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靓艳

著名作家汪曾祺师从沈从文，解放前即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作品与沈从文一脉相承，关乎人性人情，却绝少与政治牵连。然而，在这之前的“文革”岁月中，因参与《沙家浜》的创作，汪曾祺获江青赏识，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

一炮走红

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成为《北京文艺》编辑，除偶尔写点散文之类的小品文，他唯一重要的收获是由他编剧的京剧《范进中举》获北京戏剧调演一等奖。可淡泊的汪曾祺却没躲过“反右”冲击。

身处文化界的汪曾祺，对大鸣大放无动于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建言。但在单位领导的鼓动下，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连像样的文章都算不上的批评意见，题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连批评都如此悠闲的汪曾祺，引得领导们大为反感，留下了“罪证”。结果，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直到1962年初，才回到北京，进入北京京剧团。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确实，直到划为右派前，汪曾祺的人生中无一笔波澜，但到了北京京剧团后，他的命运随之跌宕起来。

1963年初，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其中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交给北京京剧团负责改编，汪曾祺承担主要编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