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

1932年6月，蒋介石再次纠集重兵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红四方面军主力遂于1932年10月主动撤离鄂豫皖边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前堵后追，于12月中旬到达陕南的城固地区。当时红四方面军得知四川军阀正在川西混战，川北防务十分空虚，同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集团又有矛盾，蒋系部队难以入川，于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2月下旬向南越过巴山进入川北，不到一个月就连克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并在川陕边党组织和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创建了曾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诞生，触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中枢神经，使其万分惊恐，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四川军阀暂时停止了在川西的混战，达成“谅解”一致剿灭红军。随之蒋介石命令四川的刘湘、田颂尧等部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进攻川陕苏区，并以胡宗南部监视川陕杂牌部队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合围，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川陕革命根据地初创之机，组织进攻，消灭驱逐红军出川，但蒋介石的计划很快就被红军当头一击。红四方面军不仅挫败了敌人的“三路围攻”，而且又接连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的胜利，给予敌人的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部以沉重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 使敌人感到巨大的威胁，蒋介石便在再次调集重兵围剿的同时，不断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经济封锁与围困，企图通过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断绝白区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情报来往。但敌人却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共陕南特委和十七路军中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早已在1933年6月就与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秘密达成双方互不侵犯协定，并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三条通往川陕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为组织好各条红色交通线的运输工作，一方面陕南党组织在汉中城内建立了两个交通站，负责集中物资；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川北苏区边组织了物资转运站、负责接收转运物资。

这三条秘密红色交通线不仅是陕南地下党组织和三十八军内武志平等地下党员得以成功地将大批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粮食、医疗药品、通讯器材等运送到革命根据地重要补给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三条红色交通线更是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相互联系的通道。同时，还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青年也是通过这三条红色交通线到达川陕苏区的。因此，可以说这三条红色交通线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的大巴山区，并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令四川的刘湘、田颂尧等部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进攻川陕苏区，并以胡宗南部监视川陕杂牌部队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合围。深知蒋介石利用杂牌部队打头阵排除异己毒辣手段的杨虎城，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推动下，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了两面方针，对红军佯攻而实守。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确立统战关系，保障北部边境的安宁，使红军可以只留少量部队警戒陕南之敌，抽出大量兵力对付其余之敌，同时建立秘密交通线，打破敌人的封锁，对于初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充当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使者的重要任务就落在了时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少校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同志的身上。

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找到武志平，并向其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

利用其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输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同时还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其在陕军内部的公开职务进行这项（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

在党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武志平草拟了简要的工作计划，在得到组织的批准后武志平便立即行动起来了。

虽然武志平知道可以利用蒋介石利用杂牌部队打头阵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作为理由向杨虎城建议与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或达成共同抗日协定，但需要找到适当的人去向说服杨虎城，于是武志平想到了杜斌丞先生。杜斌丞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思想进步人士，在陕西知识分子中有群众基础，而且和杨虎城友谊较深，杨虎城对杜斌丞更是待如上宾，他们谈话很少顾忌。同时武志平不仅对杜斌丞的思想有所了解，而且也与杜斌丞的关系相当密切，谈起问题来也比较方便。所以武志平便首先通过杜斌丞向杨虎城做一些说服工作。

1933年3月6日，杨虎城电令十七路军所有部队归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统一指挥。4月2日，武志平随孙蔚如抵达汉中。5月初武志平接杜斌丞密信，告知杨虎城将军已同意和红四方面军进行友好联络，杜斌丞向杨虎城推荐由武志平承担联络任务，杨虎城同意。武志平抓住王宗山去南京为孙蔚如活动甘肃省主席而遭蒋介石拒绝之机，于5月11日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与孙蔚如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12日，又经过两次谈话之后，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并由武志平代其起草绫书，孙蔚如看后表示同意，并嘱咐武志平慎重行事。

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从汉中城出发，几经波折，途经牟家坝、马桑坝、天池梁、凉水井、羊圈关、南马山，最终抵达川陕根据地碑坝，并于5月21日在苦草坝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傅钟同志。24日又同参谋长曾中生等人交谈。武志平将带来的绫书及敌军电报密码、军用地图、口令、信号交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这对刚刚进入川北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军委研究，认为十七路军主动前来联系，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同时，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得很厉害，苏区急需打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到汉中同孙蔚如部进行联系，并指示武志平为苏区提供无线电、医药、汽油等物资。5月27日，徐以新、武志平从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后，武志平首先向孙蔚如报告了红四方面军派来代表的情况，并把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于四五月间以布告形式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的宣言送给孙蔚如看，孙蔚如很高兴，并约定6月1日在王宗山住所和徐以新举行会谈。6月1日徐以新正式和孙蔚如在汉中康家花园王宗山处会谈，除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以外，参加会谈的还有王宗山和武志平。

