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贵　解生才

出土文物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1982年至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海西州都兰县吐谷浑、吐蕃文化墓地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考古发掘工作。1982年到1985年间，青海省考古队在都兰县进行了连续4年的考古发掘。1983年，热水血渭一号大墓的上层封堆被揭开，出土了大量的丝织文物，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后，从1994年到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又继续3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再次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香加乡莫克力沟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199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对热水乡察苏河南岸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中央电视台“新丝绸之路”栏目组，在热水乡赛什堂村哈祖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近30年来，在国家文化部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厅以及各界领导的支持下，对都兰县古墓群陆续进行了10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古墓100余座。多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考古工作者们共同辛勤耕耘下，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文物。发掘时间总累计约40多个月近1200余天。参与都兰古墓群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多达100多人次。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各部门的专业人员齐心协力，各尽其责，勇于探索，为都兰县古墓群的发掘与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获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据原中国柳湾彩陶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柳春诚撰文：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获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集中发现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物。“开元通宝”铜钱币、宝花纹铜镜、漆杯、漆碗、漆盘等纯属中原汉地输入。丝织品中绝大多数为中原汉地所织造。仅丝织文物出土的数量巨大，有130多种不同图案，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有锦、绫、罗、绢、纱、缂丝等。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锦等均属首次发现。西方文物中有各种珠饰，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等，西方丝绸有粟特锦、波斯锦等。数量之多居新中国历次发掘之首。其中的一件钵罗婆文字锦（该文字为中古波斯人所使用），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定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西方文物中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批粟特人制造和使用的金银器，对于研究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上面织有“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文字，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下面将都兰所出土的精品文物分述如下：

一、丝绸

1、钵罗婆文字锦（DRXM1PM2：S161） 这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属纬锦的裁边。红地，显藏青、灰绿、黄花。正面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与纬线平行，为1：1纬二重组织。图案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联珠纹。背面在红地之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这段两行的外国织锦文字是通过中国文物研究所林梅村先生，转请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D.NMacK-enz I e）教授的研究与鉴定。经他确认，这段文字是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钵罗婆文字，拉丁字母转写如下：

第一行 MLKanMLKA=SahanSah “王中之王”

第二行 LBAGOH=Wuzurgxwarrah “伟大的，光荣的”

波罗婆文字，其字母由阿拉美亚字母稍加变化而成，用于拼写中古波斯的波罗婆语。文字从右向左横写，同欧洲希腊罗马系统的文字从左向右的写法相反。就是这样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摆放在笔者的办公桌上时，它只是一块残损不清无法辨认的破布条，经笔者详细认真地绘制复原后，才发现这件文物上织有一排横向的文字，心里感到万分的激动。遗憾的是，这段拼音字母既不是英文字母也不是汉文拼音更不是藏文，全青海省考古所无人能读懂，后经辗转，终于将这段文字破译。方得知这件文物的重要研究价值和它的珍贵性。

2、红地云珠太阳神锦（DRM1PM2：S109-2） 经笔者绘制复原后得知，太阳神圈中的纹样基本完整。这是一组六匹带翼的神马拉车的群像，马分成两组，列于车体两侧，各组相悖而驰，共同系驾车体。车体前窄后宽，车上设有栏杆。车轮清晰可辨，可见放射状车辐。车上置有莲花形宝座，太阳神交脚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太阳神头戴菩萨宝冠，手持定印，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在太阳神的两侧有头戴圆帽背背王杖的侧面像人物，似为太阳神的卫士。太阳神身后有靠背，头部带有一圈联珠状光环，应系头光。头光两旁和靠背上方有两个半身侧面人像，均戴中国式幞（fu）头，应是官吏形象。在太阳神头部正上方有一华盖，盖顶附有双龙形饰物。在马车两旁并有龙首幡迎风招展，构图严谨，形象生动。

在狩猎圈中，疏密得当，错落有致，图案已被分成两半，中间部分残缺，根据绘制复原情况来看，圈中应有四组主要纹饰。第一组是一对骑驼射虎的纹样。骑驼者头戴圆形帽，身穿窄袖短衫，下着长靴，骑在双峰骆驼之上，回首拉弓射虎；第二组是骑马射鹿的纹样。马首带有花形头饰，骑者在马上回首拉弓射鹿，鹿体上可见圆点形斑纹；第三组纹样已残缺，仅能见对人对兽的下半部分，人在兽前，身穿长袍，下摆至膝。兽的四肢粗壮，可能为狮类动物；第四组是一对手持盾牌和短剑的武士形象，相互作搏战状。武士身后各有一只鹦鹉回首而视。

在太阳神圈以外上部空间处，装饰有云气纹和九个圆点纹，还有汉文“吉”字纹和相对奔跑的动物纹样，圈外下部也有一个“吉”字纹和一对山羊形象。在狩猎圈以外上部空间处有对鹿、对狮、云气纹、七个圆点纹和汉文“昌”字纹。这件文物的年代被定在北朝晚期至隋代。

3、紫红地中窠宝花含绶鸟锦（DRM1PM2：160） 根据残片绘制复原得知，图案中心是一个略显椭圆形的花瓣团窠，中间立一侧视含绶鸟形象，鸟喙所衔的绶带环为联珠纹，下有璎珞状物。颈后生飘带，该鸟身、翅部位均有鳞甲状羽毛，且有联珠圜带，两足立一平台之上，宾花为十样花。经向17cm、纬向13cm。织物基本是1：3的纬二重组织。

4、双鸟含绶锦（DRXM1PM2：S163） 此锦残损较严重，经笔者绘制复原后而得知，图案团窠颇大，团窠外环有八片花瓣。窠内有一对大鸟相对而立，两鸟共同衔着一付联珠绶带，鸟身上的羽毛以方块形纹饰来显示，鸟足站立在联珠平台座上。窠外宾花已残。为1：3斜纹纬二重组织。

