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41)

历史研究

“晋王有仁心”说辨析
——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41)

对于与宋初的“斧声烛影”事件密切相关的“晋王有仁心”之“神言”，当今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或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但“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为维护本朝天子之“圣明”形象以及皇位传承之“正统”性，又将《杨文公谈苑》中“太祖以其妖，将加诛”诸语删去，使造作于真宗时的“晋王有仁心”之语成为能证明太宗合法继位的一大证据。

北宋；宋太宗；斧声烛影；篡位

一

开宝九年(976)十月癸丑(二十日)夜，宋太祖猝死，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太宗。由于太祖死因存疑，或曰为太宗所谋害；且史载太祖临死前夕曾召赵光义入宫饮酒，有“烛影下”、“引柱斧戳地”之语，故世称此疑案曰“斧声烛影”。对于这一事件，宋“国史”未有记载，宋人野史笔记中所载也大都隐约其辞，但还是为后人留下有关“斧声烛影”事件之蛛丝马迹。其中最早当属王禹偁《建隆遗事》第十一章所载太祖“晏驾前一日”召见赵普、卢多逊受“遗命”事，但被李焘等斥为“事尤悖谬不可信”[1](PP.379-38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条注。对于《建隆遗事》一书，后世多以为乃他人托名王禹偁之伪作。对其书真伪之考证，可参见顾宏义《王禹偁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北宋中期，先后有释文莹《续湘山野录》[2](P.74)、司马光《涑水记闻》[3](PP.18-19)记录了“斧声烛影”事，经南宋李焘综合此二书文字，并考以其他史料，“略加删润”而编纂于《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记事中，较为详细地补记了“正史”未载的太祖之死经过。然其间依然疑问不少，所引起之纷争迄今未息。

《续湘山野录》云太祖未登基以前曾与一道士结交，至开宝九年中，那道士来东京造访，其间颇涉神怪不经，“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之类，李焘《长编》以“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为由删除之。但李焘又于太祖驾崩之前一日，即壬子日(十九日)记载了道士张守真“降神”之事，对《国史·符瑞志》所载张守真召“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来宣示“神言”之事照录不疑，如“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诸语。[1](PP.377-379)因为此一“神言”实为证明太宗继位是符合“天命”的根据所在，故被宋人视为“神验”而津津乐道。对于这一“晋王有仁心”之“神言”，今日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另外一些论者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如日本学者爱宕元《宋太祖弑害说と上清太平宫》一文指出太宗与道士张守真及陕西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之间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所谓“晋王有仁心”之语，即张守真寄语太祖应传位太宗的“预言”，其实是为太宗“夺位”鸣锣开道。*(日)爱宕元《宋太祖弑害说と上清太平宫》，载《史林》1984年3月刊。转引自许振兴《宋纪授受考研究》，香港瑞荣企业，2005年，第69页。考诸史文，太宗与张守真有着特殊关系自是确实无疑，如太宗登基才过半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便“诏修凤翔府终南山北帝宫，宫即张守真所筑以祀神者也”[1](P.406)，以为酬报；但要说“晋王有仁心”之语乃是为太宗“夺位”鸣锣开道，却似不然，因为“晋王有仁心”之语的出现要远晚于“斧声烛影”之事件。为此，本文拟据有关史料辨析“晋王有仁心”说的产生时间及其原因，兼对“斧声烛影”事件中存在的若干疑问，如太祖猝死之具体时间、太宗此时篡位之动因等加以考证。

二

张守真“降神”事，《长编》载于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日(十九日)，曰：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分析上引注文，可知《长编》所记主要依据《国史·符瑞志》，并补充以杨亿《谈苑》，但未取《谈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之语。宋初《国史》有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两朝国史》由王旦等撰修于真宗朝前期，《三朝国史》由吕夷简等撰于仁宗初天圣八年(1030)。[4](P.195)南宋初洪迈曰：“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5](P.459)故李焘所引用者当为《三朝国史》。《谈苑》又名《杨文公谈苑》，乃杨亿“里人黄鉴从公游，纂其异闻奇说，名《南阳谈薮》”。仁宗时，宋庠“所录杨文公亿言论，……删其重复，分为二十一门，改曰《谈苑》”。[6](P.325)其曰：

开宝中，有神降于终南道士张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与玄武、天蓬等列为天之三大将。言祸福多验，每守真斋戒请之，神必降室中，风肃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馆于建隆观，令下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太祖以其妖，将加诛，会晏驾。太宗即位，筑宫于山阴。*(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4《黑杀将军》引《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1页。案：宋曾巩《隆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3《祠祭》也记黑杀将军“降神”事，当录自《谈苑》，唯误“张守真”为“刘守真”。

但有关张守真与黑杀将军之事，早于《三朝国史》和《谈苑》二书、由王钦若纂集于大中祥符年间的《翊圣保德真君传》中已有记载，《国史·符瑞志》所载当即取材于此。王应麟《玉海》云：

国初，有神降于盩厔民张守真家，守真为道士，即所居创北帝宫。太宗嗣位，真君降言，有“忠孝加福，爱民治国”之语，诏于终南山下筑宫。凡二年，宫成，宫中有通明殿，题曰上清太平宫，如真君预言。祀神之夕，上望拜。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封神为翊圣将军。祥符七年，加号翊圣保德真君。凡真君所降语，帝命王钦若编为三卷，九年十月己卯上之。上作序，命曰《真君传》。[7](PP.1822-1823)

《翊圣保德真君传》见载于《云笈七签》卷103。王钦若于《进翊圣保德真君事迹表》中称其汇集“真君所降语”，“凡厥秘言，悉存旧录，将伸伦次，以示方来”。[8]关于张守真受命于“建隆观设黄箓醮”以“降神”之事经过，《翊圣保德真君传》记云：

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使者斋戒焚香告曰：“晋王久钦灵异，欲备俸缗，增修殿宇。仍表乞勑赐宫名。”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十二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使者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太祖皇帝素闻之，未甚信，异(日)，遣使赍香烛青词，就宫致祷。召守真诣阙，备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诚恳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圣降灵事迹闻奏。太祖召小黄门长啸于侧，谓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傥谓臣妖妄，乞赐按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黩上圣。”诏守真止于建隆观。翌日，遣内臣王继恩就观设醮，移时未有所闻。继恩再拜虔告，须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来定遐长基业，固非山林魑魅之类也。今乃使小儿呼啸，以比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上天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凡百余言，继恩惶惧不敢隐，具录以奏，因复面言神音历历，闻者兢悚，太祖默然异之。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

对勘《翊圣保德真君传》与《谈苑》之相关文字，可知《谈苑》并未录自《翊圣保德真君传》，而是别有来源。《真君传》有真宗为之作序，当可视之“钦定”。然从太祖“未甚信”，“召小黄门长啸于侧”以拟“神”之声音，可证杨亿《谈苑》称“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之语当有所据。而神宗时张师正所记也可与《谈苑》之语相印证。张师正《括异志》卷一载“降神”事曰：

太祖召至京师，设醮于宫廷。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晋王有仁心，历数攸属，陛下在天亦自有位。”(原注：时太宗王晋，为开封尹。)太祖命系于左军，将无验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践祚，度守真为道士，仍赐紫袍。……仍尊黑杀，号为翊圣。仁宗朝，追谥守真为传真大法师。事见《翊圣别传》，[9](P.2)