孙蔚如谈到西北军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徐以新谈到红军的三大任务和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阐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一月宣言的精神。对双方关系，孙蔚如提出以下五点意见：（一）希望红军不要在陕南、川北地区发展下去，应向甘肃地区发展。（二）如果那样做，十七路军愿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三）如果红军仍在川北停留，十七路军决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至于前哨小的冲突，应视为正常的情况。（四）以当前的形势所限，只能是秘密往来，建立秘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五）十七路军派武志平和红军保持联系，随时传达双方的意见。徐以新允将上述意见向领导汇报后再作答复。

徐以新在汉中的四天中除了和孙蔚如私下谈了两次，还和孙蔚如的心腹王宗山非正式地谈了三四次，王和孙的意见是一致的。事实上杨虎城、孙蔚如是地方部队，同中央军有矛盾，杨虎城、孙蔚如为保存实力，占据地盘，对攻打红军本不积极，并企图借红军之手打击胡宗南部。考虑到上述情况，只要孙蔚如等能做到停止进攻红军，保守中立就基本上达到了谈判的目的。孙蔚如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把持着六百里区域，只要孙蔚如部保持中立，就意味着这六百里的战线，可以避免大的战斗，红军便可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同时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建立根据地对外的交通线，从而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6月5日武志平、徐以新同志抓住由汉中回革命根据地的时机，除了携带孙蔚如为了表示诚意，公开赠给的地图和价值位一千七百元的药物，还有无线电机上用的火花塞、活塞圈各两个之外，还自行购置了无线电器材、医药、电池等军需物资二十多担，利用公开身份，通过孙蔚如部的三个步哨，把物资运到凉水井。徐以新同志返回总部汇报工作，驻碑坝红四军师政委张广财立即加强南马山、尖峰寨一线警戒，并组织力量到羊圈关运回物资。武志平则在巴山羊圈关川陕交界以南住下，了解当地情况，准备在那里建立联络点，以加强对苏区的联系，并等候回苏区汇报的徐以新同志回来。在这里，武志平将工作情况写信向杜斌丞作了详细汇报。

6月24日，武志平、徐以新第二次抵达汉中，并于当晚继续和孙蔚如商谈互不侵犯及共同抗日的问题。会谈地址仍在王宗山家里，仍由徐以新、孙蔚如、武志平、王宗山四人参加，双方同意了第一次会谈的几项内容。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正式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十七路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杨虎城、孙蔚如为了使这一项联络工作秘密进行，仍交由武志平个人负责。而他们并不知道虽然武志平的公开职务是杨虎城、孙蔚如的使者，任务是和红军谈判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而实际上武志平却是党的工作者，在秘密地为党工作。

7月1日，武志平和徐以新同志第二次从汉中携带一批物资运往革命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粉碎了田颂尧的围剿，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移驻在通江以北的辛场坝。蒋介石十分焦急，不断急电刘湘、杨虎城，要他们火速“合围川陕苏区”。武志平在总指挥部把他所掌握的有关陕、甘、宁、新的军事秘密，以及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仲英、胡宗南的习性、特点、互相关系、小头领们的嗜好，河西走廊、祁连山、蒙古草原的地形、地图、气候以及胡宗南部的驻扎地，都画了标记，供总指挥部参考。

在武志平和徐以新的筹划下，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通江至汉中秘密建立了三条交通线和三个交通站、六个联络点。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华林坪、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过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的天明寺、二里坝、大盘、小盘，再经南郑县的法慈院、广家店、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城固、西乡县沙河坎、堰口、罗镇、杨家河、九打杵、栓马岭、镇巴、韩坡垭、九阵、长岭、降头山、关门垭或由镇巴，经毛垭、高脚洞、渔渡进入川北苏区。三个交通站：一是汉中境内的马桑坝，二是南郑境内的凉水井，三是通江境内的碑坝（原属通江辖区）。六个联络点：华林坪、南马山、回军坝、马桑坝、幺二拐、伞铺街。同时，从分水岭、孤云山、海神湾的深山老林中开辟了一条交通复线，以绅士陈龙飞家为联络站。

其中交通站凉水井地处川陕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虎豹横行，周边数百里人烟稀少。为了和苏区便于联系，及时递送情报和输送必要的物资，还要与汉中保持接触，便于搜集情报，同时又便于和白区地下党组织联系，武志平亲自在这里盖了两间茅屋，他常住这里，不久，便有重点地和附近的群众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与当地猎户方勇、农民苟方云、闫志云和梁秀红以及红军战士陈文胜、张田等一起参与运输工作。凉水井成了红色交通线上的中心联络点，很多物资、情报以及各种报刊，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送进苏区的。还有大批干部包括何柳华（原名廖承志）、潘自立等同志都是从这条线进入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主任郑义斋还经常在碑坝接收武志平从白区搞来的物资、情报等。陈明义、柯大祥奉郑义斋之命在渔渡坝与武志平接头，担任护送联络任务的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才千主要防止川陕边境的土匪抢劫破坏交通线和物资、情报等。