5、绿地对波联珠狮凤锦（M1PM2：S85） 此锦以对波联珠纹构成总体框架，间以花饰为联纽衔接。这类残片出土较多，残存有两个对波圈，纹样较为清晰，其中一圈为对狮形象。对狮蹲踞，以侧面形象表现，一圈为对凤，对凤的姿态十分优美。为1：1斜纹经二重组织。

6、黄地大窠联珠对虎锦（DRM25：S1） 此锦幅宽110cm，较典型的斜纹纬二重组织。以黄色作地，用紫、棕色勾描出联珠圈、花树和对虎造型的主要轮廓，以棕黄色渲染树干和虎斑上的一些层次色，再用绿色渲染树叶及虎身上的层次色，整体色调较平稳，没有分区换色的现象出现。大联珠圈由上下左右四个回纹和四组联珠纹组成。联珠圈内以花树居中，树上设有四簇黄花绿叶，树下置有山石，树两侧织有对虎形象作相扑状，二虎相对、张口瞪目、三爪腾空、一爪着地、虎尾上翘。圈外花形较为复杂与宝花相类似。

7、簇四联珠对马纹锦（DRM1PM2：S17） 系斜纹经锦，以黄色作地，浅黄色勾勒，各区域中再由蓝、绿分区换色表示主题图案，由八瓣花形将联珠圈衔接簇四框架。联珠圈之间由十样花形填充，在联珠圈中设有对马图案作为主体纹饰。两匹马相对而视，马头顶部以花形点缀，马颈部系一对向后飘的绶带，马体设翼，马的一侧前后足抬起，表示疾步前行的动作，马体下方设有莲蓬状花草图案。

8、簇四联珠对羊锦（DRM1PM2：S59） 此锦是1：3斜纹经二重组织。联珠圈外以黄色作地，圈内以紫色作底，用蓝和绿色变区交替重点突出主题纹饰，最后用白色勾边并作连珠纹。此锦由于在色彩使用上有独到之处，故使得此锦的艺术风格也有些特殊。用以衔接各联珠圈的花形，由于花瓣方向的变化及色彩有紫黄两色而更加显得活泼可爱。联珠圈内的羊形不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常见的带有长角的羚羊形象，更像是回首长鸣的小绵羊。两只羊相对而立占有了联珠圈内的绝大部分空间，加上羊体下的忍冬花形，更增加了整体图案的温馨与和谐。联珠圈之间以蓝、紫、绿色的花形烘托，更加显示出浓厚的几何形构图。

9、黄地中窠卷草对鹿锦（DRM1PM2：S25-1） 此锦1：3斜纹纬二重组织，团窠环的外径20cm。以绿色为主要表现纹样，以棕黄色与白色辅助配合。由四组卷草环组成，卷草流畅形成“S”形，再用蔓藤相连，藤上花形盛开。环中对鹿相对而立，头上设角后翘，身上有四瓣梅花斑纹，鹿前一蹄抬起，三蹄着地，对鹿中心上下部置有云形花作补气。

10、黄地大窠宝花锦（DRM1PM2：S21-1） 此锦为1：3斜纹纬二重组织。黄地上显蓝、白、棕色花形，花窠甚大，主体花形图案直径达33cm，花中心部为蓝色圆形，周围绕以白色联珠纹，然后是六出蘑菇形花，在蘑菇状花芯之间伸出六朵开放的花瓣，花瓣之间从后面又生出六朵花形，层叠反复，极为浑厚。

二、金银器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上世纪80年代时，一批经典的唐代金银器在柴达木盆地的泥沙裹挟中闪烁着神奇的灵光，一段封存久远的历史帷墓被渐渐拉起。其中一组银包铁太阳鸟的精彩造型更加令人振奋，这件文物出土时已残碎严重，经笔者绘制复原后得知原件应有一排六只太阳鸟的形象均匀地站立在镀金银条底座之上。它们光灿夺目，炫奇斗彩，银光闪烁，富丽华贵，真可称为都兰唐代金银器中的器中之王。

1、银包铁镀金太阳鸟 这组文物出自都兰县热水一号墓殉马沟中部。出土时应有6只。该太阳鸟中间部分为铁质，镀金银片叠合包在其上。太阳鸟的整体形态为昂首翘尾的站立状。鸟首顶部捶出向后弯曲的螺旋状冠饰，颈部系有象征飘带的忍冬形花饰与尾尖相连。鸟体胸部以阴刻手法刻出叶片状的羽毛，翼部和尾部的羽毛以弧形线条来表示，翅膀顶部和部分尾羽以阴刻手法刻出忍冬花形。眼睛部位和翅膀中心各镶嵌绿松石2粒，两面共4粒。尾部的五朵忍冬花芯部位各镶嵌绿松石5粒，两面共10粒。鸟足底部呈扁平状椭圆形，其上有一铁钉，穿于底座之上，与底座连为一体。足前穿有两个小孔，孔中留有铜器残痕。底座为银质镀金长方形饰片，饰片包在同样大小的木片之上，饰片表面镂空，捶出纵列式环状忍冬唐草纹饰。底座长44.5cm、宽3cm、高0.8cm。在与太阳鸟足底衔接处，有一方孔和两个小圆孔。方孔是太阳鸟足底铁钉的固定孔，小圆孔是太阳鸟足面的铜钉固定孔。饰片两侧各有小孔8个，是银饰固定在木片上的铜钉孔。

