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历明

摘要：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外语，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结合自己纵横捭阖的广博学识，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观点，涵盖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几个主要方面，为我国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翻译学科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良策，迄今仍有着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综述。

关键词：季羡林；翻译观；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3-0114-08

引 论

季羡林先生治学广博，人寿学丰，在哲学、美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印度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成绩斐然。他能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学者的使命感，高屋建瓴，发前人或时人所未（敢）发，如空谷足音，往往深入浅出，却又深中肯綮，鞭辟入里，为我国多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作为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学者、翻译大家以及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他长期关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而且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东方古代语言。现在，一代硕儒千古，沉痛悼念之余，也许我们更应该及时挖掘、整理、学习先生令人景仰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成就，并予以继承、发展。仅就翻译而言，他十余年焚膏继晷，无怨无悔，罔顾一个时代的荒诞，坚忍不拔，翻译出版了《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印度古代经典，为我国东方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自己纵横捭阖的广博学养和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先后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观点，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季先生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 关于翻译标准/原则

只要是谈翻译，就不可避免地要谈翻译标准这个老话题。季先生对时下外国那些新潮而玄虚的翻译理论/标准不太以为然，不是动辄追逐西潮，以西学为体，因而丧失自己的话语（权），而是立足本土，求其适用性，这与他一贯倡导的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是一致的。他总是善于挖掘传统的丰富资源，放眼世界，以跨多学科的视野，辩证审视在西潮冲击下我国学科的健康发展。为此，他曾经撰文提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1]，明确指出：要搞人文科学，必须搞出我们中国的特色[2]13。具体而言，他在“新日知录”一文中，不仅“呼唤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而且据理认为，沿着基于印欧语系而成的《马氏文通》这一路子走下来的“真正的汉语文法仍然未能成立”，从而严肃指出，“汉语研究必须改弦更张”[3]；不仅要“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根植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4]，促进文论研究的本土话语生成；而且要立足本土，促成“美学的根本转型”[5]。这些观点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石破天惊，但并非拒弃西方，却无不经过作者长期认真的思考论证。不同观点或容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我国时下比较普遍存在而习焉不察、惟西学马首是瞻从而轻易丧失自我的相关学科研究趋向之弊，不乏纠偏灌顶之益。

从他这种既不失世界视野更立足本土实际的一贯意识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谈论翻译标准/原则时不迷新、不惟洋、不务虚，而更喜欢挖掘、诉诸中国的传统资源以解决本土的实际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他会在不同的时间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进行反复阐释。早在1986年与许国璋先生合作的“翻译”一文中他就表示，“‘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6]4。

自打严复这“三字经”问世于以来，学人不断对此进行或阐释、或批评、或补充；完全肯定者有之，完全否定者有之，部分肯定部分否定者有之，认为已经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过时者亦有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不管引进了多少时新的翻译理论与标准欲取代之，无论何人欲解构之而后快，这一标准仍然挥之不去，尽管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仍然不失为一个简洁明快的标准/原则，足见只有积淀着传统美学价值底蕴的东西才能展现出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他将其分别对应于作品、读者和语言，并不像有些学人那样割裂其应有的相互联系或片面强调哪一点，而是视其为作品、读者和语言的相互关系，辩证地将这三者综合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以“信”为本体论，“达”为目的论，“雅”为方法论。这样就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方分析思维之弊端。他一直强调，“西方的思维模式的基础是分析”，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2]8；“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7]。他对这一翻译标准/原则的思考，正是其重“整体概念，普遍联系”[2]8这一综合思维的自然/必然体现。也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在中国谈翻译，一般无所谓西方常有的“翻译可能论”与“翻译不可能论”这种形而上之争，因而“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作细致的分析，而是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而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8]6-7。诚哉，斯言！千百年来，我国译界的探讨集中表现为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形似—神似之争这种多翻译技巧的探讨，一直聚讼纷纭，难于定夺，互不买账，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大多论说难以脱出就事论事的窠臼，鲜有学者能站在语言文化的高度，为其背后的成因提供如斯令人信服的深度剖释。

在1994年发表的“翻译的危机”一文中，他批评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尽管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他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繁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6]21。从中不难看出，比起深奥的理论，他更重实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正如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评容有商榷之处，但如果详加审视，我们恐怕也难以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其实道出了有些人想说又不敢/不便说的某些实情。

