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峥嵘

袁德生，1894年出生在湖南省济阳县西乡石炭嘴（今普迹乡）。工人出身的优秀共产党员，安源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江西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湘赣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1934年根据地“肃反”中被诬陷致死。

积极参加安源工人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冶萍公司所属安源煤矿招工，袁德生经人介绍，到安源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

1917年8月18日，袁德生所在的直井五段发生瓦斯爆炸，引起大灭，当场烧死4名救火工人。火势蔓延到六、七、八段，洋人矿师和矿局救矿不救人，下令封闭巷道，袁德生等人冒死冲出了火海，闯出了巷道口，但来不及走出巷道的27名工人被关在井下活活烧死闷死。事后矿局仅发给每个死难工人家属40元抚恤金，这些钱只值当时一匹马的价值的1/5。袁德生目睹这骇人听闻的惨状，愤恨不已。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到了安源，袁德生心情激奋。7月，他参加了安源工人驱逐德国矿师的斗争。可是，不久又来了几个洋教士，在工人中说教布道，企图平息工人反帝爱国怒潮。袁德生等一伙青年人，在工人周怀德的发起和带领下，夜半袭击传教士的住宅，用石块砖头砸洋人住房的玻璃、灯泡、摆设，有的洋人被砸得皮破血流。传教士在来历不明的打击下，以为安源又发生了义和团的运动，为了保命，不等通知中国地方官吏，就连夜逃往湖南去了。

1921年，共产党人毛泽东、李立三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袁德生在李立三、朱少连、周怀德等的鼓动下，进入工人学校读书，参加了路矿工人俱乐部。通过工人学校的学习和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他逐步认清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才会有工人的好日子。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袁德生积极发动和率领直井五段工人参加了这次斗争。9月14日零点，袁德生等得到罢工讯号后，立即和五段工人停止采煤，走出巷道，汇集到总平巷外面的罢工人潮中，并领着工人们迅速用煤桶和树枝堆塞巷道口，防止工贼破坏罢工。在罢工斗争的日子里，袁德生还带领五段工人粉碎了本段工头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参加了保卫工人俱乐部、瓦解分化敌军、围困总公事房，声援李立三、刘少奇的谈判斗争。罢工胜利后，袁德生出席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成为俱乐部46名总代表之一。

1923年初，经李立三、刘少奇介绍，袁德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德生领导的直井五段工会组织有4个百代表，40个十代表，338名会员，是工人俱乐部较大的基层组织之一。他任总代表期间，重视对工人的训练和教育，规定每月17日为直井五段工人集会时间，届时或邀请俱乐部的领导人演讲，或组织工人学习俱乐部宗旨、章程，学习阶级斗争史，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袁德生还定期召开十人团会议，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所以在俱乐部第二届工人代表大会上，袁德生继续当选为直井五段落工人的总代表。以后又兼任俱乐部建筑委员会委员，分誉蔗务工作。还兼任过俱乐部第一届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经济委员会委员。1925年春，党组织选拔他到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学习半年，帮助他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

1925年9月21日，安源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工人被打死打伤20多名，黄静源等被捕。事件发生后，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和中央驻安源代表朱锦堂等请求中央济难会拨款救济安源工人。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为处理安源事件作出了决议。中共湘区区委成立了“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善委会在安源设立了四个工作站，袁德生负责第一工作始，给受害工人家属发放救济款，安置被驱逐的工人，并组织部分工人分批去广州参加革命。10月初，党组织亦决定送他去广州，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成为方志敏的得力助手

1925年10月，袁德生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易子义、蔡协民等安源工人一起编在甲班学习。他们学习了《中国农民》等到20多门课程。还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学习勤奋，提高很快，为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12月初，袁德生参加了彭湃率领的曲江农民运动实习队，赴韶关出席了曲江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就地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学习曲江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实习结束后，农讲所第五届党员全部毕业，党组织分配袁德生等40多名学员回湖南开展铁路沿线的农民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做准备。

