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权　刘晓伟

摘要 近期，香港和内地之间发生了一起有关“幼童便溺”的舆情事件。究其根源，在于部分媒体对“制造新闻”的选择使用，建构了不良的“拟态环境”，加深了两地民众之间的刻板印象，导致涉及香港和内地关系的事件容易被激化为舆情事件。化解这种潜在的危机，媒体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推进媒体负责任的新闻建构，加强两地信息的充分沟通，有利于净化两地舆论环境，形成健康的媒介拟态环境。

关键词 建构；拟态环境；制造新闻；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李海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刘晓伟，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近期，香港和内地之间发生了一起有关“幼童便溺”的争议事件。由于对该事件的过分解读和消费，使两地网民的声音出现了两极分化，矛盾迅速激化，成为影响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舆情事件。“幼童便溺”事件如何从一场普通的、并无多少新闻价值的纠纷迅速生发为一次舆情事件，个中缘由值得深思。此次舆情事件是如何由媒体建构的，如此建构的原因何在，应怎样化解此类潜在的危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舆情事件的产生

香港“幼童便溺”事件最初发生于2014年4月15日。但直到4月19日，香港的《星岛日报》以《内地夫妇抢“辱照”战港男幼子旺角街头尿尿遭拍下》，《苹果日报》以《MK青年大战内地人<前传>有人抢嘢想走》《内地夫妇为泡尿袭港男》为标题，才对此事作了报道。由于这两份报纸在内地影响力非常有限，并未引起内地网友的关注。

4月21日，这件既无新闻价值，同时也已丧失新闻时效性的事件突然在内地发酵。4月21日11：50，@凤凰视频发布了一段5分17秒的视频，该微博以《孩子在香港街头小便内地夫妻与港人发生激烈冲突》为标题，称“画面中冲突现场十分混乱，大人相互指责，孩子大声哭泣。这对内地夫妻抱起孩子推着婴儿车欲离去，被港人拉住婴儿车阻拦。孩子母亲反复强调‘洗手间排队，孩子着急我怎么办，现场有人始终高举相机拍摄。”

笔者以新浪微博为平台，对此条微博发布后47分钟之内（4月21日11：50分-12：37分）的324条评论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微博发布之初，42.3%的网友普遍认为此事呈现了一部分内地游客素质低下，并为此感到失望；39.2%的网友认为此事件中的港人有小题大做之嫌；还有18.5%的网友表示中立，认为双方皆有过错（表1）。可见，此时微博舆论场中的声音还比较平静，反响不大。在态度方面也比较理性，并且对内地游客的批评声音占据了多数。

但在随后的12：37分，@闾丘露薇转发此微博对该事件进行补充：“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片中白衣青年看不过眼报警，并且阻止夫妻离开，双方争执，青年遭人用婴儿车推撞。警察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准保释，五月中需到警局报到。”@闾丘露薇作为拥有336万粉丝的大V，其转发迅速引发了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4月22日，@闾丘吕薇排上新浪微博综合热搜榜榜首，评论达到了7万多条。截至当日17：00，该微博被排在新浪24小时热门微博榜的第三位。这中间，因视频并无“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的画面，@闾丘吕薇的微博开始受到网民的广泛质疑，也使网络舆论场对“幼童便溺”事件的态度出现大反转。截止4月23日上午12：00，一份有12.8万人参与的“你对小孩子在街头小便的看法是什么？”的新浪调查显示，其中有24%的网友表示“可以接受”，63%的网友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只有11%的网友表示“不能接受”。这与@闾丘露薇转发微博前，42.30%的网友批评内地游客素质低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之，该事件在舆论空间中持续升温，愈演愈烈。4月23日，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都发文讨论香港与内地游客该如何相处。也正是自这一天起，一份来自《北京青年报》的“内地幼童香港当街便溺调查，站立后地面并无湿迹”的报道在内地各大门户网站广泛转载。这种报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建构成分，凸显了内地媒体在舆论场中争夺道德制高点的努力。而这种基于道德高地而进行的话语建构，使得网上批评香港这种做法的声音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部分香港市民采取“制造新闻”的手法，刻意夸大事件的影响。4月27日，约30名香港市民带着大便形状的玩具走进尖沙咀海港城进行示威，期间还数次利用大便玩具模仿前不久的内地幼儿在街上便溺的行为，主动制造新闻，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内地网民更加强烈的不满。“幼童便溺”事件上升到了人格辱骂、文化歧视层面，成为一起典型的舆情事件。

