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刚

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全国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领导东江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艰苦创立起来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祖国南疆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先后发展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东江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剑英曾这样高度评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指出：“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东江纵队的成立

东江地区，地处粤东，位于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就在这里发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曾在这里率领工农武装举行起义，并坚持开展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侵粤之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又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领导人民群众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展开英勇的奋战，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成立了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创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为东江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阶段。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惠阳、广州相继沦陷。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2日，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1939年1月，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抗日武装分别在惠阳县和宝安县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1939年底，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1940年，由于国民党顽军的围攻，曾、王部在东移海陆丰期间严重受挫。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广东省委，指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敌后地区，坚持抗战，史称中央“五·八”指示。这个指示，对挽救曾、王两部，指导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0年9月中旬，中共前东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这两支部队干部会议（简称“上下坪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央“五·八”指示，总结东移的教训，决定在东、宝、惠敌后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领导中心设在东莞。上下坪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曾生、王作尧两部原来的番号分别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中共东江特委、前东特委书记尹林平兼任这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任军事指挥。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会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地区，创建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县，创建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以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开辟了广州外围的增城县油麻山抗日游击基地，恢复了坪山抗日游击基地。至此，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位于广州至九龙的广九铁路中段两侧，是一个纵深只有60华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处于日伪顽军的分割包围之中。

1941年12月至1944年8月为东江抗日根据地艰难中逐步发展的阶段。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九龙发起进攻。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情况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大后方。营救工作在周恩来指挥下，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具体实施。接到指示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派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开始，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文化界精英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抢救出来，安全送回大后方。此外，还抢救了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余人，国际友人近百人。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新开辟了梧桐山、增（城）博（罗）边、九龙新界、稔平半岛等几个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地。

为适应斗争需要，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惠阳坪山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东江纵队宣告成立后，发表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宣告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队伍，“除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没有其他利益”。东江纵队成立时下辖1个主力大队、5个地方大队和1个护航大队，共3000余人：独立第二大队，大队长阮海天、政治委员李莜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邬强、政治委员卢伟如；第五大队，大队长彭沃、政治委员卢伟良；惠阳大队，大队长高健、政治委员李东明；宝安大队，大队长曾鸿文、政治委员何鼎华；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政治委员曾源；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陈达明。成立后的纵队没有第一大队和第四大队番号。纵队领导机关有司令部和政治部。纵队成立后，大力加强部队建设，司、政、后机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工作和生活制度，广泛开展杀敌竞赛和扩军竞赛，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东江纵队的成立，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对广东各地抗日武装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队的威望。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朱德同志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随着东江纵队的成立，东江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据外国记者当年在延安采访得到的数据，至1944年7月，东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400多万。

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为东江抗日根据地扩大发展阶段。1944年8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又一重要转折点。1945年初，根据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精神，东江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博罗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5月，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此时，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万多人，活动范围从东江流域扩展到北江地区、广州市郊几十个县市和香港、九龙地区，还先后开辟了清（远）英（德）边、始兴、东江上游三个游击基地以及广九路东西两侧、惠东宝地区的路东、路西根据地，并向东发展，建立了惠东、海丰根据地，此时的抗日根据地，已经跨越十几个县，大大超出了原东江地区的范围。但这些由东江纵队创建的根据地，历史上统称东江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夏，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比1944年7月扩大了三分之一。它东连东江流域，联接莲花山脉；南临大海，靠近香港；西邻广州近郊，贯穿广九铁路；北依五岭山脉，连接粤汉铁路南段。至抗战后期，东江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也接近450万。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是互相依存的，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也就不可能长期坚持。因此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东江纵队在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建设。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东江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建政基本原则和方法。

按照中央关于建立民主政权的这一指示精神，东江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政权建设，积极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这些民主政权在坚持新民主主义、“三三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下，没有照抄华中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建政办法，而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建政形式。东江抗日根据地分别由几块根据地组成，并不是一块完整的连在一起的解放区，而且还处在日、伪、顽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因此，它并没有像陕甘宁边区那样，成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只是建立了互不隶属的几个县级民主政权。东江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统一归东江纵队指导，由东江纵队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和颁布东江解放区的施政纲领。它跟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相比，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对于各级政权，有条件的辖区，按照“三三制”原则，通过召开代表会选举产生，或通过召开参议会、国事座谈会协商产生；流动性较大且经常被日伪军占领的地区，则由东江纵队直接委任主要干部，统一军政工作。此外，在一些游击区、根据地的边缘区以及英属殖民区，通过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一些“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至抗战胜利前，东江解放区总共建立了6个县级民主政权：在广九铁路两侧的路西和路东解放区分别成立东宝行政督导处和路东行政委员会，在惠东解放区成立惠东行政督导处，在罗浮山解放区成立博罗县民主政府，在北江东岸解放区成立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在海陆惠边解放区成立海丰县民主政府。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政方法和建政形式，适应了根据地分割和跨地区的情况，有利于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战场转移作战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为了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增加收入，支援抗战，东江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一系列财经政策。