有学者认为张师正所标示的“资料来自别称《翊圣别传》的《翊圣保德真君传》，内容自是与《国史》等官方记载不相悖违”，[10](P.96)但对勘《长编》所引《国史·符瑞传》以及王钦若所撰《翊圣保德真君传》相关内容，可证《括异志》所云与此二书大相“悖违”，也与《谈苑》所言不同，是其也当别有史源。因此，所谓“事见《翊圣别传》”，或是《翊圣保德真君传》之外别有《翊圣别传》一书，或是张师正表示自己所记之事以外的其他有关黑杀将军、张守真的言行见载于《翊圣保德真君传》。

如上所引诸书，可证在黑杀将军降言“晋王有仁心”一事中，张守真实为关键。张守真生平记载，现见最早者当属张守真之子张元济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六月所撰的《圣宋传应大法师行状》。传应大法师，乃宋廷赐张守真之尊号。张守真卒于至道二年(996)闰七月十六日，享年66岁。《传应大法师行状》在叙述张守真于太宗朝从“祀圜丘”事时，云“国史详焉”。[11](P.3下)因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撰成于大中祥符年间，故此“国史”当指于咸平元年撰成的《太宗实录》。但《传应大法师行状》中仅记载了张守真开宝九年十月间自终南山来汴京觐见太祖之事，却并未记载张守真壬子日于“建隆观设黄箓醮”一事：

开宝□年，太祖皇帝□□□□□□

□□□□驰驿以□。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东都，趋文陛，天子被□，百辟列叙，法师对敭，神气自若，左右为之动容。上询遇真君神异事，法师具对。□□□□□□□□□□谓法师曰：“真君降言，有类此乎？”对曰：“若陛下不之信，弃臣市可验，无以人声媟嬻上圣。”帝然之，曰：“果正直之□。”即日诏憩建隆观。十九日，太祖上仙。二十一日，太宗皇帝嗣统，命法师琼林苑醮谢上帝，结坛施法。[11](P.3上)

《传应大法师行状》中颇有阙文，但结合《翊圣保德真君传》，其文义大体可知。《行状》所述张守真抵东都及太祖召见之日，为《真君传》所未载。又《行状》言“十九日，太祖上仙”，也显与诸书所记不同。考《金石萃编》所录《行状》，于“太祖皇帝”、“天子”、“上”、“真君”、“上圣”、“帝”、“太祖”、“太宗皇帝”诸字之前皆空格，于漫漶难辨之字则以“□”代之，可见“十九日”、“太祖上仙”之间当无脱文。

对于太祖召见张守真之日，《翊圣保德真君传》列于壬子(十九日)张守真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前一日，即十八日，而《传应大法师行状》系于十月十日。太祖召见张守真的原因，《长编》云是“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显然李焘认为太祖是因为“不豫”，故召来张守真“设黄箓醮”并“降神”以祛除病魔，而太祖之“崩”也是此“不豫”的结果。然从《传应大法师行状》《翊圣保德真君传》所载太祖召见张守真时的言行来看，皆不似有重疾的样子。而且“黄箓醮”亦称“黄箓斋”，系指为超度亡灵而作的度亡道场。《资治通鉴》卷257载唐末吕用之“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箓斋，乘其入静，缢杀之，声言上升”。胡三省注曰：“道书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黄箓大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设醮焉，追忏罪根，冀升仙界，以为功德不可思议，皆诞说也。”[12](P.8370)《云笈七签》卷37《十二斋》亦称：“黄箓斋，拯拔地狱罪根，开度九幽七祖。”因此，太祖召见道士张守真入京，于建隆观设“开度九幽七祖”的黄箓醮，似与其是否“不豫”不相干，且当于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举行为合适。而且，对撰写《传应大法师行状》的张元济而言，其父被太祖召入京城，并为太祖“设黄箓醮”以“降神”，是何等重要且荣耀之事，却只字未提。稍后撰成的《翊圣保德真君传》虽已提及太祖命内侍王继恩于十八日在建隆观设黄箓醮，让张守真“降神”，并记下了神言“晋王有仁心”等语，但也未有只字提及太祖“不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也记有张守真事，云：

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出《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符瑞志》。[13](P.2)

因《长编》已注明其乃“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且十月十九日太祖尚在位，故邵博云“出《太宗实录》”者，当指太宗继位以后于终南山下筑上清太平宫、“封神为翊圣将军”事出自《太宗实录》。

因李焘《长编》的取材大则，是以官修史书为基础，并用官史记载来衡量“纷杂难信”的私家著述，加以考辨选用，故其“大量正文则径取《实录》而并不注明”。[14](PP.49-56)当官私史书记载文字存有矛盾，李焘一般注明正文所依据之书，并引录其他记载加以考证、辨析。从《长编》卷17注明此事系依据《国史·符瑞志》，并“增以杨亿《谈苑》”而成，可证撰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祖旧录》以及撰于真宗初年的《太祖新录》《太宗实录》中尚未有如此内容，而成文于真宗初年的张元济《传应大法师行状》也同样没有记载。至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撰《翊圣保德真君传》，才添入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命张守真“降神”之事，因真宗为《翊圣保德真君传》撰序，故其具有“钦定”身份，而被修入《国史》，但依然未有“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的说法。所谓“上不豫”之说，当出自杨亿《谈苑》。李焘记载张守真之事时“稍增以杨亿《谈苑》”，看来所增者当即此“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之说。由上可知，有关太祖因“不豫”而“驿召守真至阙下”，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张守真“降神”以及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诸故事，当皆出自日后伪撰，直至真宗祥符年间方成型，为王钦若编入《翊圣保德真君传》。

杨亿《谈苑》所载“上不豫”事，也当出于传闻。因《谈苑》于此下又云：“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为下神，守真屡请，神不降。归，才至而卒。后数日，宫车晏驾。此事异也。”案太宗死于至道三年三月，而《传应大法师行状》云其卒于至道二年七月十六日，《翊圣保德真君传》云其卒于是年“闰七月十六日”，“七月”、“闰七月”虽不同，但可证《谈苑》所云乃误。或为证明太宗死前之“事异”，传闻中也增添了太祖“不豫”而召见张守真“降神”成功之事，以为对应。又杨亿《谈苑》乃他人所裒集，“但杂抄旁记，交错无次序”，故此后宋庠加以编次，“掇去重复，分为二十目，勒成一十二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15]因此，所谓“太祖不豫”之语，或为传写时所添入。

分析《长编》所引文字，李焘似未曾利用《传应大法师行状》和《翊圣保德真君传》，只是“删润”《国史·符瑞志》、杨亿《谈苑》所载张守真之事编入《长编》，但为避免与其下太祖闻听神言“晋王有仁心”后，“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之语相冲突，故特意删去《国史·符瑞志》“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以及杨亿《谈苑》“太祖以其(张守真)妖，将加诛”等语，以突出真君之语。经此“删润”，李焘在相当程度上划一了各种相异甚至对立的记载，以证明太宗继位乃上符天意、下遵太祖之命，从而否认太宗有篡夺太祖皇位即所谓“斧声烛影”之事。