这组太阳鸟均挺胸抬头，气宇轩昂。头顶螺旋冠饰和颈部忍冬形飘带与尾部相连，胸部以阴刻手法刻出叶片状的羽毛，翼部和尾部以阴刻弧线刻出羽毛。翅膀和尾部以阴线刻出忍冬花形。通过对这组太阳鸟的仔细观察，发现它们的形象有着细微的差别，以两种不同的形象表现，每种形象共分三只，按交错式排列。它们之间的形象差别主要表现在头部螺旋状冠饰的样式，鸟喙的形状、胸部的挺拔程度、腿部的高低以及尾部的忍冬花形和镶嵌绿松石数量等都有着微妙的区别。这些区别难道是古代艺术家对鸟类雌雄的鉴别手段和表现方法吗？

与这组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许多残碎木件，它很可能是宗教祭祀性器物上的一个装饰部件。这一时期，在太阳鸟的制作工艺上极为注重身体细节的刻画，在题材和装饰作风上具有青藏高原雄鹰形象与浓厚的中亚地区粟特金银器相互融合的风格。其做工极为精致，达到了精美华贵、技艺高超、无与伦比的最高境界。这件艺术品可堪称是吐谷浑·吐蕃民族艺术智慧的象征。

2、银质镀金太阳鸟 该饰片出自都兰县热水一号墓殉马沟中部。饰片边长15.3cm、宽16cm。四边捶出一周条饰，条饰上捶出斜向短线纹。饰片表面图案呈镂空状，整幅饰片构图为一站立的太阳鸟形象，主体形象太阳鸟的周围捶出环状忍冬唐草纹。太阳鸟昂首翘尾，展翅欲飞。鸟首顶部设有冠饰和羽毛状饰，鸟喙处衔有忍冬花枝，颈部系有象征飘带的忍冬花叶。翅膀上各饰一排竖向的联珠纹，身部和上扬的尾羽均以忍冬花形进行装饰。整体图案富丽堂皇。

3、银质镀金鹿形饰片（DRM1PM2） 该饰片出自热水一号墓封堆二号陪葬墓东回廊东南角。长5.6cm、宽3.5cm。银片较薄，残损。银片表面镀金，捶揲成一卧鹿形象，鹿吻部钻有一孔，应系钉在某种木质物件上的饰物。

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共35件。其中动物造型的银器有20件。这批器物虽然系地下出土，但未经科学发掘，由盗墓者获得再经古董商之手辗转流传于世，出土时间、地点、遗迹的性质、伴出器物的组合等重要考古学现象均无记录。

1、银质鸭形砚滴 器高7cm、长9.2cm、宽3.8cm。整器为鸭形，头顶有一半圆形饰物，鸟喙为壶嘴，正中有一小孔，水自孔中可流出。背部设一孔可注水，孔径1.1cm。在孔两侧纵向铆焊两环，连接两根弧形的提梁，提梁在环中可自由活动。有带子口的圆形小盖，盖顶有一环，环中套有链条与提梁相连。颈部和背部捶出凸起的羽毛纹、莲花纹。器体两侧捶出凸起的翅膀，在翅膀上以阴线手法刻出不同的纹饰代表羽毛。器底部为椭圆形圈足，长3.7cm，宽2.6cm。器腹用细线条纹刻划出近似菱形的羽毛纹，尾部下方以细线刻出流畅的缠技蔓草纹。整个造型显得小巧而别致。

2、银质翼羊怪兽砚滴 器高6.5cm、长10cm、宽4.4cm。整器成卧姿的盘角羊形，背部有一孔可弯曲。器体两侧设翼，两腿各向上卷一毛饰，较为奇特。嘴部正中有一小管，中空，水自管中可以流出。值得注意的是羊口中衔有一蝴蝶状物，蝴蝶翅膀两端有残断痕迹。推测其形似有残损，在此之前方还应有一物。器物的大角、双翼、前后腿向上卷的毛、尾巴均阴线技法表现，而整个器体则以短线刻出网状毛纹。该兽四腿不成蹄状，而为爪形前伸，应系一大角羊形有翼怪兽。胸部的毛饰很有特色，卧兽脚下有一八方形的底板，长7.3cm，宽4.4cm。该羊形怪兽形象为以往所未见。

3、银质牛把件 器高6.2cm、长9cm、宽3.8cm。器身成卧姿，两牛角尖部向内弯曲，作怒目圆睁、昂首嘶鸣状。分身下有平板和没平板两种，带平板的尾巴向左侧上方卷起，不带平板的，尾巴卷向左侧方。其中带平板的3件，不带平板的1件。牛的鼻、眼、嘴、颈部下折纹、前后腿均突出器表，在牛的脸部、头顶部、身部均以细线刻划出卷草纹样，这种形式的纹样在目前所知的唐代金银器中前所未见。在不带平板牛俑的底部可见椭圆形的焊接封口。从器物可见牛角、牛耳、牛尾为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上的。牛身先捶出两半然后再焊合为一体的，整个工艺复杂而细密。

4、银质虎把件 器高6.2cm、长9cm、宽4.5cm。器身成前扑的姿态，四腿前伸，头部高昂，怒目圆睁，张口嘶鸣，形象十分凶狠。尾巴向上直立反卷。虎的四腿和尾巴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合一。虎体也是先捶出两半然后再焊合为一体。虎头和腿均凸出明显，头顶部和全身均以阴刻手法刻出鬃毛纹样，形象复杂而生动。

5、银质镀金狗把件 器高2.5cm、长4.9cm、宽2.1cm。器身成卧姿，四腿伸向前方。两耳直立，为一狼狗形。尾巴平伸向后方，成三瓣花形，较为奇特。以弧细线条刻划出狗的鬃毛。整个器形系整体捶揲而成，未见分半焊接痕迹。