首先实行减租减息运动。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共中央提出抗战时期十大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展开来。东江根据地1944年春在广九路西开展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同年7月召开路西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很快，减租减息运动就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各县、区、乡开展起来。1944年12月，省临委和东江纵队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颁布东江地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4月颁布《东江解放区土地租佃条例》和《东江解放区退租退息实施条例》。通过对这些文件的总结和梳理，我们可以得知，东江根据地在减租减息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部队和群众商讨成立农抗会，推动落实减租减息政策；部队组织政工人员宣传减租减息政策；部队逐步完善减租减息政策条例；部队建立根据地政权，使减租减息政策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东江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益，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为中共赢得了民心。双减运动，使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成效显著，根据地规模不断壮大，为抗击入侵华南的日本侵略者集聚了力量。而且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粤赣边湘纵队在东江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供了经验。

其次，建立税站，以正常的税收保证供给。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逐步完善了税收制度，同时对税务机构作了调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东江抗日根据地共设有路西、路东和惠东三个税务总站和一支海上收税队，各税总站都设有支站、分站的下属机构，每一个税收总站拥有二三百人以上的税收队伍，在抗日根据地各好场和交通要道、边沿地区等处负责税收工作。据财税老前辈的回忆，财政税收政策施行后，部队再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干扰，从而能全力以赴地投人轰轰烈烈的抗日事业。

再次，征收抗日公粮，支持抗战。抗日战争后期，东江抗日根据地以大部分的精力投人抗日公粮的征收。《东江纵队征收抗日公粮条例》总则第一条是： “抗战已经踏上第八个年头，当兹国内外形势对我进行反攻大为有利的时候，凡我抗日军民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奋起，军队有保国卫民之责，民众有捐粟输将之义务，军民合作准备反攻，方能杀敌致胜，收复失地，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当时征收抗日公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抗日，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抗日公粮的征收工作复杂而繁锁，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进行过程有许多困难如土地的调查极为不易；人手不足；收现金时谷价不易订，贪污流弊也大；收干谷须有安全的地方屯粮，转运中人力浩繁，花费大、易暴露，耗损也大，等等。但是，解放区在军政民的互相配合下，克服多重困难，取得抗日公粮征收的重大胜利。征收抗日公粮，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地主阻碍征收的行为，支持了抗战，也为政府开展经济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进一步克服困难，保障部队供给，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还制定了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具体方针：（一）改善民生，供应部队，防止封建经济抬头，封锁敌人，发展公营生产；（二）力求自给自足，减少人民10%经济负担；（三）发展私人经济，普遍成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发展方针；（四）以农业为主，开展水利建设，改良耕作，其次为发展手工业，以适应部队及人民需要，再次为发展海产和沙业；（五）发展金融事业、发行生产建设公债劵；（六）发展合作社，每村、每乡设分社，每区设联合社。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根据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制定的方针，还积极领导解放区军民发展生产，成立生产建设总会，负责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成立生产救济会和生产基金会。东莞连平乡大横村出动70余人，两天开荒14亩，并向各地提出挑战，很快在抗日根据地中掀起了开荒扩种的热潮。1945年初，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大，面对困境，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东江纵队还在全军开展生产竞赛活动，以大队和连队为单位，进行一次评比，评选出生产模范大队和生产模范连队和生产模范者、生产英雄。

总之，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这些措施打破了敌人对游击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军队的给养，巩固了根据地民主政权，稳定了根据地形势，加强了全民抗日的实力，为争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而发展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创建初期就重视军政干部的培训。1939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人到坪山创办游击训练班，为东江地区的抗日部队培养了近100名军事骨干。1940年初，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挺进敌后分别开辟了东莞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和宝安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的民运工作队尤其重视教育工作，他们创办了各种学校，不断地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讲解抗日救国和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使根据地各乡村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1941年至1943年，东江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一直把培养干部放在首要地位，于1942年三四月间，先后举办了“华南队”（后改为青年干部训练班）和“布吉队”训练班，培训排以上干部，每期10至20人。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和著名文化界人士邹韬奋均曾到训练班为学员授课。1943年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拟在东莞县双岗村举办军政训练班，原定有数十人参加，但由于战斗紧张，仅有主力大队4人（均为班长、政治战士）前来报到。虽然如此，但军政训练班仍然按原计划开课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讲授了《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宝安大队政训室主任陈坤讲授了党的建设和连队政治工作。此次军政训练班为期一个月，学员结业后仍返回原部队工作。与此同时，为提高干部的技战术水平，1942年冬至1943年夏，东莞、宝安等地举办了战术训练班、爆破训练班、地雷训练班等，有效地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和干部的指挥能力。