他对这一“三合一”的标准，并不是一视同仁地加以平等对待，而是突出主旨，兼顾其他，即，以求“信”为第一要义：“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译，什么‘达，什么‘雅，就如无根之木，无本之草，无所附丽。严复定下这三条标准以后，自己是认真遵守的。翻译《天演论》时，因为是借题发挥，不是真正的翻译，所以他不叫‘译，而叫‘达恉。”[6]21-22。

季羡林先生强调“信”之为翻译的根本，舍此则无所谓“翻译”，这涉及翻译的形而上认识与伦理本质，实为“译之为译”的本体思考。它合理地解释了严复长期为人所诟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表面上的相悖现象，并从严复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历史地、辩证地肯定了其言其行的一致性。翻译之所以为译，求“信”毫无疑问是译者的科技/艺术底线，更是一道轻易不言逾越的道德伦理底线，唯其如此，才能对得起作者，从而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译者自己。无“信”则无以立天下，更无以服天下。如果轻易就想取代之、解构之，则难免甚至必然造成理论认识上的失范，从而导致实践上的无序。对历史上翻译失“信”个案的历时描述，不应亦不能成为时下以及未来翻译实践中无“信”的合理化借口，更不能视为想当然加以沿引的案例或准则。但中外理论界还是在这一点上似乎走得有些太远了，这一点尤其表征为以去“信”化既为手段也为目的的后现代翻译研究中（对此笔者将另文阐述）。而从近来的翻译市场来看，这样说也并非危言耸听。难怪季先生从自己的所遇、所感，“想到最近几十年来全国已经出版的千种万种的翻译，我就有点不寒而栗了”[6]23。

尽管季先生几次谈到严复的“信达雅”时，很少明确将其认同为翻译标准，但从他所说“严复定下这三条标准以后，自己是认真遵守的”，以及用它来检验译作的好坏这两方面来看，他基本上还是将它视为翻译标准。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他也大胆做出某些调整，毕竟翻译之“信”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2005年与李景端进行的一次访谈中，他坦陈：“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的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能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的随心所欲。”[9]尽管他自己的主攻方向并不是翻译理论，但如果没有对当今翻译研究更全面的了解并结合自己长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就不会有更成熟的翻译理念。这一说法与其说是部分否定了此前的见解，毋宁说是吸收阐释学的合理成分后完成的一次难得的超越。因为他并没有推翻此前的见解，当然也没有固执地坚持绝对主义的立场，而是鉴于文本的多样性有条件地进行了部分合理的修订，以求得更好的解释力，同时警惕习见的无限放大译者主体性的过度阐释。季先生敢于挑战/超越自己的勇气，不囿于成见与前见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二 翻译之用

有不少人认为翻译只是一个技术工作，会外语，有字典就能上，因此，译者自然就被视为“匠人”或“传声筒”，翻译工作也就很难成为一项正经事业，翻译的重要性也就不过尔尔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翻译必不可少，但囿于所见，很难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但季羡林先生却以自己贯通古今的学养和跨越中西的广博视野，从文化甚至文明的传承、发展的高度注意到而且论证了翻译与中国文化、文明的重要关系。他首先指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10]1。的确，中国如果没有佛典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他随后更是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拒绝汤因比的世界文明演变衰亡论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0]2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像汤因比所列举的世界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走向自然衰亡的宿命，正是因为有着源源不断的活水注入，每一次的注入都是经过翻译这一中介完成的。中国是最早有翻译的国家之一，在先秦典籍中就有翻译的记载。长期的印度佛经传播和本土化吸收整合，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已经彻底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这里我们不妨参考季先生的一个翻译个案。1948年他曾写过一篇名为“浮屠与佛”的论文，40年后的1990年，又写了“再谈浮屠与佛”一文，在充分参考国内外更新的材料后，结合自己的思考，论证中国最古典佛经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Buddb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pt和B （龟兹文）的pud，pūd翻译过来的。以此厘清“佛”字对音的来源，并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空间和时间。一个字的音译，看似无关宏旨，但却事关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11]。见微知著，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印文化的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史学意义。