三

前人每以“晋王有仁心”来否认“斧声烛影”一事，既然“晋王有仁心”之说实为后日所造作，则本就疑问重重的“斧声烛影”事件更有重新考订之必要。对于太祖猝然离世的死因及其具体经过，宋代官修史书(包括国史、实录、会要等)皆无记载，但李焘认为“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正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故汇总《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相关史料，加以裁剪、辨析，编入《长编》。自元以来，因已无宋人之忌讳，故对“斧声烛影”事件之考辨一直观点两立，纷争不绝。元人陈桱、杨维桢、明人刘定之等皆认定确是太宗谋害太祖，篡夺了皇位；而元人黄溍、明人宋濂、程敏政等则力辨其诬妄，认为并无太宗篡弑之事。[10](PP.161-175)程敏政进而认为“太祖、太宗授受之际，所以致后世之疑者”，乃是因为“李焘删润《湘山野录》而启之，陈桱附会《涑水记闻》而成之。不深考者以为实然耳”。[10](P.179)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力主此说，清乾隆皇帝于《通鉴辑览》中更指斥《长编》如此记载实是诬陷太宗。进入20世纪以来，有关研究时出，较早且有影响的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与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诸文。*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3月。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1941年7月。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后改题《宋太祖太宗授受问题辨析》，收入《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1—276页。谷文认为“太祖之愿传太宗，大致无甚问题”，《湘山野录》所记录者，乃“烛影之下，夙诺重申，欲于金匮誓约之外，求得友爱上与良心上之保障是也”。与之相反，张文通过考辨金匮盟誓之伪，认定太祖之死甚可疑；吴文指出太宗继位有阴谋之痕迹，并分析太宗个性及行为，认为其通过阴谋活动攘夺皇位，实不出人意外；邓文认为太宗得位实出于“逆取”，但其采用手段，还未惨毒至“烛下弄斧”程度。然有关争议，至今迄无定论。*如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又载氏著《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9页)认为：此一“谋杀案，元凶就是宋太宗，目的在于篡夺皇位”。王瑞来《“斧声烛影”事件新解》(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此是一次突发事件，然太祖的既定继承人乃秦王德芳。而施秀娥《宋太宗继统考略》(载《齐鲁学报》1994年第2期)认为：太祖乃猝死，“金匮之盟”可信，太宗不需用流血方式夺位，因其才干、政治力量已足可左右局势。又荒木敏一《宋太祖酒癖考》(载日本《史林》第28卷第5号，1955年7月)、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等却从医学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太祖实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即可能是因饮酒过度引起中风而死，故所谓“烛影斧声”只是小说家言，而非史实。综合上述诸说，其纷争不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有关史料的不同解释而然。

关于“斧声烛影”，《续湘山野录》记云：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尅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登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避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2](P.74)

而《涑水记闻》卷一则载录了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之经过：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3](PP.18-19)

《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所记皆有讹误，如《续湘山野录》“开宝乙亥岁”为开宝八年，非太祖猝死之开宝九年，且其语气隐约，内容颇有荒诞难信处，但因此段文字即是“斧声烛影”的最初文本，宋时广为流传*如(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页：“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云物之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所谓“其夕有云物之异”，即《续湘山野录》所云“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之状。，故李焘虽认为其“未必然”，却还是引录于《长编》中。李焘认为：“太祖英武，其达生知命，盖有如此者。文莹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莹所言道士，不得姓名，岂即张守真耶？或复一道士也。恐文莹得之传闻，故不审，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内’，此亦谬误。太祖既不豫，宁复自登阁，且至殿庭戳雪乎？今略加删润，更俟考详”。又云司马光《记闻》“误王继恩为继隆，程德玄为贾德玄，今依《国史》改定”。由此《长编》记录太祖、太宗“授受”之经过曰：

(壬子[十九日]，召张守真降神，神言“晋王有仁心”云云)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二十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意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耶。”

甲寅(二十一日)，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帝号恸殒绝。

由上可见李焘对《续湘山野录》所记有取有删：以“好事者饰说”为由删除荒诞不经者，但对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却照录不疑；以因与其他史料不符为由删去“太宗留宿禁内”之语；对可能引起世人猜疑者不予采录，如以“太祖既不豫”为由，而未载“御太清阁以望气”、“酌酒对饮”诸事，并改“戳雪”为“戳地”；改太祖大声嘱咐赵光义“好做，好做”为“好为之”等。但此处李焘更为重要的改动是将太祖“夜召晋王”之事，从《续湘山野录》所记的二十日提前至十九日。对此更改，有学者以为是为了调和《续湘山野录》与《涑水记闻》之间的记载矛盾。[10](P.118)《续湘山野录》所云太祖在召晋王入宫饮酒之当夜驾崩的说法，宋时传播甚广。文莹常出入贵官显宦之家，宋人称“文莹尝游丁晋公(谓)门，公遇之厚”[16](P.143)，故《湘山野录》所记颇多宫禁政坛秘闻，又因其作为方外之人，政治约束较少，故敢记录一些敏感的本朝政治事件，在当时便为士人所重视。[2](卷首《点校说明》)李焘对文莹所记难以否定，故对太祖“死期”便采取了含糊两可的记载。

现见史料大都云太祖死于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但其死亡之时辰，诸书所言却有不同。如《宋史·太祖纪》曰“癸丑夕”，《续湘山野录》曰“将五鼓”，《涑水记闻》曰“时已四鼓”，《长编》也曰“时夜已四鼓”。太祖死在半夜，应无疑问。但据《长编》所载文字推断，却存有究竟是癸丑日之凌晨还是下半夜(即甲寅日凌晨)的疑问。

《长编》载十月壬子，太祖命宦官王继恩去建隆观“设黄箓醮”，得神降语，“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次日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因宋人野史笔记大都称太祖是在“夜召晋王”的当夜猝死，如此推断，则太祖当死于癸丑日凌晨四鼓时。但此推断却与“癸丑夕”、“十月廿日夜”的说法不符。故自元以后，屡有史籍将太祖死期属之壬子日，如元末陈桱《通鉴续编》开宝九年“纲”曰：“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晋王光义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义立。”并于“目”下详释曰：“十月，宋主不豫。壬子夜，召晋王入寝殿，属以后事，宦官、宫婢皆不得近。但遥见烛影下，晋王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声曰：‘好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17](卷三丙子条)今人也有认为“光义入宫一日以后才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继位遇到了一些阻碍，费了不少事才得以成功”。[18](P.36)即太祖死于癸丑日凌晨，赵光义随即入宫，却至甲寅日(二十一日)才召见群臣继位，故有“入宫一日才得以即位”之说。此说实可商榷。

在辨析此问题之前，先来考察一下古人记时习惯。《颜氏家训》释“五更”云：“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19](P.38)是四鼓、五鼓即四更、五更。那么一日以何时为始？《史记索隐》有云：“以建子为正，故以夜半为朔；其至与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为正者，则以平旦为朔也。”又云：“按：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20](PP.1255-1262)后世所行一般为夏历，故以“平旦”为一日之始。如南朝时僧人宝志和尚撰有《十二时颂》，即以“平旦寅”为始，依次至“夜半子”、“鸡鸣丑”终[21]，可证。然史籍也有将“四鼓”时系于下一日之例，如《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名将李愬袭取蔡州事：

辛未，李愬……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复夜引兵出门。……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12](PP.7740-7741)