6、银质卷毛狮狗把件 器高5.7cm、长7.2cm、宽3.8cm。器身成卧姿，四腿伸向前方。头顶部用细线条阴刻出一桃形忍冬纹花结。在狮狗的嘴角两侧，对称地各钻有一小孔，推测应有衔接物，较为奇特。颈部正面刻出“山”字形图案和一圈向下垂的鬃毛。背部捶出竖向的卷毛结8个，在毛结两侧，各有10对鬃毛纹横向展开。毛纹中间以细线，身上錾有三瓣小花作为装饰。尾巴向右侧方反卷。狮狗的头部、腿部、尾部均凸出明显。凸出器表。身底下焊接有长方形平板。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再焊合为一体。

7、银质羊把件 器高6.6cm、长9.4cm、宽3.8cm。器身成卧姿，羊的头部、腿与蹄、尾巴均凸出明显。头上有对向下弯曲的羊角，在羊角下方两侧，各有一向下卷曲的羊毛纹亦凸出器表，较为奇特。两眼圆睁作张口嘶鸣状，羊颌下有胡须，羊牙亦清晰。羊的头顶部和身上均用细线阴刻划出卷毛纹样。身下焊有一长方形平板，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再合二为一。为以往唐代金银器中所未见。

8、银质卧鹿把件 器高9.2cm、长12cm、宽3.5cm。器身成卧姿。鹿头顶部有细线錾刻的桃形忍冬纹样，眼部上方用短弧线阴刻法刻出眉毛并凸出器表，鹿耳直立，鹿角分为4叉的花角，鹿的头部、面部和整个鹿体，均用弯曲的细弧线刻划出卷毛纹样。腹底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0.9cm、宽0.4cm。角、耳、腿、尾部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在鹿身上。整个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然后再焊合一起。

9、银质立鹿把件 器高14cm、长12cm、宽3.5cm。器身成立姿。鹿头顶部有细线錾刻的桃形忍冬纹样，头上有向后延伸的分为四叉的花角，鹿耳直立，眼部上方用短弧线阴刻法刻出眉毛并凸出器表。鹿头顶部、面部和整个鹿体，均用弯曲的细线阴刻法划出卷毛纹样。角、耳、腿、尾等部件分别制造，然后再焊接在鹿体上，整个器身也是先分别捶出两半，然后再焊合在一起。鹿的头部、腿与蹄、尾均凸出器表。腹部亦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0.9cm、宽0.4cm。

10、银质卧马把件 器高7.5cm、长9cm、宽3.2cm。器身成卧姿。马的头部、腿部及尾部等均凸出器表，浮雕效果极好。马眼上方用弯曲的线条刻划出眉毛，马口微张作嘶鸣状，嘴中牙齿清晰。脖子上的鬃毛似经过修剪的样式向左右两侧分开，较为齐整，凸出器表。马尾卷向左侧。整个器身均用弯曲的细线阴法刻划出卷毛纹样。身下铸有长方形平板。马耳与马腹下的长方形平板分别制造，然后再焊接在马体上。整个器身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腹部有一竖向的椭圆形孔，长3.2cm、宽l.7cm，并焊有同样大小的档片。

11、银质翼马把件 器高9cm、长10.2cm宽3.3cm。器身成立姿，整个马形前腿蹬直，后腿略微弯曲，作惊马急停状，形象十分生动。马的面部、腿部及尾部等均凸出器表，浮雕效果极好。马嘴微张作嘶鸣状，嘴中牙齿清晰，马耳直立。马脖子上的鬃毛也似经过剪修后的样式，较为整齐。均以细线描划，马尾卷向后方。马身两侧用细线条刻画出翅膀纹样，以显示出这是一匹翼马的形象。其余身部用头部弯曲的细线刻画出卷毛纹样。马的翅膀饰以网格纹和鳞片纹。马耳、马尾及马蹄等部件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在马体身上。整个器型也是先捶揲出两半，再焊合为一体。马的形象较为生动。

以上介绍的这批动物形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异域色彩，在以往唐代金银器和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从未见过单独做成动物形式的金银器。因此这是一批新发现的银器器形，这类银器的造型前所未见。具有中原文化与中亚地区粟特系统的银器造型相互融合的风格。

对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较为著名的著作有1957年，瑞典学者俞博发《唐代金银器》一文，1977年，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著《一九五六年骒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一文，根据地下出土的资料重新对唐代金银器做了分期，并研究了杯的谱系。俄罗斯〈原苏联〉学者b.N.马尔萨克在论著《粟特银器》中，把过去笼统认为是萨珊银器的一部分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并指出其中有器物与中国唐代金银器关系密切。韩伟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为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金银器最为重要的著作。此书以介绍资料为主，将290件器物绘出线图，将零散地出现在各种书刊中和收藏于海外的金银器集中在一起，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以500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为基础，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的研究、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研究等重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金银器的集大成之作。

三、棺板彩画

高原大漠初冬时节凛冽的寒风如钢锉般搜刮着西陲极地，远离城市喧闹的德令哈市近郊已白雪皑皑，严冰成阵。笔者正在德令哈市郊省考古所收购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进行着唐代吐谷浑·吐蕃文化遗物——郭里木“棺板彩画”的复原临摹工作。一项精细而意义重大的考古技术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着……

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对两座唐代吐谷浑·吐蕃古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出土三具彩绘木棺。我们将这种绘在棺板上的画的名称，锁定为“棺板彩画”。木棺上模糊不清的画面可隐约看出有人物、动物、行帐等表现内容，其宏大的场面和非凡的气势惊呆了每一个目击者。一个沉睡地下的千古之谜摆在了文物工作者的眼前。由于“棺板彩画”出土后接触紫外线和空气，原来封存地下的环境随即发生变化，画面颜色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原色和起皮，急需尽快采取复原临摹措施，抢救此画供世人观瞻和研究，避免出自青海的“清明上河图”向世人神秘一笑之后又悄悄地蒸发。这副艰巨的重担落在了笔者的肩上，纤毫毕现，可触可摸。