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类“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12]。这一过程中，翻译都是必经之途。“到了近代和现当代，翻译的范围日益扩大，翻译的功能日益显著。在某一些方面，已经到了没有翻译就无法过日子的程度了”[13]45。在欧洲，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就中国而言，五四运动后，翻译的重要性更是远迈千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8]1-3。

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他有着一贯的认识：“从清末民初开始，中经‘五四，一直到解放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了大量的书，文、理、法、农、工、医，各科都有。这些翻译对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启迪中国人民大众，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简直无法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中国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国家建设事业会是什么样子。”[6]21翻译的重要性我们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翻译就不但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甚至是一种政治工作，牵涉到中国的前途和发展”[14]。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季先生的观点。

三 译者的素养、学风与翻译的危机

季先生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非常关注，并且放眼先进国家相关人才的培养经验，联系本国的具体情况，多次发表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对于翻译人才的造就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在“关于学好中文和外文”一文中，他指出：“现在任何学科，没有例外，汉外要双通”。而“学人文科学最基本的，一是要理论，如文字学，世界上有关理论有多少，要知道；二是读历史；三是读外文；四是要把中文弄好”[15]21。这当然也适用于翻译人才的基本要求。随着越来越细的学科分工，长期以来实施的中学阶段就文理分科的体制，高校大多“从一而终”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大多只管制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基本不敢、不愿或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很少能有跨学科的视野，打通文史哲的人才越来越稀薄，遑论兼收并蓄，贯通文理，融会中西的专才或/和通才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种专才和通才肯定一时难求。退而求其次，以季先生所提出的四项基本素质来要求之，仍不失为切实可行的一个途径。

先生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是与他那个时代个人的求学经历、教育模式、潜心向学的意志以及时势的造化分不开的。季老的现身说法也许更具有说服力：“我在清华大学读西语系，但喜欢听中文系的课：冰心、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陈寅恪，他们的课我都听过”；“中文系的学生应懂一些平仄，如果艺术性不讲，只讲政治性、思想性，如果不会做旧诗，不懂韵律，诗词的好处是说不出来的”[15]21。

众所周知，译者双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翻译的质量。现在搞翻译的大多外语专业出身，外语系学生的中文水平普遍不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外文水平的欠缺更是当今翻译质量整体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对此流弊，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外语水平不如解放前，翻译作品一对照原文，90%有问题。”[15]21而“有的译者外语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学习，急功近利，靠翻字典来翻译。有的人连字典都不肯翻，抓住一本书就译起来。其结果如何，不问可知”[13]45。严峻的事实如此，回避当然不是办法。怎么办？就学好外语，他给出的答案很明了：第一要尽快接触原文，不要让语法缠住手脚，在接触原文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之。第二，天资与勤奋都需要，而后者比重更大。第三，不要妄想捷径，因为外语中没有“御道”。[6]44——现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各种外语速成班，就是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缩影——作为译者，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6]23；此外，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6]18。

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季先生就开始关注我国的翻译质量。他通过阅读、核对，发现有的问题相当严重：原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原作者没有说的，译者却说了。他斥之为“不道德的行为”，并且指出，“如果有的现代的翻译理论，不管多么深奥，竟能容忍这种现象，这种理论就是邪说谬论，必须坚决批判、扬弃”[16]。

季先生对译界伪劣产品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不少因译风低劣而产生的法律官司和笔墨官司也时有所闻，但从实际来看，这种现象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近年传为“佳话”的某名牌大学副教授、博士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除将Chiang Kai-shek（蒋介石）错译为“常凯申”外，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Hsia Ching-lin（夏晋麟）翻译成“林海青”，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T.A. Hsia（夏济安）翻译成“赫萨”等等[17]。——译风堪忧、令人尴尬的又一误译注脚。以此学养与态度从事翻译，不闹出国际笑话才奇怪了。偶然乎？必然乎？

季先生关于学者的学风，译者的译风、素养、要求等，也不乏老生常谈，但多语浅意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足以警醒学人。

他在“对于当前学风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指出，其下焉者则抄袭剽窃，明目张胆，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二字。而“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不学。有学才能成风，学风的好坏且不去论。不学则连风也没有” 。他批评那些留在教育界、学术界具有各级学位的教师没有学风：“有些外语的教员，外语水平是极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除此以外，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家。这样的人，在德国只能终身是外语教员，与副教授和教授无缘。”尤其是“在我们国内，有一极小部分‘学者，头顶高级职称，确实述而不作，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写。至于与他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则视若路人，有关的中外学术杂志则更是陌生”[18]。以此印证翻译界，能对号入座者恐不在一二。联系此文发表前前后后的翻译案例，就知道这并非杞人忧天了。

