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重提科普，又一次让一个老话题重新焕发生机，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另类科普。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否定科普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人喜欢去做科普，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场面：宏观上很重要的事情，在微观层面却无人问津。这是搭便车行为的另一种变体，换言之，公共问题的权责无法界定，究其原因，宏观层面上的公共重要性无法有效转换成微观层面上个人的重要性。因此，解决科普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科普的公共重要性以制度安排形式分解到科学共同体内的相关个体成员身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科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去做科普工作？其二，科普的难度在哪里？第三，如何有效激发科学家去做科普？

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理性人都是按照经济人原则去安排自己的行为，而经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寻求利益最大化。基于这种预设，我们自然可以推测到科学家在行为选择中也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家是如何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呢？那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评价体制，将其行为与现有评价体系之间实现最大的契合度，换言之，就是让自己的工作以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为主。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激励种类琳琅满目，诸如项目、经费、文章、影响因子、顶级期刊、各种学术荣誉称号等等，唯独没有科普成就一项，既然如此，科学家们又何必去做科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