复原临摹是一项极为谨慎、准确和枯燥的工作，且不说高海拔缺氧带来的阵阵头晕和工作过度造成的颈椎疼痛，走风漏气的土房内滴水成冰的现实给调色运笔造成极大的不便，就说我们面对的“棺板彩画”，只是一块块深埋地下千年糟朽的烂木板和模糊不清极难辨认的彩画内容。乍一看，只有斑驳的色块和隐隐约约的人物形象。凭着一个老文物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也只有文物工作者将其视为至宝），耐心地一遍又一遍仔细观察、琢磨与研读，对画面每组人物的穿插衔接、服饰动态以及面目表情的观察，做到胸中有数。对个别难辨画面利用放大镜反复对比观察，不放过一毫蛛丝马迹，直到整幅画面成竹在胸时，将透明的硫酸纸轻轻地铺在棺板画面上，用铅笔轻轻勾勒出彩画轮廓，再把硫酸纸铺在已裱好的绘画纸上，用轻铅重描，然后在绘画纸上勾描填色（这是在现有条件下采用的最原始的临摹办法）。其间，棺板画始终是用一块黑色的布盖着，尽量减少光线对它的照射。需要对照时揭开一面，然后再轻轻地盖上，以最大限度保护好这件文物，尽量延缓颜色消退。

勾线填色是绘制成败的关键，需要极大的耐性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复原临摹过程中，反复调整绘画色调，因为棺板画上的颜色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要临摹好一幅棺板彩画，至少需要调整3—5遍色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接近它的原始色调，最终的临摹效果要与原作尽可能的相似。经过近4个月艰苦的复原临摹工作，一幅幅吐谷浑民族的生活图象呈现在人们面前。驰马弯弓、野牛奔突的狩猎场面；驼队载宝的商旅场面；射牛祭天的祭祀场面；大漠华丽的行帐及宴饮场面；甚至交媾繁衍的场面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浮想联篇。

在三具木棺中共有前后挡板六块，在挡板上绘有精美的“四灵”和金乌玉兔形象。其中，“青龙”棺板彩画，采用五块木板拼成，残损较重，整幅构图主要是以冷色的花卉烘托暖色的主题纹饰“青龙”形象。青龙似飞翔于花丛之中，极富动感。“朱雀”棺板彩画，是运用宝相花卉与忍冬花卉为衬托，重点突出“朱雀”形象。古人把“朱雀”的造型画得举首奋翼，傲然挺立。在绘画色调上冷暖有度，用色高雅，瑰丽多姿，富丽堂皇。“白虎”棺板彩画，此件残缺，仅剩上部一块。画面上所反映的只是虎头形象，其双眉竖立，双目圆瞪，大张虎口，獠牙外露，极为狰狞。“玄武”棺板彩画，蛇缠在龟的身上，龟、蛇两头相对而视，四目圆瞪，张口吐舌，龟四爪挺立。背景以宝相花卉烘托，此画采用较为写实的手法，使龟、蛇附为一体。这四幅棺板彩画笔法纯熟，线条转折多变。从构图到配色，从造形到勾线技法，均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巧，表现出唐代华贵富丽的风韵，真是不可多得的有着特殊价值的艺术珍品。郭里木棺板彩画的绘制者，将中原汉地的民俗文化与青海高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所绘制的“四灵”神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意，而非纯汉地“四灵”神的复制。它们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民族特色。先祖们将“四灵”看作是镇守四方的守护神，将其烧制在画像砖上、雕刻在角质印匣上、锤揲成牌饰、铸造成器具以及绘画在棺板之上，并将这些放置于墓葬之中，均以取佑护之意，这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

对这种珍贵文物的复制临摹不只是懂得美术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尤其是对青海历史上少数民族习俗风情变迁的深刻理解，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将历史文物的内涵及艺术感、沧桑感，刻划得淋漓尽致。需要提及一点，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困扰，还有四分之三的棺板彩画未被复原临摹，时间在流逝，可惜的是这批“棺板彩画”正在神秘的微笑中渐渐消失，不过，为了掀开她的面纱，一睹绝世无双的芳颜容姿，纵然饱受艰难，吃尽苦头，也是值得。

与邻战和

十六国时期，吐谷浑国与相邻的西秦、南凉、北凉等不存芥蒂，平等相处，时有战和。南北朝以后，吐谷浑兴邦立国，自我定位是“塞表小国”，安不忘危、晓以大义，与南朝、北朝诸政权均保持朝贡关系，频频遣使，称臣纳贡，接受其封号，态度较为谦恭，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从两大政权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隋、唐时，吐谷浑王室曾先后与杨、李皇室联姻，双方关系更为亲密。当然，吐谷浑与北朝诸政权和隋、唐王朝都曾有过剑拔弩张、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时期。战争的起因，有因吐谷浑攻掠各朝沿边州郡而引起者，也有各个朝廷找出理由征讨吐谷浑而发动的。北朝时双方出兵逾10万人的大战兵连祸结、血流漂杵、屡见不鲜。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为了打通中西通道，乘西巡途经青海浩门河（大通河）流域时，先礼后兵，一举攻破吐谷浑国，在其故地设置了郡县。然而隋亡后，吐谷浑王室出没无常、卷土重来，其国很快又得以重建。但经此长达八九年的失国，其兴盛时代明日黄花，一去不再复返。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扫平中西通道的障碍，又出兵征讨吐谷浑，血染沙场，大势所去，使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后来吐蕃强盛，弱肉强食，陆续攻占了吐谷浑国后方的诸羌小国苏毗、白兰等，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出兵攻灭吐谷浑国，结束了吐谷浑国在青海高原存续三个多世纪的历史。