二、舆情事件的建构背景

正如我们在事件深描中所揭示的那样，“幼童便溺”事件本身并无新闻价值可言。但如何由无新闻价值的普通事件，被媒体建构为一场不大不小的“舆情事件”。个中缘由，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两地关系的媒体拟态环境

柏拉图在《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洞穴”假设。在洞穴人的视野里，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别人在外面看到的一切不过都是他产生的“幻影”而已。柏拉图的这个理论假设，为今天认识媒介环境提供了理论启迪。由于人类无法经历每一件事，在世界建构的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认识世界的方式无限扩大。但媒介为我们提供认识途径的同时，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拟态环境”。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新闻媒体应该“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但现实中的媒体却很难做到，支撑发行量的并不是政治社会新闻。为了博取更多的眼球，一些媒体会涉足于五花八门的各个社会层面，刺激、猎奇、极端成为很多媒体的追求。对此，李普曼曾精辟解析道：“与我们的公共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面对种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新闻媒介所能提供的“事实”和真正的“事实”有时并不是一回事。媒介呈现给我们的世界，使得我们信以为真，认为那就事实本身。实际上，我们往往只能生活在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之中。

长时间以来，媒体在香港和内地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充当起了一些事件的放大镜。媒体尤其大陆媒体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一般都能坚守媒体责任底线。但在一些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社会话题时，一些媒体则喜欢故意制造内地和香港的“冲突话题”来博取眼球，甚至有些香港的不良媒体刻意制造话题，为公众建构了一个不良的“拟态环境”。比如在内地和香港影响广泛的“驱蝗”事件中，2012年《苹果日报》《爽报》（已停刊）首先刊登了暗讽内地游客是蝗虫的“香港人忍够了”全版彩色广告，导致部分港人与内地居民之间出现罅隙。2014年2月16日，大约100名抗议者呼吁特区政府限制内地游客数量，抗议者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所谓的“驱蝗运动”。《环球时报》全球舆情调查中心于2014年2月21日至2月24日在内地7座城市以及香港普通居民中开展了民意调查。香港受访者中，不赞成“驱蝗运动”的占到了59.5%，其中16.4%表示“感到愤怒，这是一种歧视行为”，43.0%表示“感到生气，他们的做法有损香港形象”；赞同“驱蝗运动”的受访者仅占24.9%。香港中文大学郑赤琰教授也表示，大部分香港人还是温和的，不会采取极端的行为，六成香港人反对“驱蝗”反映了香港人的普遍心态。但是香港大部分人反对“驱蝗”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内地受众的观感。一份在内地7城市访问调查显示，78.8%受访公众表达了愤怒或生气的不满情绪。

这正如李普曼所揭示的，“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像对待现实那样对虚构的东西作出有力的反应，而在许多场合，他们还会制造这种虚构的东西并作出反应。”因此，当“幼童便溺”事件置于这样的拟态环境中时，有关的负面情绪的舆论积累很容易被点燃，偏离就事论事的轨道，引发舆情事件。

（二）制造新闻的不良新闻价值观

随着香港自由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涌向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认同和融合，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更是得到了很好的交流，融合共荣是主流，但一些小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在一些不良新闻价值观看来，融合不是新闻，大量融合、友好的事实本身不会引起媒体的兴趣，冲突才是新闻，冲突越大，新闻价值越高。