袁德生回湖南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被派往株萍铁路沿线开展农民运动。袁德生沿株萍铁路由西往东，在湘潭、株洲、醴陵等县逐步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区乡农会。然后来到萍乡县境的老关火车站，同安源工人张连瑞一起，发动老关火车站周围的农民，建立了萍乡县召圣乡农民协会。3月，又从老关出发，沿着萍乡、醴陵两县边境南下，同安源工人张汝泉等人一起，在萍乡县下埠建立了萍乡县文明乡农民协会，5月建立了萍乡县排上乡农民协会。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了大量的发动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叶挺独立团进占攸县，取得泗汾战役和攻克醴陵等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的直接的配合作用。

1926年9月，北伐军从湖南进入江西。湘赣各地农民协会相继公开活动，袁德生领导的株萍铁路沿线农村21个乡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到11月底，会员发展到6400多人。12月，株萍路各农民协会一致推选袁德生和晏方贤为代表，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结束后，袁德生从长沙回到安源，被委派为萍乡农民运动特派员，同时指导萍乡党务工作。

袁德生到萍乡县后，建议开办农运讲习班，培训农运骨干力量，得到地委的支持。1927年1月，他主持县第一期农讲班开学，学员40人，学习的课程一部分是广州农讲所的讲义，一部分是袁德生等人自编的《召圣乡农民运动》等林料。袁德生和萍乡中学的几名师生白天上课、开会，晚上编写教材，油印成册，常常工作至天明。学习期满，萍乡县委从中选拔18名学员派往萍乡各区任特派员，指导开展区乡农运工作。次年2月，萍乡县建立了17个区农协会，开办了农民银行和农村消费合作社。各区乡农协还纷纷捉土豪劣绅游垅，抓贪官污吏罚款，清算祠会公堂的资产，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汉口《民国日报》曾热情赞扬说：“萍乡、安源党务及工农运动，极形发达，素称‘江西之冠”

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袁德生、张连瑞等7名代表萍乡8万会员出席了大会。大会在酝酿选举省农协执行委员会时，国民党右派提出被选举人当选之后，再由蒋介石在其中进行圈定，并暗中行贿收买选票，企图将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从省农协会中排挤出去。方志敏召集袁德生等党团员商量对策，袁德生坚决反对圈定办法，主张尊重民主，自由选举省农协执行委员。袁德生发动萍乡代表团向大会致贺词，表示萍乡8万会员对省农协会方志敏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万分信赖，呼呼选举他们为省农协会的领导人，从而为挫败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起了积极作用。选举结果，方志敏、袁德生等11人当选为江西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后，袁德生被留在南昌工作，成为省农协委员长方志敏的得力助手。他还利用各种条件为萍乡总工会纠察队购买枪支弹药。4月，他参加了方志敏组织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驱逐了李烈钧，改组了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6月，萍乡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刘昌炎、周怀德等人英勇牺牲，各级工、农会组织被破坏，农会干部遭杀害。20多个安源工人、10多个农会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逃到南昌，请求支援。袁德生热情接待他们，设法救济受害家属。不久，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袁德生等200多共产党人从江西到了武汉。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大革命遭到失败。此时党的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南昌武装起义，中央要求江西的同志回江西工作，配合武装起义。于是袁德生又秘密回到了南昌，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在革命的逆境中开展工作

1927年8月l日，袁德生参加了南昌起义。当起义军队南下时，江西省委陈潭秋告诉袁德生，党中央计划举行湘南暴动，决定安源出来的老同志仍回安源工作。

袁德生、张明生等一批安源工人赶回安源时，党中央已开过“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暴动。8月，党派蔡以忱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召集朱少连、袁德生等10多个老同志开会研究，决定在安源秘密集中市委领导下的各县革命武装力量、暗中控制萍矿矿警队，发动工人制造土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装备工人纠察队，做好暴动后攻打长沙的准备工作。

