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民国时代，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一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一个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这两个人都有民主作风，都能做到珍视人才。竺可桢甚至因此被称为“浙大保姆”。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学校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任教于这所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终于稳定下来时，校长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2000元，并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请他写一份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被中国老百姓打死。有了竺可桢的细心关照，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

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被其拒绝；蒋介石邀请他到南京谈话，他当作耳边风；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亦未成功。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心愿。竺可桢不计前嫌，将其聘为“国学讲座”。浙大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另外，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就行。当时浙江大学只有两辆黄包车，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假若路途远一点，校长的汽车可随时为之服务。

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华，某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开教务会时，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学校需要提拔一名训导长，竺可桢不顾民国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其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有水浒气，非常仗义，但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跟在后面一路叽叽咕咕，竺可桢也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不欣赏束星北的性格，与他没有多少私交，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多次保护他。

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原因很多，比如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国家培养人才，是竺可桢的重要信念，而要培养杰出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有优秀的师资；再比如，竺可桢自己是杰出的气象学家，他懂得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而知识往往是杰出学者创造的，不过，最根本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局。正是这种大格局，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不敢做的事。

所谓格局，原指艺术或机械的图案或形态。引申到做人上，指的是一个人的眼界、胸怀、气度。一个人有没有格局，为人处事大不一样。没有格局，做事只想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就会以邻为壑，觉得善待别人是委屈甚至损害了自己。有了格局，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我们为人处事就会经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社会的嘱托，是否有违自己的良知。而时间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它最终一定会分清是非：通过等级、强制力制造尊严感的人，呈现在历史上的面目总是非常猥琐；尽心尽意为社会与他人服务，力求上不怍于天下不愧于心的人，得到的是精神生命的永恒。就像竺可桢，他当年那么礼遇费巩、束星北、苏步青、马一浮，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个人无能，而会认为他特别像高山、海洋一样大气，值得后世的人深切怀念。

做人的格局，许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格局。

（摘自2015年1月2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