这些秘密交通线是川陕苏区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很多重要情报和物资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到苏区。关于这条交通线的作用，徐以新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根据地。潘自立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带来了党的信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另外，在传送物资和互通情报方面，这条交通线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934年7月，武志平的行动暴露，敌人电令孙蔚如拘捕武志平，孙蔚如让武志平暂时躲避一下。武志平遂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与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做了汇报，并作了妥善安排后，几经波折于9月在上海见到了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等人听取了武志平对陕南红色交通线的工作汇报后，指示武志平仍回汉中坚持斗争。在武志平离开汉中的这段时间，十七路军单方面断绝了与红军的往来，不断向苏区进行骚扰，并纵容地方团队杀害红军在游击区域的采购人员和战士。武志平回到汉中后，孙蔚如不准这个“奉旨严拿”的要犯出外活动，同时王宗山对武志平提出约法三章：不能给武志平以任何职务；不准做任何政治活动，不准和熟人接触，否则不能负责安全；生活上自行设法。武志平表示这些都不成问题，便在汉中继续住下，随后便与中共陕南特委张德生同志和徐梦周等同志取得联系，虽然不能将大量物资运往苏区，但还可以将军事情报及时地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就这样，在武志平的积极努力下，再次秘密地恢复了对苏区的交通线。

1935年2月3日，红四方面军红十二师之一部，一举攻克宁强，孙蔚如部团长杨竹荪被擒，全团生俘。红九军一部乘胜向汉中挺进，行至勉县击溃孙部的主力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孙军被压迫在汉中以东。杨虎城、孙蔚如急电蒋介石营救。蒋介石急派三个师、一个旅奔赴陕南。2月17日，红四方面军进抵汉中城外，孙蔚如着了急，急派王宗山找到武志平让其出面与红军调停，并送来一张通行证，准许武志平出城去见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说明双方原订有互不侵犯协定，应避免兵戎相见。武志平正苦于没有机会去苏区，于是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武志平便携带40多节电池和若干电台零件等红军急需的物品，持孙部特别通行证出北门，经石马坡、沙沿子、长林镇见红九军政委陈海松。2月18日又赶至勉县见王树声，后由班长陈文礼等七名红军战士陪同武志平经定军山、胡家坝、二郎坝、关口坝、巴中的李家坝，又转至旺苍坝、两会寺，见到潘自立同志。在旺苍坝时，武志平见到陈昌浩等人，向其汇报了整个情况，转告了孙蔚如的要求。对武志平本人的工作，陈昌浩等人仍要武志平回汉中，继续做好孙蔚如部的工作，同时如果能在汉中住下去，可设法与在巴山老林桃园寺一带的红军游击队领导同志赵明恩取得联系。3月29日武志平在战士护送下，经原路返回汉中。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胜利西渡嘉陵江。蒋介石的中央军到达陕南后，加强了陕南的特务党网，特务活动日益加剧，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也调离陕南富庶之地到渭北去驻扎，同时武志平派方勇去桃园寺、黄官岭、牛脑壳梁找赵明恩游击队也一直未果，因此，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实际意义不大了。武志平与徐梦周商讨后，决定向上级汇报放弃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交通线，武志平遂于6月前往西安向宋绮云同志汇报，宋绮云认为武志平在陕西的环境不好，应离开另到新的地区工作。考虑华北地区在日军威迫下搞特殊化，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比较薄弱，武志平到那里活动很适宜。

一天深夜，武志平收到赵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汉中分店业务既然没有起色，请酌分店结束，留少数人清理账目。望你从速来总店另筹别埠，增设营业所。……未尽之意，托赵君面叙。石英。”武志平接到信后，便遵从党组织的指示安排好各交通点的善后工作之后，便离开了汉中，另上征途，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战斗，至此川陕边境上为时两年多的秘密红色交通线结束了。

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来的三条通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秘密交通线和交通联络站，虽然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陕南地下党组织和敌三十八军内武志平等地下党员通过红色交通线，不仅将红四方面军急需的粮食、医疗药品、无线电器材等大批重要的军用物资成功运送到了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输送了很多革命同志，而且其也是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因此红色交通线的开辟对打破国民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困封锁、解决物资奇缺、争取战争胜利、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孙蔚如部互不侵犯的协定的建立，对后来团结西北军抗日和“西安事变”都起了相当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