据此，四鼓乃壬申日，而非辛未日。然此例当为行文方便，并非通例。宋代史书中一般不如此记时，如《长编》卷351于记元丰八年二月辛巳日事后，又云：“是夜四鼓，开宝寺寓礼部贡院火。”[1](P.8408)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记金完颜亮被弑之事，其注云：“金亮之死，晁公忞《败盟记》在二十七日乙未，赵甡之《遗史》在二十八日丙申。按苗耀《神麓记》云：耶律阿里等谋以二十六日夜分弑亮。盖二十七日未明时也。杨万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称乙未夜弑亮，实差一日。”[22](P.795)可见天“未明”时所发生之事当属之前一日。若言上述事例尚欠明确，下面就再举两则宋人日常行文记时之例以说明之。

北宋曾巩《题祷雨文后》载其元丰元年五月在福州“祷雨”事，略曰：

丁亥夜五鼓，出祷鳝溪，属吏士分祷群望。己丑，率属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将为坛祭龙。庚寅，蔬食如己丑。夜三更，就坛壝，刲鹅祭龙。辛卯夜五鼓，就视牲血，以法推之，当得雨。壬辰，就紫极宫坛，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祷诸祠未遍者，取黄蘖山龙潭水置道场，率属吏士往请。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连三日夜，远近皆有余。[23](PP.553-554)

又陆游《入蜀记》记其乾道六年自浙入蜀的行程：

闰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四鼓，解舟行，至西兴镇。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无波。[24](PP.1-4)

可证“癸丑夕”非指是日凌晨，故严格而言，太祖当死于甲寅日凌晨。因此，太祖“夜召晋王”之时当在癸丑日傍晚或上半夜，而不当系于壬子日记事中。

对于《长编》将《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于十月癸丑晚召见赵光义提前一日，系于壬子晚之目的，有学者认为，若如文莹所云将太祖“死期”定在“十月甲寅将五鼓时”，将下“距宋太宗‘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便即位的时间不多于两小时”，“则《涑水记闻》所称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一事便缺乏‘合理’的完成时间”，所以李焘便将太祖“‘死期’前移一天”，而在太祖死至太宗继位间的一天时间中，李焘未作任何记载，如此“‘有乖常理’的叙事手法，适足以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10](P.118)此说也不尽然。李焘将太祖召赵光义入宫时间提前至十九日，确为调和《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之记事矛盾。然两宋宫禁内有“六更”之说，虽此“六更”究竟如何计算存有异说，但皆称其与民间夜分五更者不一致，且云其始于宋初太祖时。[25](PP.57-58)[26](PP.221-222)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也载其于淳熙五年为翰林学士时值夜起草诏制的故事，注云：“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27]南宋的宫禁制度上承北宋，故太祖死时之四鼓，或是指“禁中四鼓”，实“在外三更”而已，如此则“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在时间上就无障碍了。

《续湘山野录》云太祖猝死之夜，赵光义“留宿禁内”。李焘据《国史》《涑水记闻》等所记太祖驾崩后，宦官王继恩至开封府召赵光义入宫事，加以否之，但从当时相关人员的活动上看，晋邸中人确实前知太祖死期。

《长编》云太祖猝死，时已四鼓，宋皇后遣太祖心腹宦官王继恩出宫召皇次子德芳，但王继恩却“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赴开封府召赵光义，使赵光义抢先入宫继位。史称王继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顾。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28](卷466《宦者传一》，P.13604)可证王继恩在皇位授受间所起的作用。

王继恩在“南府”门外所遇的程德玄为赵光义亲吏。史载其“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颇亲信用事。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栉，诣府，府门尚关。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盘桓久之。俄顷，见内侍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德玄因从以入，拜翰林使。”[28](卷309《程德玄传》，P.10155)《宋史》所云，据《长编》卷17注文，可知其源出宋《国史·程德玄传》。因当时王继恩实奉宋皇后之命出宫召德芳，故所谓“称遗诏迎太宗即位”者颇有讳饰。推断程德玄此时盘桓门外，当是等候王继恩到来。又《长编》卷17注引《国史·方技传》所载马韶之事，也完全证明晋邸之人前知太祖死期这一事实：

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玄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1](P.381)

《宋史》卷461《方技上·马韶传》所载与此同，但其下又云：“逾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次年，擢太仆寺丞，历迁至太常博士。由是可证，与程德玄相“善”的马韶，当也因作为“龙飞”功臣而得入仕升官。由《马韶传》云云，可知程德玄自称待在开封府门外，是因为夜深“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故“遽起……诣府，府门尚关”之语，乃是谎言。当严禁天下私习天文之时，赵光义亲吏却暗中结交“习天文三式之学”的布衣马韶，且关系密切，其中奥秘可推而知。又马韶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有宣扬太宗得天命之意。从记载与赵光义颇有关系的王继恩、程德玄、马韶三人当时行为的有关史料上看，虽其对敏感内容已有意掩饰，但细加辨析，还是可以发现晋邸之人在太祖猝死前后，为赵光义继位所做之准备。

又从《马韶传》云其于“十月十九日既夕”至开封府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至次日“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之语，可见李焘《长编》将太祖召晋王入宫置于十九日，也有所本。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言内臣王继恩观道士张守真设醮降神，并将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转告太祖，“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可知因某种原因，当时已有太祖于“十九日夕”猝死的传言，而前文所引《传应大法师行状》称“十九日，太祖上仙”，其原因当也即在此。不过《长编》将赵光义进宫之日系之壬子日，并删《谈苑》所载太祖欲“加诛”张守真之事，删《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登阁望气之事，又改太祖殿庭引柱斧“戳雪”为“戳地”，以坐实太祖“不豫”，实是为太宗开脱嫌疑，而非如有人所言是“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

四

历代视“斧声烛影”为伪者，皆认为太祖是因“不豫”而猝死。对此，可先考察一下太祖当时健康情况。太祖于开宝九年三月曾离京巡西京洛阳，故其身体健康应无疑问。太祖回京以后又如何？据《长编》卷17、《宋史·太祖纪三》载，自四月辛亥回到开封城至十月死亡之间，太祖出皇宫活动频繁，至十月己亥，太祖还“幸西教场，观飞山军士发机石”。

太祖在宫中处理政务之余，如此频繁出游，并曾远行西京洛阳，其间并无生病记录，可知其健康、精力当无问题。而十月己亥为六日，至癸丑(二十日)太祖死，时隔半个月，其间也无生病及御医、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传应大法师行状》曾载道士张守真于十月十日赴东京，得太祖召见，《翊圣保德真君传》言太祖召见张守真在十八日，皆未言太祖“有疾”。又上文也曾辨析《长编》所云“上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之记载不实。同时，太祖得病，未召御医“视疾”，却召能请神的道士于道观“设黄箓醮”，其所降神言是让天子传位其弟：“晋王有仁心”。太祖闻言后即夜召其弟入宫“属以后事”，结果是夜太祖猝死。如此记载，实难征信。

对于太祖死因，历史上有赵光义以柱斧杀太祖于禁中的传说。如元人杨维桢《金匮书》诗云：“夜闼鬼静灯模糊，大雪漏下四鼓余。床前地，戳玉斧，史家笔，无董狐。”[10](P.162注引)此“玉斧”即《长编》等文献中所说的柱斧。

