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

以往对七月诗派诗学理论特质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角度的界定总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因此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基于此，本文尝试着以马克思的“实践性主体”概念为理论视角对七月诗派的诗学本体观、诗人主体论和诗歌功能论的核心原则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七月诗派诗学理论是一种实践自我的主体论诗学。

以“主观拥抱客观”为核心的诗歌本体论

七月诗派“主观拥抱客观”主张由两层意思构成：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诗歌在本质上是作者情绪的抒发，客观物象进入诗歌创作必须经历主体化的融入过程，如果客观物象能够引起诗人的情感共鸣和思想波动，它便具备了进入诗人创作世界的基础，所以胡风在诗论中总是特别重视情绪乃至激情“突进”的作用，因此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客观物象之中，理解它，然后或认可或反驳、或赞同或批判，只有这样，诗人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才能得到坚实的保障，因此要反对“客观主义”的创作倾向。“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都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融合过程，共同构成了胡风“主观拥抱客观”主张的内涵，偏向任何一方都将产生“非诗”，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主客体经过相生相克达到融合”的过程。

将七月诗派的“主客体关系”论武断地定性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或者“冒牌”的唯物主义是不合适的。单纯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角度并不能准确地揭示胡风“主观拥抱客观”理论主张所包含的“主客体关系”。出于理论阐释的需要，我们引入马克思的“实践性主体”概念，它对人类以及社会现象的本质认识能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启发。

通过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人类的本质，马克思将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指出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活动遵循着不同的内在逻辑。简而言之，就精神实践活动的内部构成而言，物质实践活动对精神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只是个“外部”问题，如果说在物质实践活动中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话，那么在精神实践活动中是“意识决定物质”。人类的精神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物质性因素仅仅是实现意识形态力量的物质外壳和现实条件，意识形态力量要发挥作用只能首先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影响人的实践活动，也即“意识决定物质”。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的精神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个以主体精神力量为中心的主客体有机统一过程，所以马克思说：“艺术生产（和审美）中的主客观统一已经不像在物质生产中那样，必须使主观最终统一于客观，而足相反，客观必须统一于主观。”诗歌创作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它必然要遵循“意识决定物质”的内在逻辑，即诗歌创作是一个以诗人主体精神力量为中心展开的与客观世界有机统一的过程。

七月诗派在探讨诗歌创作中“主客体关系”的时候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显然与马克思对人类精神实践活动规律的解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胡风在诗论中反复辨析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就其本质而言恰好是精神实践活动“意识决定物质”的内在逻辑在诗歌创作层而上的具体运用。所以，七月诗派的诗人理论家突出地强调“主观拥抱客观”，认为诗歌创作必须培育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以此为中心向现实生活突击的理论认识，实际上是对诗歌创作这类特殊的精神实践活动内在逻辑的科学解释，与马克思对人类精神实践活动内在逻辑的揭示不谋而合。换言之，七月诗派对诗歌创作中诗人主观战斗精神重要作用的理论阐释并不足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搞冒牌的唯物主义，而是对马克思实践性主体思想的活学活用。

以“实践性主体”为内涵的诗人主体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温儒敏指出，七月诗派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强调的是.作家在体验生活和创作过程中要积极发挥“主观方而的能动作用”。这里的“主观方而的能动作用”至少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作为诗人主体的精神力量，主观战斗精神是作者真诚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它以人民、时代和社会三者构成的现实历史环境为生长土壤，并接受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检验，从而发挥作用。其次，主观战斗精神中的“战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我斗争，而是诗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后不断前进的过程，其残酷性和艰苦性不亚于战场上的敌我斗争。最后，主观战斗精神的内在逻辑是相生相克，即在深入地理解客观对象的同时不断地纠正自身的认识，增强自身的认识力和思考力，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认知力量与客观世界进行着相生相克的斗争，经过从认识到误解到纠正的艰苦的探求，诗人的情感和思想逐渐走向深入，实现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深沉。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是单纯的精神现象，而是一股带有鲜明现实社会指向性的强烈精神力量。它是诗人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站在特定的生活立场上全身心投入、艰苦搏斗的结果。拥有主观战斗精神的诗人不是普通人，而是有着强烈的战斗欲求和生活创伤的精神战士。我们不难发现，七月诗派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于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和物质性，催促着诗人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真诚地体验，勇敢地前进。

