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绍宏，梁艳静，于艳艳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甲骨文中有如下字形：

1 2 A B C

A 诸形出现在《甲骨文合集》①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 年。6812-6817、6821-6822，辞例为“A 周”。学者或将其与金文“”诸形联系起来，以为它们与楚简中用作“浅”、“窃”、“察”的诸形均从“ ”得声，进而读A、“”诸形为“翦”[1]。董珊以为其是表示“开采璞玉”意的表意字，这个字就其所表示的动作“开采”来讲，读“翦”、“残”一类的读音；就“璞玉”的意思来讲，读“璞”、“僕”之类读音[2]。季旭昇以为A、C 以及金文“”诸形均从“菐”，“菐”本义为“撲击”，可以释读“翦”，也可以释读“撲”、“璞”，同一字有二读，古文字不乏其例[3]。

B 见于《甲骨文合集》27888。B 与A 相比，多了一个人头上带火的偏旁，少了甾、玉。这个人头上带火的偏旁或可释为“光”。从字形上看，B 与A 的关系显然很密切，可能也与采矿有关：深入山体采矿，矿坑中缺乏光线，当有火光照耀才可。由于辞例残，其具体用法难以求索。

C1 出现在周公庙遗址2 号龟甲刻辞中，C1 出自《殷周金文集成》8592 号，董珊先生隶定“C”为“ ”，以为其所从之“屵”旁是自甲骨文“璞周”之“”字表示“山”形的部分演变来的；“C1”后一字释“繁”[2]。李学勤先生读“C1 繁”为“翦繁”，释为“伐繁”，繁”即《汉书·地理志》蜀郡繁县，在今四川彭县西北，原新繁县北20 里[4]。

我们先来谈谈关于卜辞中的“A 周”之“周”所指问题。

A 形辞例如下（所列卜辞后面括号中的数字为该条辞例在《甲骨文合集》中的序号）：

6.…以多…族…A 周。（6817。A 仅存“廾”）

那么，上述卜辞的“周”是否指姬姓之周？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姬周称为“周”的时间，如果武丁时期的姬周还没有称“周”，则上述甲骨文中的“周”显然就不是姬周。此外我们还要弄清楚姬周在武丁时期有没有成为被殷商征伐的条件：即不顺从殷商的统治，或是对殷商的统治构成威胁。

姬姓之周，据裴骃集解引皇甫谧说，是由于古公亶父“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5]。古公亶父的孙子是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而纣王是末代商王，因此可以推测古公亶父迁岐是商代晚期的事情。如此则上述卜辞中的“周”显然不是姬姓之周。

徐中舒先生就以为卜辞中的“周”应该就是姜姓所建的女国，即母系社会的姜嫄国[6]39。

然而杨宽先生则根据甲骨文中的“A 周”材料，以为此“周”就是姬姓之“周”：

从武丁多次调动相当多的兵力征伐周国来看，当时周国已较强大，当即姬姓的周国，不可能另外有个周国。卜辞把周君称为周侯，又称周国为周方，曾命令周的行动，并多方关心它有否伤害和祸害（笔者按，所谓“伤害”、“祸害”之说谬，其字隶定为“”，表杀伐之义），它又贡纳巫和美女，可知周确已成为武丁所属的封国。“周”的国号，可能就是武丁给予的。商朝之所以称呼它为“周”，因为周族自从后稷以后世代重视农业，农业要比其他部族和方国进步……“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

周在商王武丁时期得到这样一个美称作为国号，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认为“周”的国号早在建都豳的时候已经存在。后来公亶父迁都到岐山之南，称为周原，是沿用旧称。[6]39-40