何为柱斧？据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一文考证，宋代柱斧有两种，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作为文房用具的柱斧又称玉柱斧、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而“斧声烛影”中的柱斧即为文房用具之玉斧，难作杀人之具。[29]如此说法，似可商榷。王瑞来认为太祖手中常持之柱斧虽为日常用具，实亦有防身武器之用，只不过不易引人注目而已。[30]虽然此柱斧可用作杀人利器，但太祖显然不至于死于柱斧之下。[31]《续湘山野录》载太宗继位之际，曾“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若文莹所云非虚，则太祖若死于斧下，实难瞒众人之眼。

有学者推断太祖是因饮酒过度中毒而猝死，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真宗以下诸宋帝死因，提出赵氏家族可能有躁狂忧郁症遗传，太祖因此突患脑溢血死去，属正常死亡。但其论据似皆亦不充足。太祖确喜饮酒，史书中也常有宴会近臣、外臣的记载。不过早于建隆二年，太祖即告诉侍臣：“沉溺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1](P.42)可见对此是有所克制的。而且，如太祖属正常死亡，完全可以诏告天下、载诸国史，何须宋朝君臣在太祖之死、太宗嗣位问题上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因此，太祖猝死，当非因疾病不治所致。从太祖死前曾与赵光义对饮上看，似也说明赵光义与太祖之死实有脱不开的干系。

太祖究竟死因为何？有学者认为太祖实死于赵光义下毒，并且指出当重视赵光义身边之程德玄此人。在太祖猝死、太宗继位的过程中，程德玄的言行确实颇引人注目：

时大雪，(王继恩)遂与王(赵光义)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1](P.381)

程德玄仅为开封府一僚属，竟然于此非常时期随同赵光义闯入深宫，且当王继恩要赵光义“止于直庐”以待禀报时，程德玄反对道：“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使赵光义直闯寝殿，成为赵光义夺位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史称程德玄善医，而赵光义也善于酒中下毒，如南唐后主李煜即被太宗所赐毒酒害死，而不少史籍皆记太祖在与赵光义对饮的当晚猝死，可证赵光义确有下毒机会。而下毒酒中，又不被发觉，善医的程德玄便有其用了。[8](P.43)《续湘山野录》称太祖“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似也告诉后人：太祖遗体经沐浴处理以清除中毒痕迹，或遗体“玉色温莹”本身即是中毒之结果。《默记》所载一事似可为太祖被酒中之毒害死提供佐证：

可见当时下毒于酒，让人于不知不觉中饮下，却不即刻毒发，并非一件难度很高之事。因此，若赵光义于与太祖对饮时乘隙下毒于酒，饮罢出宫，而太祖于睡梦中毒发，死于四鼓时，从时间上看，并不冲突。故程德玄深夜待在晋邸门外，其用意也颇可解释了。而太宗继位后，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其言，繇是趋附者甚众”。虽程德玄屡因犯法乱纪而被贬官，但随得召用，在知环州时，“西鄙酋豪相继内附，诏以空名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补授”。[28](卷309《程德玄传》)程德玄极得宠遇，也昭示其当在太宗继位中发挥有重要作用。

五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载太祖猝死之夜，宋皇后遣宦官王继恩出召皇子德芳入宫，然王继恩却私召晋王，与赵光义“俱进至寝殿”，而“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耶。’”李焘《长编》取此说，并注云：

按：开宝皇后以开宝元年二月入宫，德芳以开宝八年七月娶焦继勋女，出阁时年十七岁，《德芳传》不载母为开宝皇后，《后传》亦不言有子，疑德芳非宋出也，当考。

宋皇后为左卫上将军宋偓之女，其母为后汉永宁公主。“后幼时随母入见，周太祖赐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见，复赐冠帔。时偓任华州节度，后随母归镇。孝明后崩，复随母来贺长春节。开宝元年(968年)二月，遂纳入宫为皇后，年十七”。[28](卷242《后妃传上》，P.8608)孝明后即太祖王皇后，死于乾德元年(963年)十二月，可见《宋史·后妃传》所述宋皇后事迹颇有错乱处。据《宋史·后妃传》，宋皇后颇得太祖宠爱，“每帝视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颛”，且其“性柔顺好礼”。因此，当太祖猝死，“性柔顺好礼”的宋皇后却遣王继恩出宫召皇子德芳，应非是宋皇后一时之想，而当是太祖平日之安排。

史载太祖有传弟之盟誓，且赵光义于开宝六年赵普罢相后进封晋王兼开封尹，位在宰相上，已为事实上之“储君”，故有人质疑“斧声烛影”之说，认为赵光义没有弄险通过非常手段抢夺帝位的动机。明人程敏政云：

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雠急变，大不得已之谋，又必假手他人，然后如志，未有亲自操刀，为万一侥幸之图于大内者。观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龙行虎步之语，始终无纤芥之隙，太宗何苦而如此？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丧心者所不肯为，凶残绝世者所不忍为，而谓太宗为之，断乎不可信也。[10](P.181)

其实所谓“灼艾分痛”与“龙行虎步”之语，兄弟间“始终无纤芥之隙”之说，并不合太祖末年之事，这参之太祖开宝九年行事可证。

其一，对晋王势力的抑制。

太祖建国之初，为稳固赵氏统治，着意支持赵光义扩充势力。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载有建隆元年太祖出征李筠，留赵光义留守京城之事：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为大内都点检。汴民惊曰：“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邪！”[33]

太祖登基后，曾先后三次统军亲征，皆留皇弟赵光义镇守汴京，但仅第一次亲征李筠时，赵光义任大内都点检。《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五月丁巳，诏亲征潞州李筠，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十月丁亥，下诏亲征扬州李重进，以吴廷祚权东京留守，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又卷十开宝二年二月己未，太祖亲征太原，以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宋史·太祖纪》《太宗纪》所载赵光义之官衔名同。且据宋朝史料，大内都点检除建隆元年五月曾授予赵光义外，此后宋朝未曾再授人此官。*(宋)王称《东都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称建隆元年十月，赵光义也以大内都点检之职留守京城，不确。这显然与《枫窗小牍》所记载的那则传言有关。但此时太祖所关注的是如何稳固赵氏统治，故针对“都点检”传言，仅是将“都点检”改作“都部署”而已，以避免曾被自己利用过的“点检做天子”谶言之负面影响。

当赵光义为开封尹后，广延四方豪俊，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武幕僚，养成了颇为强大的势力。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考辨出赵光义幕僚、军校有66人。*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30卷第3期，1975年。又载氏著《宋史新探》，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第73—99页。宋初陶穀《清异录》卷上说：

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

因陶穀死于开宝三年，而赵光义于开宝六年封晋王，但宋人一般习称登基之前的太宗为晋王，故陶穀所记载者还是赵光义未封晋王时的情形。赵光义利用皇弟身份及财货来竭力拉拢文武大臣，结为腹心。《玉壶清话》即称赵光义“为京尹”时“纵法以结豪俊”，并称晋邸“年费”达“数百万计”。[34](PP.67、83)

此后，渐感“晋邸”势力不断扩张之威逼的太祖也开始有所防范。因宋“国史”有意讳避，有关太祖、太宗兄弟存在“间隙”的记载甚少，但在野史笔记中还是留下一些零星记录。如《孙公谈圃》卷上云太祖幼年，有陈学究在夹马营前“聚生徒为学”，赵弘殷使赵匡胤“从之”。待赵匡胤登基，“而陈居陈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无何，有人言开封之政，皆出于陈，艺祖怒，问状。太宗惧，遂遣之”。

