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

摘要：作为人类生活最美好而高贵的价值之一，“自由”的含义纷繁芜杂。自由教育首先是一种阅读古代经典的教育，因此，审视古典作家笔下出现的种种自由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澄清自由教育中自由概念的含义。本文考察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及塞涅卡等古典作家笔下出现过的三种自由概念——欲望的自由、德性的自由、沉思的自由，尝试揭示自由教育理念与这三种自由概念的关联：抵制欲望的自由，倡导德性的自由，限制沉思的自由。

关键词：古典教育；自由教育；博雅教育；欲望；德性；沉思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80-05

近年来，Liberal Education在中国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付诸实践。Liberal Education有两个最主要的译法， “博雅教育”与“自由教育”。两种译法的区别值得深入思考，这涉及到Liberal Ed-ucation最内在的问题：这种教育到底要干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教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无论如何，“自由”是思考Liberal Education绕不开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Liberal Education非常倚重古代经典，古典文本是我们理解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和实践之历史的首要文献。可以说，LiberalEducation首先是，并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古典教育”，因为其通过阅读古代经典来进行教育的方法和理念，均来自古典时代。

一、民主制与欲望的自由

在《政治学》第6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民主政体的精神为自由”。这一自由的要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轮流统治”（不是按功勋为准的平等，而是数学意义上的均等），二是个人生活上的“任情而行，各如所愿”，即区别于奴隶，按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第一点其实来源于第二点——由于每个人都不愿意受别人的统治，即成为奴隶，因此理想状态是人人都不受任何人的统治，但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可得，因此有了轮流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自由民主政体。

制度上的平等与共同统治意义上的自由，最终来自于个人意志或意愿的自由。那么，自由民主制下的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民主制下的自由人，究竟奉行怎样的自由？对此，柏拉图在《王制》（旧译《理想国》）第8卷提供了最好的解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发现，民主制的城邦中“难道不充斥着自由和自由言论吗？难道在这种城邦中没有放任自流地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而且，既然可以放任自流，显然每个人都有一套过自己日子的方式，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所以，自由民主制下一个人的自由生活到底如何进行，取决于他自己的爱好，或者说——“欲望”。苏格拉底看到，民主制度对个人的欲望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容许公民满足自己“必要的欲望”自不必说，更关键的是容许他们满足自己“不必要的欲望”，或者说，多余的欲望。而且，民主制取消了各种欲望之间的差异，赋予各种欲望以“平等”的地位，这算是将作为政体的民主制之“平等”理念贯彻到底了。

按照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描绘，民主制按照更坏的方向发展，欲望问题仍然是核心线索——从民主制到僭主制，意味着被满足的欲望从不必要或多余的欲望，进一步发展到完全不受限制的欲望，或者说“非法的欲望”，自由也就发展到了“极端的自由”。现代民主制与古典民主制虽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有种种不同，但奉行自由生活的理念并无二致，这种自由，按照古典作家如柏拉图的描述，其实质便是欲望的自由。如果说有一些差别的话，今天民主制下欲望式自由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模糊了在古典作家笔下还要做区分的多余欲望与非法欲望的边界。

欲望的自由奉行价值“平等”的理念，这正是当代自由主义极为推崇的“价值多元论”，我们看到，古典作家已经对这种价值多元论做出了很好的描绘。平等理念使得践行自由欲望的人不对欲望及相关事物进行“好”之等级上的区分，不进行“高贵”与“低俗”的区分，从而抹去了生活可能具有的“拙劣”与“优异”的性质差异。也就是说，平等与多元的欲望式自由反对或对抗的正是“德性”或“卓越”，因为要实现后者，就必须诉诸价值上的差等而非平等。

因此，按照民主制理念来理解的自由、欲望的自由，必然与德性或道德产生冲突，与承认高贵或卓越的价值观相抵牾。民主制下的欲望式自由是一种反对高贵的自由。欲望是身体的欲望（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反复说最大的欲望是性的欲望），欲望的自由必然导致身体与德性的冲突。“身”与“义”的紧张关系使得欲望式自由的践行无法与对德性的追求兼容——这是我们从自由民主制下的欲望式自由概念出发得到的结论。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自由概念呢？自由与德性的冲突和紧张是必然的吗？

二、作为德性的自由

在古典作家笔下，自由并非是一定与德性相冲突的，只要我们离开自由民主制的视角。古典作家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第4卷中，记载了苏格拉底有一次与青年尤苏戴莫斯关于“自制”的谈话，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正是“自由”与自制这一重要德性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问尤苏戴莫斯，“自由”是否是对于个人和城邦而言都是“高贵而美好”的财产，后者不仅对此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也认同苏格拉底接下来对于自由的独特理解：

那末，你以为那受身体的情欲支配，因而不能做那最好的事情的人是自由的人吗？

绝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也许，在你看来，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就是自由，从而受到阻碍，不能去做这类事情，就是没有自由了？