近年来，像《香港女导游大骂内地游客贴“滚回内地”纸条》（《郑州晚报》2013年12月24日）、《内地游客赴港旅游被珠宝店“软禁”受辱》（新华网2013年2月18日）、《铜锣湾街头数十人身穿红卫兵服装，针对大量内地游客涌入香港现象举行挖苦式抗议活动》（《南华申报》2014年3月16日）、《香港部分民众欲“占领”旺角驱赶内地游客》（凤凰视频2014年2月24日）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一些简单的小事，经过媒体的建构，贴上两地民众“冲突”的标签，便成了具有“新闻价值”的大事，报道也有了升温的价值，被迅速转载走红，引起热议和愤怒。在选择性报道的同时，对“二次新闻”的挖掘具有聚焦放大效应，几乎让每条新闻从“个案”成为“普遍”，呈现给我们的是两地紧张化的“拟态环境”，尽管这并不是社会事实。但这种选择性报道却使得“拟态环境”显得真实可信，而“拟态环境”的恶化则又加剧了报道的选择性，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对立情绪在部分香港媒体那里表现的更为突出。在“幼童便溺”事件中，香港的多家媒体选择了“激烈”“刺激”“煽动”性的词语，在事件没有激化之前就一锤定音，企图左右整个事件走向。《星岛日报》2014年4月19日《幼子旺角街头尿尿遭拍下内地夫妇抢“辱照”战港男》的报道声称：“中港矛盾无日无之，五一黄金周前，旺角街头再爆内地客于港人冲突！……警方拘捕涉案夫妇，有途人上载片段，惹来网民疯传热议，有人斥责内地客行为野蛮无理，……亦有人归咎于自由行人数太多，政府再不控制自由行人数，冲突场面只会愈来愈多”。《苹果日报》2014年4月19日的报道《内地夫妇为泡尿袭港男》开头一句便是“一泡童子尿加深中港矛盾”（以上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这些报道中多处将此事上升两岸对立的矛盾。包括标题在内，多数字眼本身就制造了一种“伪冲突”，以此借题发挥、煽风点火。隐藏在这些报道背后的却是另一种野心，值得警惕。上海市政协港澳委员屠海鸣对此曾经撰文揭示道：“随着香港2017年普选逐渐临近，香港有些人和势力开始‘小动作频频，西方反华势力也借机插手香港事务，欲搞乱香港。近些年，一系列‘逢中必反‘逢内地必反之类的‘小把戏愈演愈烈，包括此次‘小便门持续升级的背后，隐约可见有一只‘幕后黑手。”

新闻价值是新闻工作者用以衡量客观事实是否能构成新闻的标准，它包括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以及趣味性等几个基本属性。以新闻价值来衡量“幼童便溺”事件，基本构不成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天，并无香港媒体对此进行报道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单纯的报道此事，并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对第二落点”的追寻，一些媒体在不良新闻价值观的作祟下，把此事贴上了“内地”与“香港”甚至是“中国”与“香港”对立的标签。

（三）社会心理与刻板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回归以来，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香港社会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很多事情都加剧了港民的焦虑情绪，“先是1997金融危机，后是沙斯（SARS），再之后是23条立法的争拗。自由行带来的副作用如社会治安、孕妇涌港、学生学位争夺、婴儿奶粉紧张等也日益明显……另一边厢，港币贬值，香港国际地位边缘化，社会的边边角角逐步内地化，更是让香港人的优越感下降，打击香港人的自信心。”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内地在对香港的认识方面也存在不成熟甚至不健康的社会心理，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对香港的支持，以及开通自由行刺激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初动机，都使得很多内地游客具有了一种“恩主”的心态，对香港社会的法治和文化不够尊重，甚至有视之为“矫情”的心理。在这些背景之下，两岸民众心里都形成了一些刻板的成见。

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此事件中，内地父母在香港网民眼里已经成为反映内地市民普遍素质低下的一面镜子；两个香港市民在内地网民眼中也成为冷漠、歧视、矫情的所有港民的代表。在这种刻板成见的激化作用之下，小事迅速上升激烈的社会对立情绪。这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小小的迹象就会把它们激发出来，而这种迹象有着多种表现，从某个确凿的标志直到某个模糊的类比。一旦受到激发，它们就会把那些由来已久的老看法浇注到新见解之中，似乎这个世界又在记忆中得到复活。”而这种刻板成见如此循环，最终会形成愈演愈烈的舆情事件。

三、媒体责任与健康拟态环境的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幼童便溺”事件所引发的舆情危机已经逐渐淡化。但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媒介拟态环境恶化，稍有不慎，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激化成为严重的舆情事件。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有效化解这种潜在的危机。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公共舆论公器的媒体责任重大，在建构健康的拟态环境方面也大有可为。