据史记载：吐谷浑国也存在与周边邻国有战有和，形格势禁，非不得已而用兵。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视罴帝位，他“性英果，雄略怀”，厉兵秣马，先声夺人争衡中国，“自恃有十二万控强之士，拒绝了乞伏氏封号，结果遭到西秦的讨伐。视罴遭到失败后，退保白兰，被迫遣使谢罪，贡其方物”，还将儿子宕岂送作人质。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视罴卒，其子树洛干年少，由弟乌纥堤嗣位。在此之前，南凉秃发氏在湟水流域崛起，并从后凉手中夺取了乐都、湟河、浇河三郡。而西秦却为后秦所攻灭。乾归失国，先奔南凉，后又投后秦。吐谷浑乌纥堤英勇强悍、出奇制胜，乘机掠取西秦旧地。乾归受后秦派遣回镇故地苑川后，于交熙元后（公元405年），率骑进击吐谷浑，乌纥堤大败，失万余户，几经转辗，心灰意冷，衔恨死于西平。

树洛干16岁嗣位，“率所部迁家奔归莫何川”（莫何与穆格同音，在今青海贵南县茫拉河流域），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树洛干少年英武，有“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之志。在他统治时期与邻相安无事，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安定，国力也有所加强，《晋书》称树洛干“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不但恢复了被西秦强占的漒川之地，而且于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二月，打败南凉傉檀太子武台，夺取了浇河郡，又露锋芒。

西秦忌惮吐谷浑的发展和强大，明火执仗经常出兵袭击，树洛干屡次被西秦击败。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西秦占领吐谷浑重镇浇河。次年，乞伏炽磐灭南凉，进据河湟、青海湖一带之地，对吐谷浑东北部构成更大的威胁。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炽磬又遣安芝将军森弈干率骑七千讨树洛干于塞上（西秦南边塞之处，即今甘肃临潭以南），破其尧川（今洮水上游一带），俘获5000余口而还。树洛干退保白兰，大惊失色，常在心矣，不甘罢休，壮志未酬，抱恨终天，惭愤发病而死。

树洛干死时，其子拾虔尚幼，于是弟阿豺继立。阿豺受命于危难之际，鉴于其先世屡为西秦所败，遂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阿豺“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他乘西秦与北凉不断战争之机，夺回沙州、川及浇河旧地，派遣其从子吐谷浑敕来泥率兵南下，拓土至龙涸（今四川松潘）、平康（今四川黑水芦花镇东北60里）等地。并向西北扩充至河西走廊弱水（今张掖北）一带。但是，当时西秦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东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炽磐遣征西将军乞伏孔子（一作他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镇，大破之。龙血玄黄、血流成河，无奈觅地率众六千降，割地称臣，被西秦署为弱水护军。阿豺为保存实力，重蹈覆辙，相忍为国，遂于刘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遣使臣服于西秦，炽磐以阿豺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

阿豺卒后慕璝以弟继立。这里西秦已经衰落。慕璝“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夏国赫连定在灭西秦后，心术不定，垂涎三尺。旋率众攻北凉，慕璝派骑兵3万，兵贵神速，趁间袭击，歼灭夏军，生擒赫连定，遂灭夏。慕璝将赫连定献于北魏，有汗马大功，北魏大封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这时吐谷浑声势大振，曾攻入秦（治今甘肃天水市）、凉（治今甘肃武威）二州，一度占有金城、枹罕、陇西的部分地区。慕璝在西秦、夏、北魏的相互战争中，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兵不血刃没有花费多大的气力和代价，就获得了大片疆士，还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从而，吐谷浑进入了兴盛时期，轰轰烈烈地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

至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慕璝死，慕利延立。次年，北魏遣使策谥慕璝为惠王。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于元绪为抚军将军。从“西平王”的封号来看，可以认为在此时吐谷浑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青海湖及西平一带，而原居住于这一带的鲜卑乙弗部、契汗部等，也在此之前已并入吐谷浑。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北魏攻北凉占领河西，北凉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在魏军追击下，倒戈卸甲逃奔吐谷浑。慕利延惧魏军南下，率众逾沙漠西遁。北魏太武帝因吐谷浑有擒献赫连定之功，遣使抚慰，慕利延不怨旧仇、绝路逢生，乃还故地。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吐谷浑统治阶层发生内争，纬代密谋降魏，事发被杀。其弟叱力延等8人投奔北魏，请求北魏出师进击吐谷浑。北魏封叱力延为“归义王”，并乘机遣晋王伏罗率兵进至乐都。接着取道直至大母桥（即吐谷浑所造的“河厉桥”，今青海兴海县尕马羊曲或略南曲什安河入黄河处），慕利延丢魂失魄惊奔白兰，其兄子拾寅则走河曲。次年，北魏又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击吐谷浑王慕利延，慕利延拥其部落东奔西窜，西度流沙，慕子被囊迎战，败绩，被追至三危南之雪山，销魂落魄、丢甲弃盔，溃不成军，子身易服、窜匿生擒、惨不忍睹。吐谷浑西迁后，北魏在今西宁置鄯善镇，统兵备御。慕利延西入于阗境内，乘其不备杀其王，占其地，并南入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一年后，随着魏军的撤离，慕利延又返回青海。自此开始，吐谷浑逐步占领鄯善、且末等地，作为其国之西部统治区域，常由其第二世子以宁西将军领部落三千镇守，鼎足而立，以御西胡。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拾寅继承王位，在伏罗川（约今青海兴海县曲什安河一带）筑城设都，“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北魏封拾寅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拾寅受宠不惊，自恃险远，颇不恭命”，分庭抗礼，鲁莽灭制。刘宋大明四年（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派两路大军攻打吐谷浑，拾寅退保南山（今阿尼玛卿山山脉），魏军掠获牲畜20余万头而还。此后，吐谷浑基本断绝与北魏的往来。10年后，北魏以“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为由，遣上党王长孙观率军攻伐吐谷浑，双方大战于馒头山（今青海兴海县河卡乡境内），拾寅再败，遣使献贡求和，被魏囚之。刘宋元徽元年（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北魏再发大兵，攻入吐谷浑境内，“刍其秋稼”，拾寅被近“遣子诣军，表求改过”。拾寅称臣纳贡，双方恢复相安关系。据《沙洲都督府经》“歌谣”中：“黄山海水，浦海沙场，地邻蕃服，家接浑乡。昔年寇盗，禾麦调防，四人忧忧，百姓遑遑”。北魏末期，伏连筹（拾寅孙）继为吐谷浑王，因秦州羌人莫折念生起事，轻举妄动，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筹等起而响应，围攻姑臧，北魏凉州刺史宋颖求救于吐谷浑，伏连筹东征西战，先后两次派兵解围。北魏封伏连筹为“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独步天下。至此，吐谷浑的疆域“东至叠川（今甘肃迭部县东南）。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其国势达到了鼎盛时期。

