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一生性格坚韧，诗文多种多样，而且艺术水平极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本文以苏轼的性格为支点，以苏轼入黄州作为其人生的分水岭，略论其诗歌创作思想以及理论的实践。

关键词：苏轼  诗歌  文艺

一、气岸遥凌豪士前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苏轼在诗歌领域，或许并非无人可及，但就文化史来论，苏轼堪称第一人，他才学广博，是中国文化史中一座高峰。

当然，天赋足备的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个好的家庭，父亲苏洵，虽然少不知学，但苏轼出生后以为必须以身作则，于是学成文章大手笔。母亲是“宁为范滂之母”的巾帼，其气质自然巾帼不让须眉。《颖滨遗老传》称其：“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丰裕家庭或许不是很必要的条件，但确实是成就巨人的有利因素，苏轼没有辜负这一家境。

苏轼少年所学，不在诗词，只在文章，因而苏轼诗论离不开文论，古人既称“诗文”，其创作方式其实有一体化倾向，他自己也说“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他的第一批诗应该收在《南行集》里。北宋考试不考作诗，而考策论，应了这个文化背景，苏轼文采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身处文化世家，父亲的见识又不差，充分发挥了其天赋。苏轼少年时仰慕“韩，范，欧，富”这些有志气节操前辈的为人。《上梅直讲书》中自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 当然这与母亲的启蒙有莫大关系。另外，父亲苏洵从小教导其学文章，自然有耳提面命的教诲。总之童蒙时代培养出来的气质，是苏轼一生无法摆脱的创作思维。苏轼有志节，且有志于天下。

这种博观应试培养让苏轼的文艺理论形成一个整体，即：一种理论，可用于诗文，同时适用艺术，如：书画。反之亦然。同时也种下此后一生作诗文为艺术的大的原则：“自然而发”。《南行前集叙》中提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阐述了不得已而发，缘情言志的正确诗文写作方式，就如另一篇《诗论》中所言：“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又说“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坚决反对为文而文。初入文坛，就有这种造诣，怎么能不成为一代文宗呢？这是欧阳修也认可的，是不易之论。

苏轼的思想，简言之“杂且不俗”，性格更是坚韧不拔。

从小接受儒家治世思想，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崇尚志节，而且在实践中很能够身体力行，自登科后，每次出外任地方官，都政绩出色。如在惠州时整顿西湖。知密州时收拾蝗灾，知徐州时防水同渠等。贬黄州时改变当地“溺死婴儿”的恶习。贬海南时，兴教育，指导出第一个海南进士。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不但谋当时的政，而且力求为人民发展千秋事业，现在西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苏轼的治理，西湖绝不会有现在的魅力。

苏轼年轻时读《庄子》，自言“感觉以前读过”。说明其人对庄周以及道家思想的认可。这对他从政后起起落落、坎坎坷坷的人生用处极大。

宋初儒释道三家合流，苏轼都有截取，豁达的胸襟让他有了无所不包的思想，苏轼思想很大程度上秉持“实用主义”，什么时候该秉持什么思想，他似乎很能任意启用。苏轼政治生涯也曾有过辉煌，但他一生如意的时候很多么？基本没有，作为旧党领袖，他反对王安石新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要立即废除新法，他同样反对。司马光死后如何，同样被排挤。后新党又得势，他被贬到更远的海南，而且还是昔日好友的“杰作”（按：当年章惇与苏轼关系不差，但党派不在一列，司马光在朝时，章惇被贬，后心怀记恨，对苏轼一贬再贬），如王朝云言：“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心怀天下的苏轼似乎只在行“道”，道，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广泛地汲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轼，隐约还有一股倔强在内中生长，没有这份倔强，为人为文都不够灵动。在《答张嘉父书》中，苏轼认为有创新的文，都应给予肯定，“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着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就是这份倔强，支撑着他诗文的创新，坚决不苟同前人，支撑着他的政治良心，坚决为百姓着想。

二、一入黄州分岁月

苏轼一生创作的分水岭应该在黄州一役，生死大难——“乌台诗案”。这事祸福参半，也是文人一生该经历的起伏，没有这一经历，也就没有斐然文采。

人生之境遇最是诗材，如曹子健之丧父，“徐庾”之囚北，王子安之刀下被释，李后主之江南国亡，天地之变的舛难，造就文杰。如果以上这些文人的人生经历没有低谷生涯，谁敢保证中国文学中一定会有《洛神赋》《哀江南赋序》《与杨遵彦书》《滕王阁序》《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些名篇？

苏轼一生的创作在人生低谷时期颇多，质量也最高。贬黄州时作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寒食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

经历生死大难的苏轼，登上黄冈赤壁，慨然伤心，“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后赤壁赋》）。若非一群人搭救，苏轼很难渡过乌台诗案这一关，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在狱中的他，连绝命诗都写好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纵观苏轼一生，难得有这样的伤情句子，早年与弟弟子由“对床许约”定好早早退休归隐的梦想，现在马上身首异处，是人都痛心，东坡岂不一样？出狱后伤心迷茫，颇有自暴自弃之感，《答李端叔书》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心灰意冷如此。书完最后结尾再说：“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完全惊弓之鸟之态。但他有退缩么？没有！“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出狱次前韵二首》），还得再写。但从此以后，作文风格立转，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苏轼这种性格坚韧的人，在大难不死后，看得更透更开，而非像秦观一般，一贬就“死”。黄州以前，法“文贵不得为而为”的有为而作，第一是要文意自然喷涌，第二是世道有需，必为世路开道的“有为而作”。黄州后完善整体，尚自然，有“心隐”意味。

