈到俄国的经济现状，我们首先要明白俄国实行的并非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国有的资本主义。因为俄国尚允许私人经营小的工商业。”介绍了他眼中的苏俄经济政策实施情况。

1936年第1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发表“学术界消息”：“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本学门同人特开茶话会，欢迎李仲揆、陈惺农两教授。李教授代表北大赴苏俄科学院二百年纪念会，陈教授留俄考察，均系新回中国，本学门为请两先生演讲苏俄关于东方学术情形，故开此会。”在这次会上，北大教授陈启修作了《俄国学者的生活及其他——在本学门茶话会演说》，由魏建功记录。李仲揆即地质学家李四光。

樊维德，比利时人，时任第二国际主席，曾任比利时外交部长，他曾于1930年10月14日在浙江大学讲演——《对于苏俄之感想》。在讲演中，樊维德强调自己的“苏俄观察”：“每有以共产主义将来结局如何见询于余，余对此意见可分两点：（1）不论共产主义、共产党未来之建设如何，但过去之俄国已经消灭，或不致再回复至过去之帝俄状态；（2）至未来之事，余非预言家，殊难确说。但苏俄政府计划或则成功，或则失败；如失败时，则共产主义亦随之而失败。如计划成功，而环境一无改善，仍难期最后胜利。若求成功，须取消今日之专制政策，今日之世界为一Democracy之世界，工人多觉悟，决不能如昔日之一味（味）专制。苏俄政府而欲延长其政治生命，必须实行Democrac：y，恢复人民一切自由，造成一如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美国林肯总统之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庶几其可。”上述演讲可见樊维德对苏俄的基本态度：一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苏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旧俄国已被推进历史垃圾堆，俄罗斯不可能再复辟至帝俄时代。二是对于未来苏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能否在苏俄完胜仍存在不确定性。要求得最后胜利，需要“取消今日之专制政策”。因为当今世界，民主是发展潮流，苏俄政府应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民主政策。

国民党要员邵力子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42年使苏归来，在该年11月15日在中苏文协欢迎会上讲话，介绍国际局势及苏联反法西斯的最新动态。他明确提出战胜国际法西斯的三个信念，其中，“第三个信念，是由我在苏联看到红军与苏联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事实所得的结果。这个信念包括两点：（1）苏联一定具有消减法西斯德国的力量； （2）苏联一定有消减其他一切侵略暴力的准备。”⑩这篇演讲稿后以《苏联归来》为名发表。不久，即1942年12月11日，邵力子又接受复旦大学文摘社记者采访，所答的问题由文摘社记者笔录，后来以《关于苏联十五问》（续集）出版。

2.交谈

演讲是人际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还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这也是“苏俄通讯”人际传播的一种类型。如英国作家坎撒勒特回到英国的时候，许多朋友问他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在苏联，他们肯让你参观吗？”坎撒勒特的回答是这样：“在苏联，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东西：可以在街上随便游逛，留意他们的生活情况：而且可以参观到他们的家庭、工厂、商店以及营宿等等，假如个人高兴的话，可以任便和工人们阅谈，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们的饮食起居的实际状况。”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可以达到“苏俄通讯”传播的精准性。

总之，演讲、交谈无疑是“苏俄通讯”一条传播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宣传苏俄社会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形式。

三、“自我”传播

“自我”传播也是“苏俄通讯”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是人际传播现象的一种。指一个人的内在传播，即自己向自己发出信息，并由自己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一个人对社会上或家庭里所发生的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或某一问题进行的观察和思索，就是自我传播的信息源。对所观察事件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就是通过大脑接收和处理信息的阶段。信息处理的结果表现在行动上，对所观察和思索的问题或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或找到了对策。

就“苏俄通讯”作者而言，自我传播可以涵化自己对苏俄的深入认识，增强对苏俄的信念，从而化为实践。自己受了感动，内心深处起了变化，必然行之于笔墨，影响读者。在行走苏俄过程中，戈公振对照苏俄的“近照”，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描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草稿”，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本土血脉的双构性。同时，在访苏过程中戈公振的思想突飞猛进，由一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在致李公朴的信中称：“兄努力平民教育，敬佩此种工作从基本补救。总之政治不入道，则事倍而功半，尊意如何？”而冯玉祥在访苏后明确则提出：“一个人的意识固然是环境决定的，但个人也绝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识大可以冲破环境的束缚，而向前进步。”戈公振等人可谓是“苏俄通讯”作者中“自我”传播的代表。

综上所述，“苏俄通讯”在中国的传播，有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对许多人都产生了影响。1934年，鲁迅在回复萧三邀请他参加苏联作家第一次大会的信中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个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地）相信无阶级的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鲁迅关于苏俄的认识在当时知识界可谓有一定的代表性，“相信无阶级的社会一定要出现”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白纸黑字”。主要是难以计数的理论宣传小册子；二是“言传身教”。在西方的留学生、华工、华侨等有独特身份的人回国宣传、交流。而“苏俄通讯”恰恰整合了这两种传播方式。一方面，它介绍了苏俄的现实，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俄经验；另一方面，通讯作者们无一例外地实地踏访了苏俄，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与思索，形成了自己的“苏俄观”与“社会主义观”，回国采用演讲、交谈等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俄经验的精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