萧梁大同元年（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夸吕（伏连乔筹子）继立后，“始自号为可汗”。其统治中心也由伏罗川迁至青海湖西15里的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铁卜加古城），吐谷浑再度强盛。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东、西魏分方的局面。西魏与吐谷浑邻近，夸吕曾遣使向西魏贡献舞马及羊牛等等，当时吐谷浑强盛，夸吕穷兵黩武，独行其是，往往扰掠西魏边地。萧梁太清二年（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西魏以王子直兼尚书兵部郎中，率兵击败吐谷浑于长宁川。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西魏又约突厥木杆可汗率军由姑臧出发，出今扁都口，绕行青海湖西南攻吐谷浑贺真城（今青海共和县切吉乡伏俟城南30里石头城）；凉州刺史史宁率魏军通过西平攻吐谷浑树敦城（今青海共和县曲沟乡菊花古城）。联军短兵接战，连破二城，“生获其征南王”，“俘斩万计，获杂畜数万头……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撤兵不久，北周建立。吐谷浑乘其朝政变更之机，围凉（治今甘肃武威）、鄯（治今青海乐都）、河（治今甘肃临夏）三州，凉州刺史是云宝闻风丧胆，率兵迎战失利被杀。于是北周遣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大军向吐谷浑东部地区发动进攻，击败吐谷浑广定王、钟留王等，占领了洮阳、洪和两城（均在今甘肃临潭县境）。南陈天嘉二年（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吐谷浑顿首再拜，遣使向北周朝贡，翌年，北周使臣王庆至吐谷浑“与共分疆，仍讲和好”。陈太建八年（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吐谷浑内乱，北周乘机遣太子宇文赟率大军沿青海湖滨西上，进攻伏俟城，吐谷浑洮王率700骑出东门迎战，望而生畏，失利退逃，北周占据伏俟城。撤军时，大将伊娄穆殿后，为吐谷浑所围，待周将刘雄军至，始解围而返。吐谷浑恢复朝贡，双方又归于好。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吐谷浑赵王他娄屯降周，恩断义绝，双方再度交恶，吐谷浑断绝了与北周的往来。在西魏、北周存在的47年中，吐谷浑遣使共有9次。西魏、北周除了攻取被吐谷浑侵占的洮阳、洪和及龙涸等地，分置洮州、扶州而外，还饿虎吞羊夺取一些原属吐谷浑的土地设置州郡，即有廓州（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覃州（今四川黑水附近）、芳州（今甘肃迭部东南、四川若尔盖之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境），宕州（今甘肃宕昌）、邓州（今四川南坪）。吐谷浑凶多吉少、多灾多难，扼腕叹息。

隋文帝统一中原后，朝思暮想，曾准备统一吐谷浑。开皇初，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经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击吐谷浑，在丰利山（青海湖东）大败吐谷浑，夸吕远遁，其名下王、公、侯30人各率部归降。隋立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以统降众。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复寇隋边，变本加厉。文帝命凉州刺史贺娄子干发五州（凉、甘、瓜、鄯、廓）兵，深入吐谷浑境，“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但不久，夸吕又控制了整个吐谷浑旧地，任性泼皮，并屡犯隋朝边患。隋文帝机关用尽，防不胜防，只好与之保持和平相安的关系，并多次拒绝援助其叛臣。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令铁勒击吐谷浑以自效，于是，莫何可汗从西部进击吐谷浑，伏允东走西平，并遣使向隋朝求援。炀帝乘机遣观德王杨雄出浇河，许国公宇文述出西平抵临羌城，众东部夹击。吐谷浑伏允见隋兵势众，孤立无援，遂向西逃遁。宇文述率军追击，势如破竹，攻扰馒头、赤水（今青海兴海县境）等城，大破其众，“斩首三千余级”，“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饮泣吞声，南走雪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千里土地，赤地殆尽”。