8月底，毛泽东巡视株洲、醴陵，听取了朱少连、袁德生等人的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制定的以长沙为中心的七县暴动计划。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进攻萍乡城未克，转攻醴陵。袁德生和醴陵县委的几个同志领导醴陵南乡、东乡农民暴动，从南面进攻醴陵县城，接应第2团强渡渌水河，攻克了醴陵县城。随后又去残梅率领暴动农民去援助株洲工人暴动。株洲暴动失败后，袁德生转移到了湘潭。不久又到了老关一带，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萍乡县老关区赤卫队，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萍乡县政府成立了4个靖卫团对付赤卫队的活动。

1928年2月，湖南省委决定成立湘东特委，滕代远任书记，袁德生为特委委员。根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特委决定发动萍醴暴动，暴动成功后同安源工人暴动队伍会师进攻长沙，如果失败就退却上山，创建湘东革命根据地。在袁德生、刘型指挥下萍乡的排上、东桥、白竺等地上万农民，攻打猎市、下埠，湘东等地的靖卫团，在小西路佛水、凫田等地实行武装割据，焚烧契约，掘挖田塍。同时建立了一支拥有二三百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的武装队伍。后来敌军从醴陵出动一师，萍乡出动两个团，加上各地靖卫团联合对萍醴地区进行“进剿”，刘型带领一部分武装和上千名干部群众上了井冈山，袁德生等人转移到武功山麓宗里一带隐蔽游击。

袁德生在宗里恢复了党和农会组织，成立了游击小分队，并帮助建立莲花县六市党支部，设法与湘东特委恢复了联系。以后在这一带山区又陆续发展了5个党支部，这样宗里和六市便成为往返井冈山的交通联络点，后来发展成为湘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袁德生将在宗里、六市的工作情况报告湘东特委，希望加强这块地区的工作，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基地。这时交通员送来省委紧急指示，要袁德生与朱少连去领导株洲残梅暴动。

袁德生到达残梅山区后，朱少连从衡阳出发已先期抵达，残梅暴动已基本准备就绪。浏阳、湘潭、醴陵三县交界的农民，约2000多人自带干粮和武器，以进山烧香为名，聚集在残梅山区的寺庙里。袁德生、朱少连召开会议，决定把队伍带到萍醴攸三县交界的山区去，靠拢井冈山，建立苏维埃政权。队伍出发后，前进到攸县的皇图岭时，遭遇敌军伏击，队伍被打散。袁德生突围后在安源找到省委，向他们汇报了残梅暴动失败的情况。省委派他和袁晓祥等人重建长沙市委，袁为市委书记，去长沙恢复党的组织。在长沙，工作刚有头绪，袁晓祥却暴露了身份，被捕叛变，供出了袁德生等人的活动情况。袁德生又回到安源。

6月，湖南省委发生了省委委员易庆和叛变事件，省委再次改组，确定廖保庭、林仲丹、袁德生、宁迪卿4人为省委常委，廖保庭为省委书记，省委机关驻安源。新省委再次确定以湖南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的战略计划。

新的湖南省委建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省委派员全面巡视了湘赣边、湘东、湘南、湘西、湘西北地区，从安源选送了80名工人上井冈山当红军；还计划派出10多名学过军事的同志去红4军工作，派出二三百人参加暴动区域及工业中心城市工作，其中调安源35名同志赴平江和湘南暴动区域工作。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也畅通了。这年初，安源市委曾派邓贞谦去井冈山联系，以后又派杜修经去井冈山，送交中央巡视员和湖南省委给毛泽东、朱德转军委的信件。信中谈到安源现有失业工人4000人，湘东特委已陆续分批派工人来井冈山当红军；省委决定井冈山为安源工人再办一个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同时，井冈山设在永新、宁冈的交通站，要与省委直接发生关系，至少每三日来一次安源，由湘东特委转接。杜修经下山时，带回了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湖南省委对于朱、毛会师后的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袁德生从长沙回来后，省委即决定派他携带省委指示去井冈山，顺便巡视和帮助井冈山的工作。

