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佃

在中国，提起教育，几乎每个人都清楚教育的一系列痼疾，教育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批评。

然而，更为迫切的现实是，为了让教育变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长、教师、专家，当然，还有不是普普通通的各级官员，究竟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些什么？

最近读了《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邓康延、梁罗兴等编著/新星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一书，不由得大为感叹：教育背后的这滩浑水，实在是深不可测啊！

《盗火者》一书，试图通过对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的采访，来证明一些老师在践行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因为，毕竟社会在进步。

说实话，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教育的顽疾倒是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开出的“药方”，却许多是老生常谈，无非还是政府、学校、老师、家长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理顺的问题。

不过，倒是他们对中国教育顽疾的痛斥，让普通读者如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教育背后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

比如，“重点学校”背后。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准办重点学校的。因为义务教育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一种保障型教育，只能免费、免试、就近入学。

可是，十年前的一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却让义务教育变了味。

前些天听广播，说是北京市规定，一定要取消幼儿园小学化教育。可是，这样的规定，我们并不觉得新鲜。因为，这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恶性的超前选拔、恶性的校外培训，这些年，政府不知道发了多少文、开了多少会，却仍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为什么？这其中，有的教育培训机构，教育部门影子若隐若现;另外，像择校费之类的，常是地方政府默许，甚至直接参与分红。

还有，有了“重点学校”，有了择校费这一说，一些有权、有钱的部门、人物，就可以为所欲为。书中透露，仅以北京为例，那里的小升初择校，出现了所谓“共建式”办学，即国家权势部门、大型国企，跟中学合作，你招我多少孩子，我给你多少钱。这是典型的以权择校。没权的，有钱也行，这叫以钱择校。没权，也没钱，就靠奥赛，即以优择校。可是，现在，说是取消奥赛，但老百姓不服气，你把我的路堵了，但另两条路没有堵呀。

还比如，“超级学校”背后。何谓“超级学校”？很简单，原本一个班，只能容纳50来人，顶多，不能超过70人。可是，你到一些重点学校去看看，无论小学、中学，八九十个是正常的，百来个的，也不在少数。

我就听一位政府主要官员说，他管辖的重点学校，每年到招生季，校长痛苦，官员痛苦，因为四面八方的条子让他们应接不暇，手足无措，他只能下令“扩班”。

可是，《盗火者》一书说，一个班，学生超过70人，就不可能是好的教育。因为，没有一个老师能够顾及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这种大班和这种超级学校，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陪绑的，因为学校的精力只能顾及最前面的20%。应试教育是一个坏的教育，它根本就不关注每一个学生，而只关注小部分高分学生。在“超级学校”里，80%的学生都是“炮灰”，你愿意交钱你就进来，进来后，你就自生自灭吧。

再比如，“自主命题”的背后。《盗火者》一书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教育是在“开倒车”。受访者认为，起码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制度安排能像高考这么公正。可是，自从有了所谓“自主命题”后，这个公正被打破了，践踏了。

先是不同区域的“自主命题”。为什么？同样考北京同一重点高校、同一专业，山东的考生，没高出北京考生七八十分，就没门儿。这是赤裸裸的地区歧视。国民有意见，本应逐步缩小。可人家不跟你玩这，人家说，不统一出题了，自主命题吧。那好，人家的命题，就比你山东的简单、容易，让孩子分数起码不亚于山东的考生。

再就是“自主招生”。你还有意见？那好，我北大、清华、人大等，就来个“自主招生”，简直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了。

你重点高校能“自主招生”，我重点高中，为什么就不能“自主推荐”？

《盗火者》披露的中国教育背后一个个令人心寒齿冷的现象，怕不是几个专家、学者苦口婆心、谆谆告诫就能解决的，就像钱理群先生说的，教育圈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

可见，《盗火者》希望通过此书，让人们看到教育改革的一些路径和希望，看来并不那么簡单。窃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