的确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在你看来，凡不能自制的人，的确就是没有自由的吗？

自然如此。……

这样看来，那不能自制的人就是最坏的奴隶了。（《回忆苏格拉底》）在这里，苏格拉底明确指出，自由的获得必须依赖于自制这一德性。从而，自由在这里绝不意味着对情欲、欲望的顺从，而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人对其各种欲望——“吃，喝，性交，休息，睡眠”——必须予以恰当的限制，而不能受它们的“奴役”。对于这种自由理解来说，欲望，或者说不受节制的欲望，实在是一个“最坏的主人”，会将人置于奴隶之境地。对于这样一个主人，柏拉图《王制》中的老年克法洛斯也深有体会，他用的词是“疯狂的主人”。当应苏格拉底之请谈谈对于老年时光的感想时，克法洛斯特别借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例子说到的一点，就是由于年老“欲望”自然衰退，他得以从“性欲”这一“狂暴、凶残的主人”手里逃脱出来，心境上达到了一种“平和和自由”。后来，“性欲”这一人身上最大的欲望也同样被苏格拉底称为“暴君”。

苏格拉底将灵魂的“欲望”部分称之为“兽性的部分”，而人的自由便来自对此部分的驯服。依靠什么驯服呢？从外在角度讲是统治者或卫士（对孩子来说就相当于教育者），从内在角度讲，便是灵魂中的统治者或卫士，也就是灵魂的“最好”部分、理性部分。苏格拉底的看法是，只有当教育者（统治者）在被教育者（被统治者）的灵魂中建立起一种理性部分统治欲望部分的“和谐”秩序或制度——从自由的角度讲也就是使后者获得了内在的自由——以后，后者才能被赋予外在的自由，即不受管束的自由身。

在对民主制的自由观发起猛烈攻击的同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亦暗中阐明了一种新型的自由观。所以，无论在色诺芬笔下还是在柏拉图笔下，都存在着一种与民主制下的欲望式自由针锋相对的自由。这种非欲望式的自由概念，我们可称之为德性的自由。自由在这里不仅不与德性相对，而且恰恰需要德性来成就。德性的养成也就意味着自由的实现。

德性式的自由概念是一种反对自由民主制的自由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古典的自由概念。在这种自由概念中，不存在自由与德性或身与义的紧张关系。这种自由的践行需要对身体的自然欲望进行限制，对自然人性进行教化。这绝非一种轻快的自由。理解这种古典的自由观最为困难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身体的自然“欲望”被视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即一种异己的力量，会将人置于奴隶的境地（虽有外在的自由身）？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本文也无法承担这一任务，这里只能简单指出，回答它必须参照古希腊悲剧所提供的相关经验，由此理解柏拉图或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诗歌，尤其是悲剧的重大批评。当然，回答这个问题的最终依据在于柏拉图或苏格拉底那独特而坚定的灵魂观。无论如何，只有理解欲望的异己性质，我们才能反过来理解，为什么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真正的自由不是顺从乃至放纵欲望（因为那就意味着受欲望的统治或奴役而失去自由），而是对于欲望的节制，为什么自由就意味着德性。

同德性相融洽的自由，与民主制推崇的欲望的自由之不同，除了对待欲望的不同态度，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欲望也不再是“平等”的了。在德性式的自由观这里，平等主义的价值多元论遭到了否定，被代之以非平等主义的价值差序论，欲望或与之相关的事物有了价值上的高低等级之别，有了“拙劣”与“优异”的区分， “高贵”与“低俗”的区分，“好”与“坏”的区分。如果说民主制下的欲望式自由是一种反对高贵的自由，那么，这种与之相颉颃的德性式自由便是一种追求高贵的自由。

我们不妨再回到色诺芬的前述文本，苏格拉底在讲述了自由与自制的关系后，特别谈到的一点就是“自制”也意味着能够甄别事物，能够区分好坏。“甄别”或“区分”，也就意味着要“选择”，正是因为有高低的区分，才可能有好坏的选择。对比民主制下的自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民主制下一个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平等地看待各种欲望，这无异于取消了“选择”问题。因为，这个人看似可以随意地选择，但由于被选择之物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好，从而无所谓“最好”或“至善”一说，所有的选择都一样的“好”。这样，选择也就成了无所谓的选择、虚假的选择。不过，由于任何人都意愿选择“好”或“善”，没人意愿选择“坏”或“恶”，因此在区分“好坏”或“善恶”的意义上，民主制下的自由人还是有所选择的。问题在于，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们希望自己选择到的都是“好”或“善”，但实际结果可能恰恰是将“坏”当作了“好”，将“恶”当作了“善”，从而无法避免遭到“坏”或“恶”的伤害。生活中的事物或事件自然具有或善或恶的性质，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因此，选择决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打发掉的问题。《王制》中苏格拉底最后讲述的各种灵魂对其来生命运进行“自由”选择的故事，就是意在阐明这个问题。