袁德生在王麓水的护送下，翻山越岭，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经莲花、永新、宁冈安全抵达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朱德高兴地欢迎袁德生的到来，这是红4军和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省委常委第一次巡视井冈山。他俩告诉袁德生，湖南省委援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人员都到了，支援的物资也收到了。袁德生面交了省委指示信，传达了省委七条决定，并指出红4军要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要有补充的地区，伤病员要有医院。边界特委向省委报告的“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此外还就红军作战计划，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军的工作，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等方面，传达了湖南省委的具体意见。这实际上为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制定了一个工作纲领。为了确保省委决议案的贯彻执行，指示信最后明确规定袁德生“参加特委、军委工作，期限一月”。

袁德生在井冈山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出席了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一系列会议，参观了红军的营房，目睹红军指战员上下一致，餐餐红米饭，南瓜汤，夜夜睡稻草的艰苦生活。他还观看了他们严整的军事操练和五大峭口的防御工事。慰问了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了解到医院药品奇缺，他认为有必要报告省委尽快建立交通线，长期采运药品。袁德生还访问了大小五井的贫苦农民，询问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民赤卫队、农民暴动队的情况。他这次井冈山之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和丰富经验。对比之下，使他认识到过去搞暴动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深信井冈山的道路就是今后前进的方向。

1928年7月2日，湖南省委机关再次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廖保庭被捕后叛变。省委常委中只剩林仲丹1人在安源，隐居慈云寺。袁德生在这时从井冈山回到安源。他在去机关的路上感到情况异常。稍待犹疑，被敌人觉察，几个特务从机关蜂拥而出抓捕他。袁德生打倒了前面的几个特务，越墙穿巷逃脱。在地下党同志的救应下，他不顾疲劳和危险，来到慈云寺向林仲丹汇报了工作情况。但此时湖南省委仍不承认革命低潮的形势，继续盲目冒进，于是在7月20日发出《关于目前湖南工作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信》，决定派袁德生带着信件再去井冈山，要红军向北发展，攻打萍乡、安源，浏阳，接应平江起义和湘东暴动的部队，然后合攻长沙，夺取湖南全省，从而既打破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又解除安源的燃眉之危。

这样，袁德生踏上了二上井冈山的行程。此时原省委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却在根据地坚持要毛泽东执行红军打湘南的计划，毛泽东召开红4军军委和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与会同志认为红军开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意见。7月17日，杜、杨在邵县用29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打郴州。而江西敌人在大部红军丢湘南之后，竭力进攻永新，毛泽东指挥31团的两个营，与敌人11个团周旋25天，在群众掩护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转战于九陇山。

8月中旬，袁德生在永新西乡找到毛泽东，一面交了湖南省委7月20日信件。他代表省委要求红4军打湘东，指出：“红军的重要任务、应该将平江、湘东、湘赣边、湘南各区域的暴动力量有组织的连贯起来，使成为整个的割据。这一割据的成功，应当促进湖南省总暴动，推进湘赣鄂粤四省暴动的联系”。要求湘赣边特委“接到此一信后，请迅速讨论执行为要”。同时信中谈到安源工人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已经积聚了伟大的暴动力量，工会组织用赤卫队的组织日益发展和严密，安源总暴动正在积极准备中，很能与红军一致行动”。

对此，毛泽东询问袁德生关于安源的工运情况，袁德生介绍说安源有500多党员。2000多工会会员，300余赤卫队队员，可以武装100多工人，但目前重兵压境，叛徒密探布满街头巷尾，无法活动。毛泽东又问了长沙等地工运和学运情祝，袁德生只知道宁迪卿在长沙无法露面开展工作，湘西特委已被破坏，其它情况一无所知。