七月诗派从主观战斗精神角度对诗人主体的理论阐释与马克思的“实践性主体”思想同样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总是从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寻找答案不同，马克思从“实践性主体”的角度探求人类的本质。他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主体”，包括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层而。它以人类的肉体存在为感性基础，并与人的精神世界构成有机统一体。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主观精神世界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抽象存在，它充满了“烟火气”，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密切相连，它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参与着人类的物质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能动性。从实践性主体的角度看，主观精神世界有三个特征：首先，主观精神世界是伴随着物质实践活动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类的生命活动构成了它的生长土壤，这与七月诗派对诗人主观战斗精神来源的认识相通；其次，在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中，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交错发展，主观精神世界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期问充斥着双方的搏斗和消涨，这与七月诗派对主观战斗精神中“战斗”内涵的认识相通；最后，人类的精神实践活动遵循以否定形式达到肯定结果的辩证逻辑，即“自否定”逻辑，这与七月诗派对主观战斗精神“相生相克”逻辑的解释同样是相通的。由此可见，七月诗派对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阐释与马克思对人类精神实践活动的认识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所以，主观战斗精神的“主观能动性”在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实践性主体”意义上的“实践能动性”。

从“实践性主体”立场出发，七月诗派对诗歌本体和诗人主体的理论认识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二者在内在逻辑上具有鲜明的一致性。换言之，七月诗派诗学理论是一种具有鲜明实践性的主体论诗学。

立足人生实践的诗歌功能论

“贴近时代与现实”是七月诗派诗歌创作的立场，这一方而是因为时代的呼唤，抗日战争加剧了本来已经恶化的中国社会状况，使得没有退路的中国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奋力抗敌。七月诗派的诗人理论家满怀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然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时代呼声；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新文艺战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七月诗派并不认同“冷静超脱”的“审美距离说”，而是倾向于国内和国际的革命文学创作传统，果戈里、普希金和鲁迅是其代表。“沟通个体与群体”是七月诗派对诗歌武器功能内涵的具体阐释。诗歌固然是诗人抒发情感的结果，但诗人不是封闭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人民群众当中。在抗口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都形成起来了，诗人自然要离开以往狭小的生活圈子，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去，为全民族的抗战呐喊助威。诗歌创作因此也应当发出时代之声，向集体利益转移，而不能局限于一己悲欢了。所以胡风在诗论中总是强调诗人在创作时要努力反映时代的心理动向，从而让自己的诗歌创作充满力量，正如他所说： “惠特曼所代言的历史阶段，马雅可夫斯基所代言的历史阶段，都各有群策群力的生活基础，所以他们的一个诗人的声音同时却正是群涛底怒吼，万木的齐鸣。”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七月诗派强调诗歌创作要向社会和集体靠拢的主张并不能理解成是对诗人主观能动性的抹杀，诗歌要发挥沟通功能，要立足个体走向群体。现实生活中的诗人有各自特定的生活道路和生存环境，只能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特体会和认识出发嘁出自己的抗口之声。否则，诗人的创作将失去坚实的生活基础，丧失切入现实的力量。所以，他才说：“诗，总是通过作者自己的爱憎去体验人民底感情，生发人民的感情，体验到潜伏的深度，升华到综合的高度的”。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七月诗派的诗歌功能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诗歌价值的衡量标准来自活生生的充满张力的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具有何种功能要从这里寻找根本依据；二是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来自群体与个体充满张力的关系，即个体的多样性、特殊性与群体的统一性、一般性的张力关系。从这一诗歌功能观出发，七月诗派不仅非常推崇诗歌的抒情特质，而且极力追求诗歌的现实指向性，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七月诗派在诗歌创作中对浪漫气质和现实品格的强烈追求。这不仅区别于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也不同于现代主义诗歌。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创造和实现自身本质的根本途径，人类一切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应当服从于这个终极目的。从这个理论原点出发，首先，人类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要想发挥作用，必须具有推进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力量，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精神食粮”，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应有的价值也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努力向着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前进，这显然与七月诗派对诗歌价值衡量标准的认识是对应的。其次，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群体组织是必然要求。它以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与社会群体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纯粹的个体无法脱离人类社会的整体，而社会群体组织的力量同样要以个体全而发展为前提，这是社会群体与社会个体的有机统一关系，这同样与七月诗派对诗歌功能沟通个体与群体的实现途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尽管七月诗派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但他们从未对充满反抗性和战斗性的浪漫气质表示过反感，甚至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还颇有鲁迅当年所介绍过的“摩罗诗人”的风采。七月诗派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在本质上达到了主客体“有机统一的实践能动性”，这也就意味着，七月诗派诗学理论比现实主义诗学更强调主观情绪的抒发，又比浪漫主义诗学更强调客观现实的决定作用，因此，它已经区别于现实主义诗学和浪漫主义诗学，而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实践性主体”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主体论诗学”，即“实践自我的主体论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