可是，依靠什么才能“区分”欲望及其相关事物的善恶或好坏呢？苏格拉底认为依靠理性，人得以甄别和选择。甄别和选择的结果是认识到，“智慧”乃“最大的好”：

智慧就是最大的好，你岂不认为，不能自制就使得智慧和人远离，并驱使人走向其相反的方向吗？你岂不认为，由于不能自制使人对于快乐流连忘返，常常使那些本来能分辨好坏的人感觉迟钝，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较好的事，反而选择较坏的事，从而就阻碍了人们对于有用事物的注意和学习吗？

这让我们看到，德性意义上的自由，似乎还不是最后的自由，不是最根本、最终极的自由。如果说自制已经让人获得了自由，即摆脱了欲望或人身上的异己力量的控制，那么，在这种自由状态下，人还可以继续追求他所甄别出来的最大的“好”，继续往上走。德性的自由本身蕴藏或指向一种更深、更高的自由，这便是追求智慧这一“至善”的自由，亦即哲学沉思的自由。

三、哲学与沉思的自由

在《政治学》第8卷中，亚里士多德谈到自由人的教育时认为，培养自由人的自由精神，音乐这门适合于“自由人的科学”非常重要。音乐除了给人提供娱乐休憩和培养道德品格，还有其“最高贵的意义”，即为人在“闲暇”时刻提供“理智的快乐”这一“最高贵的快乐”，亦即与人的“幸福”相协和的快乐。亚氏对音乐这一功能的看法非常独特，但或许由于《政治学》全书并未完稿或不完整，我们没有看到他就此提供的进一步说明。不过，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更为明确地将之与人真正的快乐或幸福联系起来的，是哲学活动，或者说沉思。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7卷谈到，关于独立的自由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选择在于是“政治生活”还是“哲学生活”。虽然亚氏对那种认为出离于政治或城邦之外的沉思生活是最好生活的观点有所批评，但他仍然视哲学或沉思为最高的生活、“自由”的生活，这一点亚氏在《形而上学》中予以了说明：

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任何实用为目的。……显然，我们追求智慧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哲学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沉思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不依赖于外在的现实活动，外在的活动反而会妨碍沉思。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有所说明。自制、公正、勇敢等“德性”的养成均有赖于外在的现实活动，因此，合于这些德性的生活只能是“次好”的，从而并非完全自由的。另外，人的沉思生活之所以是“最好”、完全自由的生活，还因为它最接近于神的生活。在亚氏看来，神的生活或现实活动就是沉思，神是最幸福的，而人性中最接近神性的是理智，依靠理智进行哲学沉思，人便可以过上最接近于神的幸福而自由的生活。

哲学沉思之所以是最高、最好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因为它不完全是属人的生活，而是走向属神的生活了。哲学沉思模仿的对象是神的沉思，而神拥有最高福祉的原因便在于神过着最纯粹的沉思生活。柏拉图笔下的狄俄提玛曾教导苏格拉底说，神是不进行哲学思考的，但后来尼采的说法似乎是在赞同亚里士多德：“假设诸神也进行哲学思考——出于许多理由我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一点”，“事实上，狄奥尼索斯是一位哲人，因此，诸神也进行哲学思考”。追问神是否进行哲学思考意味着什么呢？这关系到人的自由沉思生活的终点及其幸福究竟是怎样的问题。

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哲学视为最好的生活时，他们马上面临的一个难题或危险正是：凭什么说哲学或沉思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这个难题也含藏在苏格拉底著名的“无知之知”这一令人困惑的宣称中。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快结尾的地方，被雅典人控告而可能被判极刑的苏格拉底如此自述道：

难道你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有任何人生活得比我更好或更幸福吗？因为我认为，生活得最好的人是那些最好地努力研究如何能生活得最好的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最意识到自己是在越过越好的人。对于前述哲学的“古典”难题或危险，色诺芬显然也是清楚的，不然他就不会在回忆他的老师、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时，特别忆述老师的上述这一番话。这番话的意义可能恰恰就在于在哲学自身的范围里解决上述难题。

四、古典教育的自由理念

从古典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种自由概念：欲望的自由、德性的自由和沉思的自由。虽然欲望的自由这一特别为自由民主制所推崇的自由在古典时代已经出现，但它的全面盛行还是在今天这个立自由为教的现时代。所以，考虑到古典作家对欲望自由的一致批评，在类型而非时间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欲望的自由称为现代的自由概念，而将德性的自由与沉思的自由称为古典的自由概念。