毛泽东认为湖南工人运动没有搞起来，学生运动没有搞起来，就没有理由要搞总暴动。

晚上，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由袁德生传达省委决定，大家讨论时认为部队北上湘东，不但会失败，而且这里的根据地也会丢掉，所以不能执行省委指示。会议刚完，即接到湘南暴动失败和红军损失严重的急讯。毛泽东带一个营连夜出发去桂东接应战败的红28团。8月23日会合了从湘南归来的红军。8月30日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未归之际猛攻井冈山，留守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使井冈山化险为夷。但井冈山下各县却被敌军占据，这就是打湘南造成的“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的后果。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的八九个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机关，均相继遭到敌人破坏。林仲丹和湘东特委书记张同泗被迫离开安源。林仲丹沿途化缘乞讨回上海找党中央。张同泗经南昌、九江、汉口回长沙后被捕牺牲。以后湘东特委派人恢复安源工作，坚持了20多天，发展10多个新党员，成立了3个党支部，不久又被破坏。萍乡县委书记牺牲后，萍乡县委也失去了与湘东特委的联系。从此，井冈山与安源联系中断，袁德生欲归不能。

袁德生在井冈山反会剿斗争的两个多月中，大多数时间是活动于九陇山区。九陇山介于宁冈、永新、茶陵、莲花4县交界的地方，袁德生和谭思聪、龙超清、陈竟进、胡波、王怀等人恢复和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权，建立4县红军独立营、农民赤卫队、红军医院、被服厂、武器弹药修造厂等。

11月2日，吉安县委给湘赣边特委和红4军军委送来党中央6月2日来信。毛泽东在11月6日召开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来信。袁德生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作出决议，决定恢复前敌委员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一封回复党中央的信件，全面报告井冈山的详细情况和今后行动计划，要求党中央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继续派安源工人来“边界”工作，派30名党代表，30名连排以上军官到红军中工作。考虑到“八月失败”后敌人掌握红军青海省机密情况，因此，向党中央送交信件的人选非常重要。前委认为，袁德生有白区和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决定派他去送信。毛泽东在信件中不但写明白由袁德生带信，而且写明“袁德生同志因为等待中央来信的讨论及答复，现在才回湖南省委。”

袁德生于11月底带着《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的重要函件和交通经费，回到安源，获悉湖南省委已撤军上海，于是他径直去上海找党中央。

在省政府主席的岗位上

1929年2月，湖南省委在上海调整了领导成员，准备在三四月间把机关迁至武汉。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把恢复工作的重点放在萍乡、安源等地区，尽快建立湖南省委与湘赣边特委的交通点。省委派袁德生完成这项重要的具体工作。同时，湘赣边特委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后，决定以永新为中心，逐步向莲花、萍乡等县发展，建文更大的根据地。

袁德生从上海回到萍乡，完成建立交通联络点的任务。他先在寿源筲箕街设立交通站，派刘炳龙负责，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和护送干部。并在城郊的五陂下设交通点进行接应，还在萍乡县城内开设布店，在旅馆设立联络点。在“春和生药店”内成立红军赣西采运处，派红军程海存回家，以药店小老板身份负责赣西采运处工作，主要任务是为红军采运物资，从武汉、长沙、株洲、醴陵等地采购西药、食盐、布匹、纸张、油墨等物资，挑运到莲花。

他还在芦溪设立交通站，开辟了一条武功山交通线。整个路线全在山区。这条交通线后来成为沟通上海党中央同湘赣根据地、湘赣同湘鄂赣根据沙、瑞金同湘鄂赣根据地之间的主要通道。萍乡县委专门建立了一支武装交通队，有30多支枪，长期驻在茅店，保卫这条交通线，护送干部、文件、经费安全过境。袁德生常常夜半下山，亲送领导干部涉河去白区。