三、万里平沙驰逸力

苏轼大器早成，平生文采风流。早先继承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甚至说得更多。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苏轼《邵茂成诗集叙》：“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文中集中表达了“文人固穷”的思想。

苏轼少时学文多于学诗，或者可以说只学文，一般认为其作诗在《南行集》，作词始于熙宁五年（通判杭州），后知密州，词风为之一振。苏轼取得功名后开始作诗，所以其对作文的理解，很容易用于作诗，所以苏轼的诗、文、艺三方思想理论互取互用。如《折枝二首》中有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自然”就把其结合起来。有宋一代，观苏轼可以窥整朝，不能不把这一功劳归为文论法入诗。黄州被贬前最主要理论莫过于“有为而作”，《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俨然接过韩愈、欧阳修的旗帜，继续呐喊，以儒家入世的精神作文作诗，一肩担下文章救世的责任。在文章上阶段性地战胜了骈俪文体，诗作中也体现了个中性情，很容易以文为诗。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写诗恰似小孩玩泥巴，轻松异常，随手取来，雅俗共赏，这一点，是他一生的写诗追求，也是他性格决定的。正是“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李氏山房藏书记》）。

同时应该注意，此时理论渐趋成熟，对灵感的捕捉也相当重视，苏轼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对作画技术的的片刻捕捉，意在学会抓住艺术创作的灵感，对诗文也是一样。

关于苏轼作词，宋人婉约词风风靡之前，李后主站在朝代之交，有过无意识的创新，在词中写国殇。可惜没有形成风尚。个中原因，暂且不表。

李煜与苏轼是豪放派词宗开山创派的人，前者无意为之，在内容上，首次在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曲中摄入故国忧愤，爱国这种高尚情操开始进入当时的“艳词”，成婉约旗帜之“愁宗”，于是词的格调骤然直上。苏轼则有意为之，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也曾批李后主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东坡志林》），稍看不起其行为。苏轼做事倔强，作文作诗孤标尘外。在诗文词中表现出来即是创新，想要跳出婉约风格的笼子，无论最后成功与否。不可否认，这种有意识的创新尤其可贵。最重要的是在遣词用句上做了探索。但豪放词作品实在不多，大概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且有些词还豪放婉约风格参半，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另外，苏轼做婉约词不输宋朝诸公。如《水龙吟（杨花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其实诗词文学必须是抒情，如果不是非常雄健豪迈，很容易走上婉约风格。更何况，从苏轼所处年代和其经历及历史背景等因素来看，并不完全具备豪放词写作的条件。有宋一代，基本都在外族入侵的噩梦中度过，苏轼又非武将，不可能有盛唐气象那种产生“边塞诗”的环境。盛唐边塞诗尚且有“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怨，何况宋代？

李煜的开拓是不着痕迹的，无可奈何地加入国家情操，毅然为词作“神品”。苏轼则全然实践理论，所以辛弃疾出，豪放词大放异彩，苏轼功劳在前。

四、人生到处是从容

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对人生政治理想看得更透，可敬的是看得更透以后，无论为人、为文仍然初心不改，始终如一。而后被贬海南琼州，他的人生或许又生波澜，但总能认清自己，豁达开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是人不是神，却被神化，但是当你把他请下神坛的时候，他依然如神一样可爱。

乌台诗案后苏轼在《答李端叔书》表达自己对待功名如何贪得不已，从政如何不谙世事等一些自暴自弃的话，宛如惊弓之鸟，颇有心灰意冷的感觉，但也只是口头讲讲，没什么具体的自暴自弃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不易初心。后面无论拜相还是被贬更远的海南，都如同旅游一般，我们说苏轼是人，不是神，他也会迷惘伤心，发出“寂寞沙洲冷”“人生如梦”的慨叹，但从小坚韧的性格支撑起了他人格的魅力。

自贬黄州以后，苏轼的人生换用道家那种豪迈应付，文艺上也渐趋自然平淡，并且更加注重这方面的修养，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对自然之法的赞叹，评价为古今第一人。更在《答毛泽明书》中表示，不但自己写文章要自然为之，评述文章品目高下也应该“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自然之道，大浪淘沙，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为文如此，为人也一样。新党再次得势后，苏轼被一贬再贬，最后到海南浑然像去旅游，不过其生活艰苦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如论如何，心情是最重要的。这些日子的诗作如《食荔枝》《纵笔》，尽显悠游人生。

在《谢民师推官书》中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大力赞扬自然。如这时《汲将煎茶》都是这样。另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是在海南期间的《和陶诗》，苏轼晚年为诗尚自然，对陶诗非常喜爱。他说“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东坡题跋》卷二）。早年说“为文固穷”，在晚年时候找到这样五六百年前的文章知交，心里怎么能不愉悦，所以把陶诗一首一首和了一遍。可见陶诗对苏轼的心灵慰藉非常之大。

在苏轼迎来人生又一个幸运阶段，被释回京的时候，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集（卷四十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又是人生的一场旅游，没什么好抱怨的，旅游完了就该振作起来做正事去了。在总结自己一生经历与文章经验的时候，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丽之极也！”（苏轼轶文汇编》卷四 ：《与二郎侄书》）。苏轼少年老成，文章才华顶尖，少小时自然掩饰不住峥嵘之气，而这个词，用来形容苏轼早年，再恰当不过。但人生的历练总归是由张扬到平淡，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是道家一种“不争之争”的大争体现。再如陶渊明所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苏轼当年如没有这样情操也，不可能成就他自己的伟大。处世从容，万化归一，平淡是人生真谛。

参考文献：

[1]曾枣庄，曾涛选注.三苏选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2]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5.

（陈玲玲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  3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