不同的自由概念为不同的政体所崇尚，比如自由民主政体之于欲望的自由、君主一贵族政体之于德性的自由，其一致的关系都较为明显。可是，沉思的自由呢？这种理智、思想的自由的情形比较复杂。 《王制》中，苏格拉底在描述一个民主制下随心所欲地过着自由欲望生活的人时说道，这个视“一切快乐都一样，都应该平等地得到尊重”的人“一天一天地活着，轮流满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快乐需求”，他忽而吃喝忽而节食，忽而锻炼忽而懒散，忽而想搞政治，忽而又好像在“醉心于哲学”。既然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对智慧的爱欲），哲学沉思的自由自然能被自由民主政体欣然接纳。另一方面，德性的自由已经蕴藏着对理智和沉思的要求，因此可以说，沉思的自由当然也可以见容于或暗藏于德性政体之中。但是，严格来讲，依照柏拉图在《王制》中洞穴比喻所阐明的哲学活动的本性，哲学或沉思的自由最终必然超越于任何政体之外，它是出离洞穴、超越政治的自由。相较于德性的自由，哲学或沉思的自由更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自由。

欲望的自由当然损害城邦的肌体，自由程度越大，损害的程度就越大。若要使城邦健康，必须限制城邦生活中的欲望的自由。可是，哲学的、沉思的、理智的、思想的自由呢？施特劳斯说，《王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阐明了“理想”政治之不可能。关于理想政治的构想是如何产生的？它正产生于哲学的自由思考。《王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诸卷正是苏格拉底及其同伴的哲学讨论处于最自由的时刻，而最自由的讨论也使得城邦的传统结构和习俗遭到了最大的破坏。柏拉图的反讽性写作让我们明白，与欲望的自由一样，沉思的自由如果不加限制，一样会对城邦的肌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尼采曾经说过一句尖锐而刻薄的俏皮话：“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这话可谓无意中一语道破了柏拉图《王制》之教诲的全部秘密。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其实并不怎么谈论哲学或沉思的自由，这与亚里士多德明确高举沉思的自由有所不同。

无论在柏拉图、色诺芬还是亚里士多德等人笔下，相对于“德性”、“善”、“幸福”等概念，“自由”概念并未得到特别突出的关注。道理不难明白。践行沉思的自由依赖于理智能力，拥有强大理智能力的始终是少数人，因此，哲学或沉思的自由是一种少数人才能拥有的自由。这种最高的自由同时还伴随着最大的危险，亦即虚无主义的危险——无论是令沉思者面临达不到思想归宿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还是让城邦或政治体的习俗传统遭受破坏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所开辟的古典教育传统，在阐明这种最高的自由理念并以之吸引自由灵魂的同时，也说明了它必须予以限制的另一个面相。所以，由于反对自由民主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宣扬欲望的自由，而由于真正搞哲学的只是少数人，他们也不可能大谈沉思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大谈思想的自由是启蒙以来的自由民主时代、以自由立教的时代才有的事情。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实践引来了批判的浪潮，也引发了现代自由教育的兴起及其对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塞涅卡等古典作家所开辟的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的追寻。

当Liberal Education从古典传统追溯其核心理念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古典教育对于三种自由概念的态度，即抵制欲望的自由，倡导德性的自由，限制沉思的自由。通过这种抵制、限制和倡导，德性式的自由概念突显了出来，对自由人之节制、勇敢、虔敬、正义等德性或道德品性的培养，成为古典教育或Liberal Education的首要任务和目的。

由于德性与理智能力的内在关联，德性的自由与沉思的自由有统一的一面，追求德性的自由也伴随着追求理智自由的要求，乃至始终朝向高于自身的哲学或沉思的自由。但当自由的实践者试图走向更高处时，二者便会发生分离，原因便在于沉思的自由充满着出离洞穴或败坏洞穴的双重危险，它将令德性的自由遭到破坏或否定。

总之.Liberal Education内在地包含着德性的自由和沉思的自由两种自由概念，同时也包含着这两种概念的内在张力或冲突。既相互依赖又必然冲突的两种自由概念，也构成了Liberal Education的含义和任务的两个维度，也构成了翻译Liberal Ed-ucation的两个依据：如果说“博雅教育”的译法强调了德性的自由以及对它的培养，“自由教育”的译法则突出了理性、哲学、沉思或思想的自由以及对它的追寻。

Liberal Education这两个维度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好公民”与“好人”的区别。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来说，做一个“好公民”就必须始终停留在洞穴内，哪怕他是出离于洞穴之外又重新下降至洞穴之中的。而成为一个“好人”则意味着向洞穴之外的世界无限上升。在《王制》中，对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这两个追求上进的青年，苏格拉底分别践行了Liberal Education的两个维度。《王制》不仅是Liberal Education之理念的终极来源，也是其实践的永恒范本。显然，对于今天Liberal Educa-tion的践行者来说，《王制》中苏格拉底的做法仍然是不二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