又如《宋史·太祖纪一》云：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然据《宋史·张琼传》，后周时便隶属赵匡胤帐下、并为其心腹的张琼是被天子所“赐死”。个中原因，实与“晋邸”有关。文莹《玉壶清话》卷七中一段文字，似可对此加以解释：

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

太祖一朝官拜殿前都虞候者四人，即赵光义、张琼、杨义(杨信)、李重勋。开宝六年八月赵光义封晋王之后数日，杨义自殿前都虞候擢殿前都指挥使，李重勋接任殿前都虞候，直至太宗朝。*《长编》卷14开宝八年九月辛未条，第308页；又卷18太平兴国三年三月癸卯条，第424页：“(李)重勋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故此处殿前都虞候当指张琼。如此，则文莹所云“开宝初”乃“乾德初”之误。但文莹云云所大可注意者，是点明了张琼被杀的真实原因，即在于其劝太祖要抑制其弟赵光义之势力，以免不测，不料反由此激怒天子，而被“赐死”。因此，所谓张琼“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云云，实有隐讳。又两宋之际罗从彦在称誉太祖仁心时说道：“故开宝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张琼以忤晋邸伏法外，未尝辄诛大臣。”[35](《遵尧录一》，P.12)可见张琼确实是“以忤晋邸”而被诛。[36]

在张琼冤死后，史、石两人仍深得天子信用。史称石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无敢言者”；而“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史)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后乃渐肆威福”。开宝二年五月，石汉卿随太祖出征太原，战死，太祖为赏其功，命其父石万德“落致仕，为伴食都指挥使、领端州刺史”。但至开宝末，当太祖与赵光义的关系不那么“无间”时，史、石二人的宠遇也就结束了：因太祖“尽知汉卿诸不法事，复令万德致仕”；史珪也于开宝九年二月，以“坐漏泄省中语”之罪名，自马步军副都军头出为光州刺史。*《长编》卷10开宝二年五月戊子条，第222页；卷17开宝九年二月甲寅条，第365页。《宋史》卷274《史珪传》，第9357—9358页。但史珪在太宗朝仍颇得重用：太平兴国初，以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太宗亲征太原，命史珪与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面；从天子北征幽州，“坐所部逗挠失律，责授定武行军司马”，但数月后即召为右卫将军、领平州刺史，后迁隰州刺史，知保州、静戎军；雍熙中，又从大将曹彬北征幽州，为押阵部署。[28](卷274《史珪传》,P.9358)由此推知史珪开宝末年“漏泄省中语”，似也与赵光义有关。

但由于赵普罢相以后，与赵光义关系颇为密切的卢多逊擢参知政事、楚昭辅为枢密副使，使“晋邸”影响深入中枢机构，而太祖对此似失去了有效制衡手段。如《默记》卷下记载颍上安希武言：

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32](P.38)

太祖因窃买女子而严捕安习，分明有警告“晋邸”之意；但赵光义竟然对抗天子之旨，将安习夫妇藏于邸中，以逃避追捕，颇显出太祖的尴尬。

又《翊圣保德真君传》也称赵光义于乾德年间已与道士张守真密切交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37]而张守真的言论，也实为赵光义张目之意。由此，杨亿《谈苑》记道士张守真“下神”，而“太祖以为妖，将加诛”云云，显然也有防范赵光义之用意。

其二，迁都洛阳之争。

开宝九年三月，太祖西巡西京洛阳，宣布欲迁都西京，结果遭到包括赵光义在内的众多官员反对，迫使太祖放弃这一打算。对此事经过，《长编》卷17云：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1](P.369)

自唐中期以后，全国政治中心渐自关中东移。而“宋都大梁”有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宋史·食货志上》“漕运”篇云：“有四河以通漕运……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28](P.4250)因此，开封城虽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西京洛阳城无漕运之利，故迁都洛阳之不利甚为明显，且去冗兵的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看来太祖对此也心知肚明，故其虽坚持欲迁都，“群臣莫敢谏”，但一旦赵光义说出“在德不在险”之语后，也只得取消迁都之策，返回开封。可见太祖欲迁都洛阳的真正用意并不在“去冗兵”，故有人认为“太祖迁都的目的，除了避开辽的锋芒外，脱离光义根深基固的东京开封府，恐怕也是一种因素”，所以遭致赵光义大力反对。[38]而当时出头上奏反对迁都的李符、李怀忠，也皆与赵光义关系不浅。*《宋史》卷270《李符传》，第9275—9276页：“太宗尹京，(李)符因宋琪荐弭德超事藩邸”；太宗继位后，李符屡得重用。太平兴国七年春，开封尹赵廷美“事发”而罢，李符继任知府，上奏请太宗将廷美自西京贬谪至房州。又《宋史》卷260《李怀忠传》，第9021—9022页：李怀忠原为赵匡胤帐下校佐，入宋后累迁富州团练使、日骑(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太宗即位后屡得升迁，太平兴国三年改步军都指挥使，卒，赠侍中。

其三，培植皇子德芳之势力。

对于太祖坚持迁都西京，若与开宝末太祖两个儿子的活动结合起来观察，可见其防范“晋邸”的企图昭然若揭。

太祖有四子：德秀、德昭、德林和德芳。德秀、德林早亡。太祖对诸子官封方面甚为低调。如德昭，母贺皇后，于乾德二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使”。至开宝六年，开封尹赵光义封晋王、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美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德昭才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然“终太祖之世，竟不封王爵”。[28](卷244《宗室传一》，P.867)德芳，生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德芳生母为谁，《宋史·宗室传》《长编》《宋会要辑稿》等皆未记载。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七《帝系考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038页)：“宋太祖皇帝四子：贺皇后生留哥、魏王德昭、显哥，王皇后生岐王德芳。”然案《宋史·后妃传》等，贺皇后生秦国、晋国二公主和魏王德昭，王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不知《文献通考》云云，何所依据。然考《宋史·宗室传》，德芳太平兴国六年(981)卒，终年23岁，是生于后周显德六年。而据《后妃传》，王皇后于显德五年嫁太祖，年岁正合。又太祖四子依次为德秀、德昭、德林、德芳，则留哥当为德秀乳名、显哥为德林乳名。然《文献通考》所云应有所本，或宋人文献中对此有意回避了。至开宝八年(975)出阁，九年三月癸酉，太祖出巡西京前三日，才授官贵州防御使。[1](PP.343-367)

但到开宝九年，太祖开始让二子参与朝政事务。是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等来汴京觐见太祖，“上遣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迎劳”。[28](卷480《吴越钱氏世家》，PP.13899-13900)三月，太祖游巡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继勋女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宋史·焦继勋传》云：“时向拱为西京留守，多饮燕，不省府事，群盗白日入都市劫财，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选继勋代之，月余，京城肃然。继勋猎狩史传，颇达治道，所至有善政。”据《旧五代史》，焦继勋实乃宿将，资历甚老，《长编》云其“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似别有居心。但由此也可看出，太祖欲迁都西京洛阳，而西京留守正是皇子德芳的岳丈，至此又加焦继勋节度使，如此行事，实彰显太祖欲远离赵光义势力所在的东京城，而于西京培植德芳势力的企图。此当也是赵光义于此后不久即伺机动手以夺位之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因太祖已有意培植德芳势力，故在太祖猝死之夜，王继恩在晋邸曾用“事久，将为它人有矣”之语催促赵光义赶紧入宫，正可证明皇位原本传于“它人”，而非赵光义。又史载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月，“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其祖德芳所藏玉宝，篆文曰‘皇帝信宝’，盖太宗所赐也”。[1](P.4356)《玉海》卷84《至和玉宝》、《宋史》卷154《舆服志六》、《文献通考》卷115《王礼考十》等也载此事。“皇帝信宝”非寻常臣下所可以拥有之物，因此，太宗赐德芳“皇帝信宝”，当含有安抚德芳之义，或直接有着相关承诺。