如此学风、译风，自然就会导致翻译的危机。为此，他先后撰文论“翻译的危机”。先是着眼于微观的语言层面，次则放眼于宏观的整体走势。在1994年发表的“论翻译的危机”一文中，认为翻译危机的产生就在于不遵守“信”这个标准，而造成失“信”这一结果的原因则在于译者的外语水平和工作态度的欠缺[6]22-23。在另文中他又指出，从古至今，中国都可以说是世界翻译第一大国，但现在却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翻译危机，表现为：我们翻译的量不是世界第一；翻译的面不是世界第一；翻译的及时程度不是世界第一。而我国的翻译质量却令人忧心忡忡[13]45。他总是力求客观，尊重事实，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认为造成翻译质量下降的原因，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相关出版社疏于把关等问题。至于“翻译大国”“翻译强国”之说则不必太在意，“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即时翻译过来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去比谁强谁弱”[9]。必须承认，季先生分析到位，指出了症结之所在。正视问题，摆正心态，务实求真，正本清源，这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四 学科建设

既然找到了症结，就该对症下药。为此，季先生先后开出两个方子。他曾联合叶水夫、冯亦代、杨宪益、李赋宁、草婴、陆谷孙、梅绍武、陶洁、李文俊、罗新璋、李景端等著名学者、翻译家，倡议并呼吁“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增强从事翻译工作的职业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牢固树立诚信、敬业、奉献的精神，既对作者负责又对读者负责；既要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又要重视本民族的价值规范，在翻译内容上认真鉴别选择，在实践中力戒急功近利，务求一丝不苟；增强法制观念和版权意识；转变观念，确立翻译服务意识；积极开展翻译批评，创造扬优惩劣的舆论环境；有关部门加强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和管理[19]。先生在1994年就指出，“今天的翻译已经失去了监督”[6]25。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针对这一局面，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强翻译评论，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此后，针对一来我国对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来翻译的专业训练比较薄弱，季先生首先强调，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社会需要职业的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且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因此，首先要加强翻译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其次，要改变大学只把翻译作为外语学习的附庸局面，纠正“学好外语就自然会搞翻译”的片面认识。要从改进翻译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并且要多学一两门外语[9]。鉴于翻译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体现国家对翻译工作的支持，他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以表彰那些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翻译家。为了建设翻译学科，繁荣我国翻译事业，他又提请大家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克服翻译界只关注英美文本的“偏食”现象，为此，必须加强统一规划，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

可喜的是，季羡林先生及众多有识之士的倡导呼吁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并开始实施。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经教育部批准，参照海内外的办学模式，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先后申办了翻译专业，成立了面向本科生的翻译系或学院，以及可以授予翻译（学）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高级翻译学院。

结 语

季羡林先生的为人治学受到广大学人的交口称颂。同为北大著名学者的张中行先生通过仔细观察，赞季羡林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得的还是朴厚[20]。蜚声海内外的饶宗颐先生称誉季羡林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史料的功夫，做学问能够做到涸泽而渔的，当推季羡林先生。这一点在他的治学中表露无遗。王元化先生总结说，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而这两种方式，巧妙地统一在季羡林先生身上[21]。

季羡林先生从翻译的认识论、目的论与方法论几方面出发，无论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之用的思考，还是对译者素养的担忧，翻译危机的警醒，学科建设的呼吁与设计，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他总能脚踏实地，多高瞻远瞩，不为流弊世风所左右，朴厚求是，敢想敢言，凸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他以其丰厚的翻译实践，无华的理论思考，谨严的治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沛的译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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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good master of many foreign languages， Professor Ji Xianlin was a famous sinologist as well as translator. With much experience in his long-term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 wonderful manipulation of his wide range of academic research， he proposed many constructive and original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ither epistemologically， methodologically or teleologically and can be very sugges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his discipline. This paper tends to offer a general survey of these aspects.

Key words：Ji Xian-lin；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pistemological idea；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