袁德生和谭思聪后来又从茶陵方向开辟交通线，设有三四个交通点。通过茶陵交通线，袁德生带领干部深入湘潭、长沙地区，开辟长潭区工作。通过茶陵交通线从广东购进苏区缺少的日用百货和战备物资。在秘密交通工作中，袁德生执行党的指示，联络党员，恢复整顿党组织，铲除叛徒，派人打进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中去，还开设商店，旅馆，使地下工作人员有公开的合法的职业掩护，并严格执行党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制度和纪律。他和交通员神出鬼没地进出苏区和白区，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哨卡。有时化装成轿夫，替土豪劣绅抬轿，将黄金放在土劣的座位下面，安全过卡。有时化装成农民挑粪种地，将文件用袖纸包好，再封上腊，放在粪桶里，平安过境。就这样，一批批干部、电讯人员，一份份重要文件、情报，一担担药品、物资转运到了根据地。

9月，中央决定湘赣边特委改由江西省委领导，后为赣西南特委组成部分。次年8月1日湖南省委决定正式恢复建立湘东特委，机关设在安源，实际设在萍乡的桐木乡，并确定张启龙、袁德生、石青等人为常委，张启龙任特委书记。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独立团。会后，袁德生、谭思聪在南面九县活动；张启龙、石青在北面几县活动，着手开展组建独立团的工作。

9月，红1方面军从长沙退兵经醴陵时，毛泽东建议湘东特委建立红军独立师，并答应从红1方面军中抽一名干部当师长。湘东特委随即在萍乡宗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湘东独立师。独立师成立后，接连打了两次胜仗，到年底、部队扩大到1500人枪，创建了武功山革命根据地，湘东独立师为后来组建湘赣红6军团奠定了基础。

湘东苏维埃政府在武功山麓的大安里正式成立，袁德生任主席。10月，他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2月，湘东特委改为湘东南特委，袁德生任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7月，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省委，苏区中央局决定江西北路行委，赣西南特委、湘东南特委合并，成立临时湘赣省委。并将分属行委、特委领导的湘赣边、湘东南、赣西南三大块根据地，合并统一为湘赣革命根据地。指定王首道为省委书记，袁德生、张启龙、林瑞笙、甘泗琪为常委。10月8日，湘赣省第一次党代会在林县莲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袁德生当选为省委常委。同月17日，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亦在花塘召开，正式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当选为省政府主席，张启龙，彭德怀当选为副主席。省政府机关设永新，下辖19个县，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

新生的省苏维埃政府，积极贯彻湘赣省委关于政权、土地、军队、游击战的四项决议，在袁德生的主持下，召开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政府，统一了原来三个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接着重新分配土地，建立了耕牛队、生产合作社、解决土地和生产问题，还实施财政经济统一，建立各级人民财政委员会，堵截公款分散、挪用的漏洞。袁德生还签署布告在全省广招银匠、铜匠、铁匠，从红军中抽调技术工人，扩建湘赣兵工厂。兵工厂人数最多时达到1500人，日产子弹12万发。另外还招收女工开办被服厂，建立医院。在苏区重要交通路口广设接待站，由乡政府派赤卫队员昼夜轮班，并备有茶水、稀饭、担架，接待过往红军，转送伤员病号。

由于袁德生在政府工作中的出色成绩，获得党和湘赣人民的信赖，因此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1月7日，全苏大会在瑞金胜利开幕，袁德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会期间，袁德生、王震和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向全苏主席毛泽东汇报了各省的工作情况。当时闽西已经发生了肃杀“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案件的扩大化错误，毛泽东对张鼎丞、郭滴人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

袁德生、王震谈到，湘赣肃杀“AB团”反革命案件也有扩大化倾向，抓了很多人。毛泽东指示，你们回去告诉王首道，要纠正扩大化简单化错误，抓错了的同志要释放。

1932年2月底，袁德生、王震回到永新。他们向省委书记王首道汇报了全苏大会的情况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王首道在3月3日主持召开的湘赣省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袁、王的传达汇报，决定将AB团案件中抓错了的同志释放，从而制止了正在蔓延的党内、军内、政府机关内的恐怖紧张情绪，也挽救了一大批同志。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三个月竞赛条约，掀起春耕和生产建设热潮。