东江纵队成立后，中共中央随之就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即作出专项指示：“第一，要大批培养干部，准备更大规模的发展。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同时，集中进行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举办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东纵准备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第二，要开展大练兵运动，象华北、华东地区抗日队伍一样开展‘三大技术（射击、刺杀、投弹）的练兵”。遵照中央的指示，同时为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东江纵队于1944年7月在大鹏城建立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王作尧兼任校长，李东明任政治委员，林鹗任教育长，饶卫华任秘书长，并决定待条件成熟后，再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学校的主要课程由李东明负责，徐荣光、赖祥、韦伟任军事教员，洪韵、关秀任政治教员，王作尧等领导也常去授课。政治课主要学习军队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的论著、文件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同时对学员进行整风学习，要求学员不断改造思想意识，克服不良作风。继创办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后，东江纵队政治部于1944年8月在大鹏城又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黄文俞、张江明先后任主任。该班规模较大，自8月起至次年8月，共举办7期，地址也由大鹏城移至罗浮山，每期100至200余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政策学习以及整顿三风的有关文件。通过政治、政策学习，东江纵队总结了经验教训，增强了部队凝聚力，提高了官兵贯彻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纵队指示精神的行动力；通过学习整顿三风的有关文件，使训练班的学员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改造，强化了革命意识。此外，青年干部训练班还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不断教授游击战战术等军事知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掌握，训练班的学员迅速转变角色，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和节奏，以尽快为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贡献力量。在一年的培训过程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学员近1000人，这些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统一分配到各基层部队，有的从事军政领导工作，有的从事机要和电台工作，还有的从事民运和文艺宣传工作，大大缓解了东江纵队干部缺乏的情况。

东江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主要有报刊宣传和文艺宣传等方面。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之初，就对报刊宣传工作引以高度重视。1941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就在大岭山根据地创办了《大家团结》周报。1941年七八月，东江抗日游击队将《大家团结》周报和《新百姓》合并，报名仍为《新百姓》，后来邹韬奋建议《新百姓》报名改为《东江民报》。1942年初，随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成立，《东江民报》进一步改为《前进报》。1945年3月，《前进报》社随东江纵队司令部进驻罗浮山，报刊规模进一步完善扩大，工作人员达四五十人。《前进报》在华南地区有相当的影响，刊载了大量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领导人文章、讲话，发表了100多篇社论，及时报道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指导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乃至广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东江地方党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还十分重视发展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宣传工作。1943年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再次成立“东江流动歌剧团”。1944年10月，东江纵队在大鹏湾建立了以“拖拉机”为代号的政工宣传队，这些宣传队快速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士气。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对于团结和教育根据地军民以及坚持抗战，打击敌人，进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迎接抗战的胜利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战场上，日本法西斯也是穷途末路，加速走向覆灭。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应举行大规模的反攻。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接受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于8月11日，向东江纵队各部队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部队长应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务破坏活动……不得稍有疏忽。”同时，要防止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8月14日，广东区党委发出《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包围敌占据点，解除敌伪武装和收缴其物资。

东江纵队各支队、大队遵照广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的命令，立即进行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全线出击，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广汕公路两侧和沿海的敌伪据点推进，逼迫日伪军投降，歼灭拒不投降的敌人。8月12日，东江纵队首先攻击官涌坳的伪军，全歼伪军一个连，揭开了路西解放军军民受降斗争的序幕。紧接着，第一支队乘胜进攻厚街，厚街的（转50页）（接46页）一个连的伪军很快缴械投降。厚街宣告解放。至此，东江纵队收复莞太公路沿线各乡村，为解放东宝地区创造了条件。8月20日，广九铁路重镇深圳解放，23日，收复沙头角。港九大队先后接受500多名日伪军投降，其中日军300多名，伪军200多名；9月10日，第七支队解放稔平半岛，俘获护国军支队长罗华及其所部180余人。拒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在向日伪军进攻中，共歼灭伪军1个营、3个连和1个排，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营，7个连，日军171人被迫投降。解放了宝安、始兴县城和深圳、沙头角、西乡、松岗、宵边、厚街、大朗、寮步、平湖、塘厦、横沥、龙岗等圩镇及惠东宝、港九及海丰的广大农村，使路东、路西、惠东、海丰解放区连成一片。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为题，报道了东江纵队迫使日军投降的消息。

东江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共同组成了三大敌后战场之一——华南敌后抗日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一，东江抗日根据地处于香港、广州两个大城市中间，横贯广九铁路，靠近粤汉铁路南段，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重威胁着日军用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和后方基地，成为威胁日军战略交通线和后方基地。美国《美亚杂志》1944年7月刊登的《东江游击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论述了东江敌后地区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并指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东江纵队建立密切的联络，并予以各种援助，对于盟军将来在中国海岸登陆，取得“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重要性了”。其二，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东江纵队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东江纵队不仅在军事斗争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政权建设、领导干部的培养方面成为华南地区的重心，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曾设东江，其主要负责人兼任东江抗日根据地和东江纵队领导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东江敌后的武装部队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上的保证，解决了东江武装部队的后顾之忧，使东江武装部队能够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对东江抗日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其三，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与盟军进行真诚合作，为盟军提供重要而准确的军事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其四，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成功地将大批中国文化界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以及英国官兵、还有一些作战失事的美军飞行员，从日军虎口中胜利营救出来，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一致赞扬，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