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事情要社会来管，大众的事情要大众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中，不大需要分清国家、政府和社会，甚至把这些当成同义词也无所谓。改革以后逐渐明白，“社会”这个概念包含和强调自立规章、自我约束的自治成分。譬如，体育协会的性质是民间社团，俱乐部是组织体育活动的社会机构，其中本不存在与“民”对应的官方、官员之说。

体育生活化，管理社会化，是国家进步、事业发达的体现，也是中国体育过往几十年孜孜追求的美好愿景。当初步具备条件，开始朝此方向迈步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拿广场舞来说，中国近年来体育场地增量不少，向社会开放也喊了好多年，为什么仍然没有宽敞一点的地方可以用来跳舞，且不妨碍他人？体育部门有责引导，但无权辟地专用于广场舞。再说。广场舞尽管具有健身作用，类别属性上毕竟“文”重于“体”，管理和服务岂止是体育部门责无旁贷！

北京市青少年冰球活动兴起多年，规模、水平都在提升，一些健身房和商厦内设有室内冰场，孩子们尽兴嬉戏，其乐无穷。有愿意提供场地的，有愿意指导训练的，有愿意张罗比赛的，都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并非政府行为。

以举国体制发展体育事业，最擅长的莫过于打造金牌选手，到世界体坛斩金夺银。这一招曾经为国人带来自豪和荣光，优秀运动员刻苦磨砺、顽强拼搏的精神也给民族复兴增添了向心力。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要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势必转变发展方式，将这项大众事业从政府独门管理移向社会操持。

至于拓展体育产业、丰富体育文化、强化体育教育，更不能仅靠行政手段。民间的体育潜力、大众的体育热情是巨大的资源，唯有将其充分释放，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这应当是深化体育改革之要务。

物质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体育社会化和生活化呈现不请自来之势。无论少数人做多数人看的职业体育，还是人人都可参与的业余体育，满足大众体育文化需求已经成为政府做好服务的必有内容。中国社会缺乏这样的传统和习惯，更没有成熟的经验。政府要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