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凤

为了证明丈夫的过错并为自己讨回尊严，张玉芬曾用10年时间搜集丈夫的婚外情证据，并以重婚罪11次把丈夫告上法庭。在这个过程中，她从一个不幸的妻子，变为众人口中所谓的“二奶杀手”，带领着和她有过同样遭遇的女人与各式各样的“二奶”作斗争。如今，早已从离婚大战的阴影中走出的她，经历过成长之痛，也由当初的激烈粗暴变得理性克制，并创立了情感驿站，专门为同病相怜者疗伤。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你和你前夫也算是患难之交，感情很深？

张玉芬（以下简称张）：是的，1976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当知青，同在一个队。在农村干活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相互照顾。那时候每次我回家之后再返乡，在离村子还有几公里的地方下车，他都会骑着单车在那里等我。渐渐地，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于1981年11月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儿子出生。后来，知青返城，我们都调回了西安市。

记：你是怎么发现他在外面有了情况的？

张：说实话，我们相识并一起生活了20年，他是那种跟女孩子聊天都会脸红的人，平时对女同志不太接近，我也相信他的人品，所以刚开始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有外遇。

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个女的，离婚了，你认识的朋友多，能不能给她介绍个老公。”我一口就答应了。他把那个女人领回了家。我见到那个女人的第一感觉是：她看上去很落魄，挺内向的，很瘦，但身材特别好。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会是他的情人。

1996年秋季的一天，他出差回来，带回一堆脏衣服。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一把票据，车票、公园门票等都是两张。我心里有些怀疑，问他，他就解释说，南方的天说变就变，他包了个出租车司机，到哪儿都带着。我相信了。

可后来，他开始夜不归宿，并慢慢地发展到经常连续几天不回家，我就感到不对劲了，找到他单位科长询问，科长说，他们单位没什么忙的，都是按时上下班。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他在外面可能真的有人了。

之后，他时常隔三岔五不回家。我像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找他的同事、朋友、长辈劝他回心转意，可都不奏效。

记：所以你决定用法律武器惩罚他们？

张：我自认为并没做错什么，也用尽了办法想挽回婚姻，可都没用。自从我得知他在外面有情人后，他就离开了家，躲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和情人同居了。我在一天一天的煎熬里，把对他的怨全部变成了对“二奶”的恨。我发誓要追究他的重婚罪，用法律手段来制裁他们。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情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我每天到他单位门口看他从哪个方向来，然后顺着他来的方向一条街一条街去查。为了不被他发现，我经常混在一群老太太中间跳舞、打太极拳，甚至借穿别人的衣服。

就凭着心里的那股气，我“追”了他10年，一心想以重婚罪起诉他，让他和那个女人一起去坐牢。

记：可你最后还是没能告倒丈夫。

张：说实话，那段长达10年的纠葛给每个人都带来巨大的伤害。我自己更是深受其苦，特别是心理上的折磨，让我生不如死。

我那时怎么也想不通，我和他相识20年的感情，怎么就抵不过他和那个女人相识3个月的感情呢？

那10年里，他因为我的穷追不舍，先后被迫搬了很多次家。我一边穷追取证，一边不断地上诉各级法院，控告他犯有重婚罪。但要证实他与情妇“长期公开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非常艰难，因为他和那女人不会主动承认他们是“重婚”，小区里的居民也不愿站出来公开作证。我藏在他们“窝点”楼下的树丛里，拍到了他俩白天和夜晚“同进同出一个房屋”的录像，录到了邻居说出的他俩“同居”并以“夫妻”相称的录音，甚至在朋友的见证下把他和情人堵在出租屋里。但每一级人民法院都说我的证据不足。他们说从对我录音内容的整理来看，录音只能证明他和那女人姘居，并不能证明重婚，而且那录音还不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

2007年，我在抗争10年、11次状告他重婚无果后，疲惫又失望，无奈地与他离了婚。

记：离婚后你开始专门帮人追查“二奶”？

张：我的婚姻因“二奶”而破裂，离婚后我对那些做“二奶”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恨之入骨，便联合一帮受害的姐妹，对“二奶”穷追猛打。

我有一个同学不知不觉也做了“二奶”，我就和她翻脸了。我帮助那个男人的妻子取证时，我那同学就总打电话向我求情。我对她说：“我没有让你身败名裂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但是我‘杀’的就是‘二奶’，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对立的。”

记：相信你也听到过，有人说你们是“怨妇团”，你们的做法是一场闹剧，其实是在通过帮人捉奸来发泄你们自己内心的不满。对此，你怎么看？

张：曾经有一个经理包“二奶”，我用9个月时间查到他的“窝点”，正好在中秋节那天拍到了证据。那人原来非常风光，出门三四辆车跟着，后来沦为看大门的。“二奶”把他们一起住的房子卖了，拿钱走了；妻子也和他离了婚，他现在一无所有，无处可去。看着他穷困潦倒的样子，我心里很解气，觉得他活该。

我也曾经问过我前夫，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他为什么非要抛弃我。前夫回答说：“大家都在外面有人，如果我没有，很丢人。”我也问过法官：“既然国家颁布了《婚姻法》，有法可依，为什么这张结婚证仍然能让‘二奶’钻空子？”法官摇摇头，无法回答。

说实在的，现在想想，我们帮人抓“二奶”，刚开始可能也有发泄心中怨恨的成分，但更多的，我们是希望能惩罚负心汉，保护广大妇女的权益。我们更希望，自此世上无“二奶”，天下家庭都和睦。

记：你出名后，找你的人更多了吧？

张：是的。几年前，北京一家公司找到我，邀请我合伙，专门帮人侦查婚外情。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接过160多个电话，手都累酸了，光是记电话的本子，我就用了35个。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来找我的不光有妻子，还有丈夫来让我查妻子出轨的。