袁德生开完省委扩大会后，和省委常委刘秉常到莲花县指导工作，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他们出席了莲花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袁德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1932年春季的中心任务是拥军参军，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反击敌人的经济封锁，掀起生产高潮。会后，动员了一批农民参军，并将莲花县的独立团、赤卫队升编为主力红军，释放了被当作“AB团”而抓错了的同志。他还帮助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开办碗厂、铸造厂、织染厂、樟油厂、硝盐厂。组织农民建造了三座塘坝。又领导设立了4个赤色贸易交换所，向白区输出粮油土产，从白区输入日用百货，使莲花县很快改善了困难处境。

1932年8月1日，湘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袁德生代表省苏维埃政府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袁德生的政府工作报告，还通过了《劳动法执行条例》、《扩大红军和健全地方武装》等五项决议。会上，袁德生再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震龙、谭余保当选为副主席。在11月7日召开的湘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袁德生再次当选为省委常委。

从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此时期内，湘赣根据地已发展到25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形成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的永阳，西至茶陵，南起永新的关背，北至萍乡的一片红色区域。根据地拥有武装力量13700余人，并取得粉碎敌军6万多人的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这是包括袁德生在内的王首道、肖克、王震、张启龙、甘泗琪、张际春、谭余保以及当时在第一线工作的胡雄邦、谭启龙、王思茂、张平化等中国共产党一大批精英的血汗结晶。

肃反中被迫害致死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从2月开始，各个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许多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

在湘赣苏区，则发生了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反对省委的严重事件。刘士杰以中央颁发的《劳动法》为依据，要求全省立即普遍地增加工资，在农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福利待遇。袁德生认为，政府暂时不能给工人增加工资，因为根据地大多数工人分了田，尤其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困难，后方要保证前方的需要，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都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同时把八小时工作制度搬到农村实行也确有困难。

刘士杰却不顾事实，攻击袁德生和张启龙“忽视劳动法”，“忽视党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是阻碍工人经济斗争和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士杰还对袁德生、张启龙在省苏训令中，写有“苏维埃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一句话进行曲解，诬蔑这是否认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托洛茨基派观点。接着，刘士杰等人又在肃反问题上，竭力扩大打击面，把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诬为“AB团”。原赣西南特委干部被打成“AB团”之后，在湘赣第二次党代会后，又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当做“AB团”抓了。原湘东南特委的干部，永新、莲花、萍乡县委的干部，几乎人人都成了“AB团”。刘士杰居然制造伪证，诬告袁德生向一个肃反对象翻了一下手掌，说这是示意要对方翻案。

省委书记王首道严厉批评刘士杰看问题有“偏向”，“固执”、“行为过火”，把思想认识同敌我斗争混淆起来。刘士杰拒绝省委的批评，向临时党中央诬告王首道、袁德生、张启龙。

“左”倾的中央保卫局根据刘士杰的诬告，1933年初命令湘赣省委立即逮捕袁德生。但王首道和省委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出身。党龄很长，为革命赤胆忠心，如果有问题，1931年党中央决不会指定他任湘赣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敌斗争无私无畏，做政府工作作风正派，坚持原则，生活简朴，根本不可能与反革命案件有牵连。因此，省委没有执行中央保卫局的命令。所以11月25日，袁德生、张启龙、谭余保照旧签发了省苏维埃政府的《限期完成查田运动》的命今。1934年3月2日又签发了省政府《训令（执字第十七号）》文件，这是袁德生签发的最后一个文件。

4月，苏区中央局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的实质是要在湘赣省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改组了湘赣省委。刘士杰、陈洪时一时得逞，窃取了省委领导权，原省委常委袁德生第一个被捕。接着王首道、张启龙、甘泗琪等一批领导干部被停职反省、撤职或关押。王首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袁德生、张启龙在“右”倾之外，还当作“肃反”对象加以打击，张启龙被开除党籍，先判死刑，后判有期徒刑。袁德生被长期关押，遭到反复审讯和折磨，毫无口供。1934年4月未经法庭判决，被害于泰和县境的赣江中，时年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