但王继恩未按宋皇后之命去召德芳，而直接去晋邸，于是原定的传位计划已不可能进行。因此，当宋皇后获知随王继恩入宫的是赵光义时，遽呼“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其害怕原因显然。宋皇后虽得赵光义“共保富贵，勿忧也”的承诺，但结果却是：太平兴国六年三月，曾与太宗争皇位的赵德芳猝死，年仅23岁；至道元年四月，宋皇后死，年44岁，“权殡普济佛舍”，至三年正月才“祔葬永昌陵北”，然仍“神主享于别庙”，直至“神宗时，升祔太庙”。[28](卷242《后妃传》,P.8609)而颇得太宗赏识的翰林学士王禹偁针对宋皇后死，“群臣不成服”，而“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典。’”结果被人告发，王禹偁“坐轻肆”，出守滁州。太宗还悻悻然对宰臣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1](P.813)太宗于此实属借题发挥，借以警饬诸大臣在此问题上保持慎默。

其实，太宗继位后，宋皇后还是欲努力讨好新天子的，据载：

开宝末，上在晋邸，遣亲信诣西边市马，还，宿要册湫祠旁，中夕，梦神人语之曰：“晋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还都。”使者至京兆，果闻太祖升遐。是岁五月，静南节度使宋偓又言：“白龙见要册祠池中，长数丈，东向吐青白云。”(七月)癸亥，诏封湫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增饰祠宇，春秋奉祠，仍立碑纪其事。*《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七月癸亥条，第407页。

宋偓即宋皇后之父，其主动出面奏告太宗继位之祥瑞，意义自然不同于他人，也因此缘故，太宗大张旗鼓地册封“湫神”，并“立碑纪其事”。但宋偓虽为“(唐)庄宗外孙，汉祖之婿，女即孝章皇后(宋皇后)，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在太宗朝也“从征太原，又从幽州”，太宗“幸大名，召偓诣行在，诏知沧州”等，然终未获重用和信任，其子孙官职也不显。[28](卷255《宋偓传》，PP.8906-8907)此外，太祖于开宝元年纳宋氏为皇后，实为当时朝廷“大礼”，但《太祖旧录》《新录》及《国史·太祖纪》中“皆不书”。[1](P.200)可见太宗对宋皇后疑忌之深。

既然太祖死于非命，为何未见朝野反对声音？明人程敏政《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言：“德昭因他人行赏一言之愤，不惜一死，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故认为“斧声烛影”一事为虚。[10](P.180)对此，应考虑在当时事态下，无论赵德昭有何反抗言行，也必不允许笔之于书，载之国史；[39]而太祖、太宗授受之际虽然疑点重重，但终属宫禁秘事而缺少证据，而且按“金匮之盟”约定，皇位还是会回归太祖子孙的，因此赵德昭无反对言行，赵廷美也无他语。另外，还应注意到，开宝末太祖已有欲传位德芳的趋向，此可能也是当时廷美、德昭沉默不言的原因。因赵光义继位，根据“金匮之盟”约定，廷美、德昭可依次相继，但是，若是德芳继位，则一般而言，其皇位不会再传给其叔、其兄。至于宰相薛居正、沈义伦和枢密使曹彬三人，皆属忠谨有余而胆略不足之人，焉敢过问皇位继统大事？而参知政事卢多逊、枢密副使楚昭辅，早已归附赵光义，当赵光义为帝，两人即得升官，卢多逊升拜宰相，楚昭辅擢任枢密使，[1](P.382)可证。

六

如上所述，“晋王有仁心”一说是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但此说出现于真宗朝，而非太宗时，实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有关。

通过“斧声烛影”，太宗如愿篡得大位，但拥戴太祖的势力依然存在，甚至在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幽州时，“军中尝夜惊”，“或有谋立王(德昭)者”，故太宗于战后迫死了德昭。[1](P.460)此后德芳也死，死因不明；再后廷美贬死，太宗长子被废、次子意外中毒而亡，于是太宗第三子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继承了皇位。但襄王继位过程并不平坦。据《长编》卷41载：

(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帝崩于万岁殿。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真宗即位于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原注：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胡旦，责授安远节度行军司马。旦与王继恩等邪谋既露，上新即位，未欲穷究之，而旦草行庆制词，颇恣胸臆，多所溢美，语复讪上，故先绌之。

(五月)甲戌，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昌龄责授武忠节度行军司马；宣政使、桂州观察使王继恩责授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安远节度行军司马胡旦削籍流浔州。太宗之即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潘阆得官，亦继恩所荐也。阆者，倾险士，尝说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且言：“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谓上也。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讫立上，阆寻坐狂妄绌。太宗疾革，继恩与昌龄及旦更起邪谋，吕端觉之，谋不得逞。上既即位，……于是并逐三者。诏以继恩潜怀凶慝，与昌龄等交通请托，漏泄宫禁语言也。……(原注：李昌龄、王继恩、胡旦三人同窜责，《实录》及《国史》并不明著罪状，但具录甲戌诏书，盖当时有所讳避，不得不然。诏称昌龄恣行请托，深乱朝纲，继恩潜怀凶慝，附下罔上，结党朋奸，则亦可略见其不轨心迹，故仍掇取诏书以见当时行事。潘阆纳说继恩，此据《倦游杂录》稍删润之。……)

从李焘注文可知，北宋官私史籍所记真宗继位之事颇为混乱，但李焘“删润”之文字也颇有“讳避”处。其一，“忌上(真宗)英明”者，不仅是王继恩，据《涑水记闻》卷六，还有李太后。当太宗立皇太子之初，曾向寇准抱怨“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条，第918页：“京师之人见太子，喜跃曰：‘真社稷之主也。’上闻之，召(寇)准谓曰：‘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是因为李皇后进言所至：太宗“定策以寿王为太子，躬行告庙，及还，六宫皆登御楼以观之，时李后在焉。闻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爱。’后不悦，归以告帝”，故太宗召寇准责之。[35](《遵尧录五·寇准》,P.56)据《宋史·后妃传上》，李皇后号明德皇后，乃李处耘第二女，“尝生皇子，不育”，而真宗与其兄元佐皆李贤妃所生。李皇后当较为钟爱元佐，元佐的长子允升“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28](卷245《宗室传二》,P.8695)故至此其欲以“立嗣以长”为名废太子而立元佐。