记：这么多年，你统计过找你求助的人有多少吗？

张：粗略统计也有1000多人了，栽在我手中的“二奶”也数以百计。这些“二奶”大都是为了钱财和物质享受，不惜挑战法律，去破坏别人的家庭，真是很可恶。

记：帮人抓“二奶”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这么多年我碰到过一例，丈夫是大学教授，妻子是个农民，他们是特殊年代组成的家庭，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丈夫搞学术，妻子帮不上忙，也不明白，还埋怨他不会说话。后来这个教授对别人有了好感，他妻子来找我想办法。我和教授聊过之后就劝这个妻子，说他们真的不合适，长期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让这位妻子早点放手。可这件事后来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教授和那个“外遇”在一起后过不下去，又想回来。

还有一个例子也让我印象深刻。一位男士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他就在全国各地包了17个“二奶”。我查清楚之后，感到非常震惊。

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像当初一样对那些“二奶”恨之入骨吗？还会亲自去取证吗？

张：其实我也知道，这也不全是“二奶”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包“二奶”的男人的问题。女人应该站在同一条战线，但这么多年来，我追查“二奶”却是在进行一场场女人和女人的战争。现在，我也不想叫“二奶杀手”这么凌厉的名字，但一时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代名词。同为女人，其实不应该那样为难女人。如今，我基本不出去取证了，都是派别人去做这些事情。找到证据后，我们也会找到那些“二奶”，劝她们及时回头，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早年，和我一起组团捉“二奶”的10个姐妹，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9个人都因为郁郁寡欢先后去世。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现在变得平和了许多，重新安排生活，创办艺术团到各地演出，参加各地的电视节目，和朋友聚会，尽力让自己的生活快乐起来，不能让“二奶”和“小三”气死。我现在也明白了，打击婚外情也要讲究策略，不能蛮干，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记：听说你成立了一个情感救助站，能说说吗？

张：这么多年过去了，“二奶”越抓越多，我也认清了现实：“二奶”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光靠我和几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的。而我太了解那些丈夫包了“二奶”的妻子们的痛苦了，她们心里的郁闷排解不了，很容易生各种疾病。于是，我就想着怎么能帮助这些妻子，让她们放宽心情，继续生活。基于这样的目的，2014年3月，我在北京西郊门头沟镇，成立了一个月亮湾情感救助站，专门救助那些被婚外情伤害的女人们。

记：来寻求帮助的人多吗？

张：很多。我成立情感救助站的消息传播出去后，一时间，情感受伤的妇女，从全国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有来寻求帮助打官司的，有来寻求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甚至还有为子女婚姻出现危机而来的。小住几日的，我就耐心劝说开导她们一番，行走不便的，我就让她们多住些时日，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

北京的三月，白天还算暖和，可一到晚上，气温还是很低，待在屋里也还是很冷。屋里没有暖气，我只好烧炕。月亮湾刚开业时，十分热闹。因为来的人多，每天晚上，大家都七手八脚地点火烧炕；白天，大家又一起逛集市，或去早市买菜，然后一起动手做饭，一起吃饭，很是温馨和谐。

那些走进月亮湾的女人，刚开始就是发牢骚、诉苦。我理解她们，其实是内心郁积了太多的苦闷，发牢骚、诉苦，就是在宣泄内心的苦闷。因此我都耐心听她们说，让她们尽情发泄。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对她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再慢慢开导她们，直到解开她们的心结。她们也从一开始的愤怒、偏激，到后来的平心静气，甚至是自我反省。

那段时间，我这里有来自北京、陕西、山东、河南的姐妹，我与她们同吃同住，对她们进行情感治疗，还帮助一些疾病缠身的姐妹做按摩、针灸治疗，使她们尽快恢复身心健康。

记：跟这么多情感受伤的女人接触，你觉得她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张：我接触过的很多妇女，都是在无路可走、感到绝望的时候才找到我的。跟她们深入接触后，我发现，对她们进行单一的情感治疗，远远不能满足她们的愿望。通过实例，我觉得，为受害妇女维权，把她们的精神损失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才是她们最希望的，也是对她们最好的帮助。为此，我接触了心理学，也学习了《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由以前的单纯抓“二奶”到如今的为受害妇女提供代理诉讼服务，有时，也会替人寻求律师帮助。近两年，我共为10多宗因婚外情导致的离婚案做诉讼代理人，用法律为受害妇女讨回了公道。

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

张：这么多年接触受害女性，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广大女性朋友正在日益觉醒。北京的一位姐妹曾对我说：“张姐，我很佩服你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我也认识到‘二奶’和‘小三’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对家庭的危害十分严重，我建议呼吁社会制定‘女性勾引罪’，加大对女性破坏别人家庭的惩罚力度。”虽然这只是她个人的想法，但从中可以看出，广大女性朋友很愿意为稳定婚姻、保护家庭献计献策。

记：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我十分欣喜。无论谁来，我一视同仁，热心接待，让情感受伤的姐妹感觉到人世的温暖，得到心灵的慰藉。当她们在这里汲取到足够的正能量，有说有笑地走出月亮湾时，我知道，她们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心里也一定不再迷茫和灰暗。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心里溢满了欢喜。这种欢喜，是以前捉“二奶”时不曾体会到的。

记：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张：2015年2月，《华盛顿邮报》专门采访了我，报道了我的故事。2015年3月，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也对我进行了采访。我本是一个普通平凡至极的女人，这些年经历过风风雨雨，我没有倒下，现在还能帮助别人，获得人们的认可，我感到特别庆幸，同时也感恩社会。未来，我想建一家女子养老院，为女性和失独家庭服务，并继续关注弱势妇女。

记：那祝你的愿望早日实现！

张：借你吉言，谢谢！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