需要指出的是，杨宽先生所谓卜辞中的“周侯”依据的是《甲》436，《甲骨文编》“周”字条下引此辞例。经查核，《甲》436 即《甲骨文合集》20074号，上面虽然有“令”、“周”、“侯”三字，也有学者将三字连读为“令周侯”，然三字并不能连读成辞（见图一拓片）。可见此条甲骨所谓“周侯”、“令周侯”之说不可信。学者们关于甲骨文中“周侯”的另一条材料来源于《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S0375②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甲骨文献集成》（第3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20 页。。不过此片甲骨为仅存“周”、“侯”二字的残片，且二字为并列横排（见图一拓片），而甲骨文文字多纵向排列，可见此处是否横排连读为“周侯”尚不能确定。

笔者怀疑，既然姬姓之“周”这一国名为武丁所赐，说明武丁时期的商周关系是融洽的，那么武丁又为何要不断 攻 伐它？ 此 姑且不论，就是考察有关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杨宽先生论述的不合理之处。

据《史记· 周 本纪》，周之先祖弃为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尧时为农师， 因 有功， 封 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子不窋末年，因夏侯氏政衰失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的孙子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开发了豳，“周道之兴自

《甲骨文合集》20074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S0375（图一） 此始”。公刘之子庆节国于豳。庆节之后的第八代孙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由于遭到薰育戎狄的一再侵扰，迁至岐山周原一带，“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亶父之子季歷即位后，“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力量得到发展。季歷之子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因此而被崇侯虎告发，纣王囚之于羑里，幸有闳夭进献纣王以美女、宝马、珍奇，纣王“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取得了纣王的信任。此后文王一方面通过“阴行善”的方式以笼络天下人心，一方面利用纣王赋予的征伐大权对异己者加以消灭，使周的力量迅速膨胀。等到其力量足以挑战商的统治时，迁都丰，为伐商做准备。武王即位后，“师修文王绪业”，讨伐商纣，夺取了天下。

据上所述，我们以为姬周在公刘时期虽得到发展，但是仍然相当落后，这种落后一直持续到古公亶父迁岐前。迁岐前，还不断受到戎狄的侵扰，足以说明其当时力量的弱小。《诗经·大雅·緜》说“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民众居然没有家室，靠开凿山洞、地洞居住，其落后可见一斑。《緜》被视为姬周的史诗，其记载的真实性不容否定。

促使姬姓之周力量发生质变的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古公亶父，一为文王。

古公亶父迁岐后的姬周，力量虽然大为发展，不过直到文王前期，也还不具有抗衡殷商的力量，否则文王就不会被纣王囚于羑里，而借助闳夭进献纣王以美女、宝马、珍奇，来换取纣王对武王的赦免。

因此，我们以为，亶父以前的姬周为避戎狄尚且四处迁徙，没有不顺从殷商统治的资本，更不具备威胁殷商统治的能力，因此迁岐前的姬周不会成为殷商的征伐对象。

杨宽先生以为周族建国始自公刘[6]27-37。我们以为，姬周邦国的建立应当是在迁岐后。理由如下：

第一，要建立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组建国家机构。《周本纪》记载姬周作五官有司即建立政府机构是在其迁岐后，《诗·大雅·緜》说古公亶父迁岐后“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可与《周本纪》记载相印证。可见迁岐后的姬周才更像是一个国家，因此《史记》说“盖王瑞自太王兴”。公刘时期的周族估计大概只相当于解放前西南地区少数名族的土司，土司虽然也有军队，建立城堡、庄园或山寨，但还不是真正的国家。

第二，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均为武王追封的尊号，姬昌是姬周历史上享有封号“伯”的第一人，周原甲骨H11：84 有“册周方伯”[7]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测，这片甲骨上册封的伯就是西伯姬昌：亶父迁岐后经营的姬周虽然具有了邦国架势，但是他没有被殷商册封为诸侯，文王时期才被商王册封，所以文献中称文王为西伯。

姬周迁岐后的，随着力量的不断发展，对商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说迁岐后的姬周遭致商国的攻打才成为可能。然而此时已处于殷商末世，远离了武丁时期。可见，说武丁卜辞中的“A 周”之“周”为姬姓之“周”是没有依据的。而《殷本纪》记载，末代商王纣迷信自己“有命在天”；《周本纪》记载，大臣祖伊告诉纣王文王大肆兼并诸侯以壮大自己力量这一情况时，纣王竟迷信自己“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可见他是不会攻打姬周的。