炀帝为打通中西通道乘西巡经青海浩门，倾巢而出，一举攻破吐谷浑国。到此，吐谷浑“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在吐谷浑故地及归附的西域，设置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诸子及王族被分封为“名王”，驻镇各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朝为平定李轨，与吐谷浑相约对其进行东西夹击。吐谷浑王伏允出兵击李轨于库门（今青海海北浩门河），事后，多次遣使入唐要求遣返隋时入质长安的长子慕容顺。唐高祖为笼络吐谷浑关系起见，从其所请，慕容顺回吐谷浑，号大宁王。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伏允遣其名王到长安朝贺。从唐太宗贞观元年到八年（公元627—公元634年），吐谷浑反复无常，一方面不断遣使入唐，维护已建立的通贡关系；另一方面，悍然不顾又屡寇唐西北沿边各州，梗阻西域通道。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寇掠凉州，鄯州刺史李玄远奏请率轻骑袭击吐谷浑于环湖地区，夺取其良马。唐太宗遂以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率军出击。伏允见唐军来势强大，便驱马逃遁。段志玄属下将领李君羡追至青海湖南悬水镇（今青海共和境内），获其牛羊2万头（只）而还。《全唐诗》说：“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是年十一月，吐谷浑再寇凉州，并拘执前往吐谷浑的唐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安侯等人。唐太宗在遣使交涉10次都无结果的情况下，于十二月下诏征讨。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胶州郡公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兵分五路进讨吐谷浑。次年（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从青海湖东南一带发动进攻，摧古拉朽，攻无不克，伏允烧尽野草再次逃遁。唐军遂兵分两路进行追击。北路由李靖、李大亮、薛万均、薛万彻及契苾何力等指挥，南路则由侯君集、李道宗等率领。四月，北路李大亮与薛万均、薛万彻等败吐谷浑于馒头山（今青海兴海县河卡乡境），斩其名王，获其大量杂畜；李靖则先后在牛心堆、赤水源等处取胜，俘获伏允重量臣慕容孝隽，进至赤海（今青海都兰县乌兰乌鲁郭勒）。五月，薛万均、薛万彻败吐谷浑天柱王部落于赤海，至隋河源郡（治今青海兴海县）；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获其名王20人，又败吐谷浑于沮茹川（今青海柴达木河周围沼泽地），进至且末以西。伏允在唐军追击下西入突伦碛（今新疆且末与和田间的大沙漠），唐军继续穷追，所过残灭，尸相枕籍。由于碛内缺水，将士刺马饮血。最后，契苾何力与薛万均率军深入碛内，捣伏允牙帐，获其牲畜，俘其妻子。十余日后，伏允孤掌难鸣，被其左右所杀。唐军南路先败吐谷浑于库山。于五月进至乌海（今青海玛多县冬给措纳湖，又作托索湖），获其名王梁屈忽，行2000余里无人之境，历经艰辛，到达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北望积石，观河源所出，穷吐谷浑南境。唐军南北两路出奇制胜，最后会师于大非川（今青海兴海县大河坝），至破逻真谷。此时，再衰三竭，伏允长子大宁王慕容顺幡然改途，收拾残局，杀天柱王，称臣附唐，战事遂告结束。唐人柳宗元所写《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就是这次战役的真实写照。“吐谷浑盛强，背西海以夸。岁侵扰我疆，退匿险且遐。帝谓神武师，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杂龙蛇。王旅千万人，衔枚默无哗。束刃逾山徼，张翼纵漠沙。一举刈羶腥，尸骸积如麻，除恶务本根，况敢遗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俘虏来王都， 稿乐穷休嘉。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行者靡不归，亲戚讙要遮。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

唐高宗即位后，吐蕃雄心勃勃向青海地区的扩张势头凶相毕露。大相噶尔·禄东赞受命实施征服吐谷浑的战略，可见，青海吐谷浑成为这一时期吐蕃对外扩张的重心所在。于是，吐蕃与吐谷浑之间战事不断，腥风血雨，相互攻伐，同时，他们又都向唐朝上书“各论曲直”，而唐朝则依违其间，是非不分，袖手旁观，不作定夺。唐朝的这种悬崖撒手、坐视不救态度实际上助长了吐蕃对吐谷浑的进攻，而吐蕃开始对吐谷浑大举进攻。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通风报信，叛投吐蕃。吐蕃轻车熟路，因此尽知吐谷浑虚实，于是集兵北进，坚甲利兵，在黄河岸边击溃吐谷浑军队。诺曷钵力不能支，肩背相望，兼程而进，便和弘化公主一起率数千帐投奔到唐境凉州，并遣使向唐朝告急。吐蕃占领吐谷浑全境，有诗写道“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

为了安抚失去故土的诺曷钵，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朝册封他为“青海国王”。总章年间（公元668—公元670年），唐高宗曾计划将客居凉州的诺曷钵及其部众迁至凉州南山（祁连山），驱逐吐蕃出青海，但朝议未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在西域大获全胜，气焰甚嚣尘上。“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这使唐朝大为震动，深恶痛绝，视若大敌，促使唐朝下决心对势力正盛的吐蕃进行反击，对其扩张进行遏止，同时帮助诺曷钵恢复故地，便诏身经百战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自副，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唐军共计10余万，进至大非川（今青海兴海县大河坝一带）后，薛仁贵决定留郭待封率2万人在大非岭上置栅守护辎重，主力则轻装前往乌海，乘吐蕃军未及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对其实施突击。之后，薛仁贵率部身先士卒先行出发，兵至河口，与吐蕃军遭遇，击而获胜，但副将郭待封因耻居仁贵之下，不受节度，违令携秣全部落入吐蕃军之手。薛仁贵被迫退屯大非川，吐蕃大将论钦陵又调集40万军队进行围攻，唐军进退失据，寡不敌众，全军覆灭。薛仁贵、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被俘。之后，生死攸关之际，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才得以生还，有诗“十万大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就是这次战役的真实写照。

大非川之战的惨败，大势所去，唐朝不但未能达到遏止吐蕃有恃无恐的扩张势头，而且也宣告了吐谷浑复国希望的破灭，吐蕃则分庭抗礼，稳固了它对吐谷浑的占领。此后，唐蕃双方在青海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和政治角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