“幼童便溺”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的轰动，部分媒体和微博自媒体不真实的信息传播激化了矛盾的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责任、媒体责任是发布发一条信息时应该首先考虑的责任。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是媒体人履行这些责任的基本要求。但在当前，一些媒体热衷追求煽情性的轰动效应，热衷通过将事件标签化处理，使事件矛盾尖锐化、对立化，以此赢得受众的关注。在报道有关内地和香港关系的话题时，新闻报道对真实与客观的要求就更要精益求精。面对新闻事件，媒体首先要做的是细致、深入地调查、核实，而不是为了抢眼球急于发布新闻。媒体是公共新闻产品的提供者，肩负着维护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应以真正的新闻价值标准来选择报道材料。“幼童便溺”这种没有新闻价值的小事，被不断炒作、连续报道，只能恶化两地舆论环境。实际上，网民对媒体的炒作也非常反感。《联合早报》就此事进行了一次调查。截至5月9号，共有170852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44%的网友认为“媒体在事件呈现中不应有隐藏事实或恶意炒作的倾向”；只有8%的网友认为“小事化大，是内地与香港矛盾升级的又一表现”。

正如邱林川和陈韬文所说：“重要的现代社会事件都需要借助媒体。长年累月，政经势力学会了运用、影响和操纵媒体，在事件上做文章。有的事，本来鸡毛蒜皮，却闹得沸沸扬扬；有的事，本应关系重大，却被遗忘。”“幼童便溺”事件的背后，反映出有些人和有些势力“逢中必反”“逢内地必反”的“小动作”。一些媒体成为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牺牲品，借题发挥、恶意炒作，导致了众多媒体和网民的参与，激化了矛盾，产生了不良影响。据《华尔街日报》对中文读者开展的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经过这次事件后，他们不那么愿意去香港旅游了，17%的受访者表示不受影响，4%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这些调查数据并不能说明真实的内地和香港民众的关系，但却反映出一件简单的小事经过炒作，也可能会给两地民众关系带来的影响。

在传播学中，社会整合与认同是媒介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丹尼斯·麦奎尔说过：“大众传播具有在广泛大众中凝聚零散个体的能力，或是透过一套共同价值观念与信息，促进认同的形成。”面对矛盾冲突，媒体更多的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报道“冲突”并不是为了激化矛盾，而是解决“冲突”，实现认同。在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报道中，媒体应更多地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而不是一味的炒作冲突。在这方面，有些媒体已经起到很好的示范。如《南方都市报》于4月23日发文《一泡尿引发的争议》客观、公正地陈述了事实之后，还刊登了一些香港人士的评论和观点，如香港立法会议员、律师谢伟俊认为：公共场所拍摄不违法但道德上不合适较、轻微案件可能被要求签保守行为、小孩随地大小便监护人将被检控；香港旅游界议员则认为：应有宽容态度，互相体谅两地。加大宣传，避免不文明行为；大公网评论员青萝认为：希望两地互相包容等等。报道还提供了一些带孩子去香港要注意些什么以及在香港可能触犯法规的某些日常行为。4月28日，《南方都市报》又发出了一份报道，并未纠缠于孰是孰非、谁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之类的话题，而是通过香港官方人士对此事的回应，对香港的相关法律和公共卫生的精神进行了介绍报道，表明公共卫生原则和香港法例是平等实施的，对所有人士，无论是香港市民及所有从外地到香港的游客一视同仁。这些报道本质上在促进双方间信息的融通，客观上促进了内地对香港法律制度的了解，为香港的市民的做法提供了一种可理解的视角。尤其是，此类报道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化解该事件，更有利于促进内地和香港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化解以后潜在的危机。

综上可见，不健康的媒体拟态环境、新闻选择的价值偏离和偏激的刻板成见，是造成今天香港和内地舆论环境趋于紧张化的重要原因。破除这种困境，重在信息的充分沟通，重在媒体负责任的拟态环境建构。只有当两地信息充分交流，当下来之不易的相互理解、团结共荣的良好局面才能长期维系。在这方面，媒体应摒弃建构迎合社会心理的煽情新闻，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