其二，《后山谈丛》卷三云：太宗既立太子，“数私谓正惠公(吕端)曰：‘与太子问起居。’”看来太宗知中宫不喜太子，故要求宰相吕端与太子多交往。据《长编》，太宗病重，李皇后、王继恩等有意阻隔太子入宫探视，故太宗死时，太子并不在榻前。《后山谈丛》卷三又云：“太宗不豫，吕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门，以丧讣告，且问所立。于是长子楚王以疾废宗，次为太子，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语，内侍欲斩邪！豫立太子，正为此耳。且吾奉手诏，可取视也。’王既入，公遽合户，锁之而去。真宗既立，还而出之。”李皇后、王继恩等欲立元佐的计划由此被挫败。

其三，参与密谋立元佐继位的，除李太后、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外，还有李继隆、赵镕。《涑水记闻》卷6曰“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待真宗继位，“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本镇”。《宋史·吕端传》也载此事，但仅云“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而无“李太后”三字。案《宋史》卷254《李继勋传》，李继勋死于太平兴国初，不可能参与王继恩密谋。而《宋史》卷257《李继隆传》云李继隆于端拱初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保顺节度，至道二年统军西北与党项作战，“真宗即位，改领镇安军节度、检校太傅，踰月召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解兵柄归本镇”。镇安军即陈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即称“使相”。《宋史》卷278《雷孝先传》有“李继隆判陈州”之语。可见“李继勋”当为“李继隆”之误。李继隆为明德李皇后之兄，深得太宗信任，故其参与李皇后的密谋也属当然。但诸书皆无李继隆曾为殿前都指挥使的记载。《太宗实录》载至道二年十月庚子，“殿前都指挥使、夏绥银等州都部署王超征阙”。[40](P.195)然太宗驾崩前后是谁任殿前都指挥使，史文无载。又据《涑水记闻》卷2、《宋朝事实》卷16皆云当时李继隆因言“敌欲入塞事皆虚，继隆坐落招讨，知秦州”。而杨亿《忠武李公墓志铭》曰：李继隆“自灵武之言归，闻永熙(太宗)之厌代，亟陈封奏，求觐天庭，改授陈州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总兵如故。五月来朝，上(真宗)以公累朝旧臣，地居元舅，周旋二纪，勤劳王家，将欲增其宠名，不敢烦于戎旅，诏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归镇甸服”。[41](P.75)推知李继隆自西北归京师后，太宗因病重，故任命自己信任的妻舅为殿前都指挥使。因李继隆曾参与立元佐密谋，故真宗罢其兵权，以节度使归镇陈州。《忠武李公墓志铭》云李继隆“五月来朝”，被授使相镇陈州，与《宋史·吕端传》未载李太后忌太子“英明”，皆因宋人有所“讳避”使然。又《长编》注云“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但李焘既未载李太后忌太子“英明”，又删去李继隆参与密谋事，其“讳避”不亚于“国史”。此外，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云赵镕也参与密谋。赵镕时为知枢密院事，于真宗继位之后不久的八月己亥罢为寿州观察使。[42](P.80)

其四，《长编》云潘阆“尝说(王)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讫立上(真宗)，阆寻坐狂妄绌”。据载布衣潘阆被赐进士及第在至道元年四月丙申，“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即在太宗册立太子前后。可证李后与王继恩等早已预谋。

此外，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云：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43]

因参与密谋者还有李太后、李继隆等，故其所欲立者只会是元佐或其他太宗之子，而不可能为德昭之子惟吉。此当是世人不平太祖子孙“失国”而编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此则故事。由于以高宗养子继位的孝宗是德芳的后代，所以这则“谋立”惟吉的传言不会产生于南宋。《挥麈余话》卷一又云：

熙宁中，(李)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

赵子崧事，亦载于《宋史·宗室传四》。可证此则传言不但记载于野史笔记，而且还进入了宋《国史》，未遭质疑，这至少说明当时士大夫们认为这则北宋前期已有传布的传言是可信的。因此，以太宗第三子继位的真宗对于自己继位的合理性、合法性就需作两重证明：其一要证明太宗继位、而非太祖之子继位是合法且符合“天意”的；其二要证明真宗自己继位、而非长兄元佐继位是合法且上合天命的。于是真宗撰序、王钦若编纂的《翊圣保德真君传》中便出现了太祖临死前一日，太祖“不豫，驿召”道士张守真“至阙下”“下神”，而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宋朝事实类苑》卷44《黑杀将军》引《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1页。的记载，成为宣扬太祖有意传位太宗、太宗继位符合“天意”的一大证据。而能证明真宗继位符合“天意”的“证据”，同样也可在《翊圣保德真君传》中找出：

至道初，(真君)忽降言谓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卫时，今基业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将继有明君。吾已有期，却归天上，汝等不复闻吾言矣。傥国家祈祷，但严洁焚香，北面告吾，虽不降言，当授福卫护宗社。”……自是不复降言。明年闰七月十六日，守真谓门人等曰：“吾已领符命，今将去矣。”言讫而化。既而圣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旧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昭应宫，于官中宝符阁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后为凝命阁，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诏……翊圣将军宜加号曰翊圣保德真君。

考诸《宋史·太宗本纪二》《真宗本纪一》，真宗是于至道元年八月被立为皇太子的，正与《翊圣保德真君传》所载真君于至道初声称“今基业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将继有明君”相合，而真宗继位后，也奉侍真君惟谨，甚至在皇宫中建“凝命阁，以奉真君”，致使后人有翊圣神君于真宗“下降”之误传，*如(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卷125，第3006页：“所谓‘翊圣’，乃今所谓‘晓子’者。真宗时有此神降，故遂封为真君。”又如(宋)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卷3《翊圣敬刘海蟾》，第40页：“真庙朝有天神下降，凭凤翔民张守真为传灵语，因以翊圣封之，度守真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但也正可由此窥见真宗与翊圣真君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翊圣保德真君传》中用以证明真宗继位上符“天意”的说法，后人似未太过注意，但“晋王有仁心”之说却因修入《国史》而广为世人所知，至李焘编纂《长编》，为维护本朝天子之“圣明”形象以及皇位传承之“正统”性，又将《杨文公谈苑》中“太祖以其妖，将加诛”诸语删去，使造作于真宗时的“晋王有仁心”之语成为能证明太宗合法继位的一大证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斧声烛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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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松华)

An Exploration on the Statement “Jin Wang You Ren Xin”——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about the Event of “Fu Sheng Zhu Ying”

GU Hong-yi

(Institut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s to the mystical prediction “Jin Wang You Ren Xin” which related to the event of “Fu Sheng Zhu Ying”, most researchers treated it as a ridiculous statement or thought it to be a preparation of Song Tai Zong’s usurpation. However,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tatement “Jin Wang You Ren Xin” aims to conceal the fact “Fu Sheng Zhu Ying”, and thus proves the succession of Song Tai Zong as a result of destiny. The statement made its appearance in Song Zhen Zong’s time,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situation just before Song Zhen Zong’s succession. Moreover, it is also pointed out in the paper that when Li Tao compiledXuZiZhiTongJianChangBian, he deleted some key words from the book “Yang Wen Gong Tan Yuan” so as to maintain the great image of Song Tai Zong and also the orthodox of succession. Hence, the statement “Jin Wang You Ren Xin” turned to be a strong proof for the succession of Song Tai Zo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ng Tai Zong; Fu Sheng Zhu Ying; usurpation

2014-11-01

顾宏义(1959-)，男，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与古典文献学研究。

K 244

A

1674-2338(2015)02-0001-17

10.3969/j.issn.1674-2338.2015.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