因此，笔者以为不能根据武丁卜辞有“A 周”，就断言姬姓之周国为武丁所封赐，否定皇甫谧说。在没有其他过硬的证据的前提下，我们认为皇甫谧说可能更为可靠。董珊先生曾有《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2009 年4 月26 日发表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后又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一文，征引大量甲骨金文材料论证“A 周”之周非姬姓之“周”，而是金文中的妘姓之“琱”；周原这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姓的族群的进入并建立国家政权，这些先后成立的国家可以使用同一国名“周”，并用此国名来命名自己的国族。

因此，岐山之阳的“周”这一地名应当在姬周迁岐前就存在，甲骨文“周”像农田形，可能就与这片土地适合发展农业生产有关。《大雅·緜》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不仅说明周原这片土地适宜发展农业，而且大概也能够说明“周”这一地名在亶父迁岐前就已存在。由于适合发展农业生产，这里原先居住的部族或邦国比较富庶强大，对殷商构成威胁，因而遭到商王的屡次攻伐，最后消亡。这个比较富庶强大的部族或邦国也许是因“周”这一地名而得部族名或国名，卜辞“A 周”之“周”即指此“周”。古公亶父迁岐后的姬周，在建立国家时因固有的地名为国名。

我们再来谈谈“A 周”之“A”的释读问题。

笔者以為，A 应从林义光、唐兰先生说，释为“璞”[9]，字形分析从林沄先生说[10]。应当读为《诗经》中“薄伐”的“薄”。

古音“菐”在屋部，“薄”在鱼部，韵有一定距离，传世文献中两者相通的例子很少。因此找到“菐”、“薄”相通的确凿证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楚简中的自称谦词“僕”多作“ ”，系在“僕”下缀加義符“臣”而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中有题名为《命》的一篇文献，记录的是叶公子高之子与令尹子春的一段对话，其中叶公子高之子谦称自己的“僕”作“”，又作“ ”；又有“亡”一语，也写作“亡”。可见“”、“”无疑为一字之异体，前者从“付”得声，后者从“僕”得声，而“僕”从“菐“得声，可证“付”、“菐”表音功能相同，二者古音当可通。文献中不乏“付”、“父”声相通的例子，毋需赘述。则与“付”具有相同表音功能的“菐”当然也可与“父”声相通。“薄”从“溥”声，“溥”从“尃”声，“尃”从“甫”声，“甫”从“父”声。以上可参《古文献新证（三则）》一文[11]。因此，我们可以读甲骨文“A”为《诗经》中“薄伐”的“薄”。

前引李学勤先生读“C 繁”为“剪（翦）繁”。“翦”义训的落脚点在“灭”。而“伐”含义比“翦”要广，既包含一般意义的攻伐、讨伐，也包括伐灭。细读前引李学勤文，周公庙甲骨中的“D 繁”应当是对“繁”进行征讨而使之顺服，并没有剪灭其之义，因为周穆王时的班簋铭文有“秉繁蜀巢”，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114 出土的周昭王时期的一件甗，铭文有“使于繁”，可见“繁”并未被翦灭。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李学勤将C 读为“翦”训为“伐”。然而“翦”训为“伐”的用例文献中的是很难找到的。因此，此处的C 读为“薄”或“搏击”、“搏斗”的“搏”可能更为恰当。

[1]刘钊.利用郭店楚简考释金文一例[C].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277-281.

[2]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C].古代文明∶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43-270.

[3]季旭昇.说文新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171-172.

[4]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司马迁.司马贞索隐. 裴骃集解. 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4.

[6]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曹玮.周原甲骨文[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64.

[8]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7).

[9]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044.

[10]林沄.究竟是“翦伐”还是“撲伐”[C].古文字研究∶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115-118.

[11]俞绍宏.古文献新证（三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