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哲民

位于亚、欧、非三大陆交叉点的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全球商业中心，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然而，后来世界中心向西方转移，阿拉伯世界的财富随之逐渐消逝。行走于丝绸之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沙漠驼队消失了。这意味着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结束。但目前，世界的中心正在发生又一次的转移，阿拉伯世界正在崛起。迪拜的地平线满是炫目的摩天大楼;外国银行的分行开到了叙利亚商业区;开罗五星级宾馆住满了来此度假的阿拉伯人;海湾国家打造了由空客和波音组成的庞大“空中船队”，繁忙地在波斯湾和世界各地穿梭往返运送货物及乘客，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曾经做到的那样。

让故事变得如此生动精彩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以及同时发生的中国的崛起。这不是一个巧合，它们俩曾经是由丝绸之路连接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阿拉伯世界的催化剂，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经济的增长，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充满了迪拜和利雅得的高档商场。2001年“9·11”之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有助于加强这两个历史强国和地区的联系。现在，阿拉伯世界和美国、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中国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可选的战略伙伴。中国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其与西方关系的对冲。丝绸之路的复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即世界的中心并不总是在西方。

中国的崛起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尤其是它的两位数的增长率和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阿拉伯世界的崛起就不那么为人所知了。然而，阿拉伯经济正以近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发展，尤其是阿拉伯产油国，取得了与“亚洲四小虎”类似的经济增长率。石油仍然是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地区政府正在用油价暴涨得来的财富建设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石油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阿拉伯政府已经削减贸易壁垒，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非石油经济部门的发展。迪拜、阿曼、卡塔尔正朝金融和旅游中心转变。甚至，沙特阿拉伯正在渐渐地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然而，这种变化很难被观察到。它是个人的，不是政府或企业的行为，而这正是新丝绸之路的活力源泉。他们的行为如同独立的线条。在中国的义乌，单个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当这种单线与成千上万条其他的线交织在一起时，就会成为巨大的贸易走廊的一部分。新丝绸之路的线索不仅仅在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这些阿拉伯城市，而且也在整个中国市场以及首都北京中。

以中国之大，义乌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完全被北部富饶的邻居上海和温州的光环所遮蔽。但是，义乌极具特色。据称，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外国商人们的圣地。我从一个叙利亚商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市场，问他这座城市是不是有许多阿拉伯商人。他笑着答道：“不是许多阿拉伯商人，而是所有的阿拉伯商人都聚集在义乌。”我的兴趣被激发了，决定亲自实地考察。我到达义乌时正值冬天，寒风肆虐。我挤出小飞机场，钻进温暖的出租车里。我们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向市郊急驰而去。从外面看，批发市场像美国的一座大商场，但是，从里面看，它更像一座世界上所有的零售商店、城市市场、路边货摊的大联欢。

总共有一万八千家个人摊位，大多不足十英尺宽，每个货摊都塞满了货物样品，只能批发。目录上宣称有三十二万种货物出售，而每种样品有数千件相同的货物放在城中其他地方的仓库里。在此，你会感觉到置身于货物的海洋之中，从这里它们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当你走过一百多个玩具展示货摊，再走过另一百个塑料花货摊，又走过一百个餐具货摊时，你对数字已经麻木了。义乌的展览厅是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这一对孪生上帝的教堂，俘获了世界各地商人的想象。

连中国人都对它印象深刻。中国商务部一位官员视察这个城市时提出，地方政府应该制作一个查阅此地小商品贸易的索引。这位官员认识到义乌对中国的小商品贸易非常重要，索引将准确反映这一部门经济的健康状况。市政府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今天，在城市展示大厅漫步，可以发现有铜牌辨识那些在索引之中的商铺。“义乌索引”是世界对小商品需求的测温器。

义乌并不为西方广泛熟知，2000年初它才开始全面繁荣;而它的北边，驾车只需三四个小时的温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成为出口的发动机。但是，义乌不同，它主要把东西卖给个体商人，而不是大的零售集团，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因此，这个城市并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义乌在发展中国家中比在发达国家中更著名。当我漫步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时，我遇见了从开罗、拉各斯、布达佩斯来的商人，还有来自全球其他城市的商人。它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三三两两的商人带着翻译来到这里，在回到自己母国之前，大多数商人会在这个城市逛几天。所有的人都带着“义乌”提袋。

是什么使义乌如此与众不同？它聚集了大量价值几美元的便宜货，卖主也很高兴地卖出少量商品。对于回国后在自己国家的商城备货的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品种只进几百个，而不是几千个。因此，义乌发现商机，幸运的是，它也赶上了好时候。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发展，日用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给许多经济体注入现金，恰好此时政府也向外国开放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突然涌向义乌的商人洪流，描绘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消费繁荣景象。不是向美国出售DVD，也不是卖鞋子给欧洲。义乌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礼物、玩具、零件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有一刻，我在一个出售圣像的小展厅里。一个罗马尼亚商人正在购买基督教圣徒图片，而中国店主注意力集中地站在他旁边。这张图片是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风格绘成的，描绘了一个身着黑色长袍、头顶金色光环的基督教圣徒。但是，这些图画是用便宜的塑料做成的，价钱不到一美元，销往东欧。部分图片还装有小电灯泡，嵌在圣徒的光环里，能闪闪发光，就像圣诞树一样。罗马尼亚商人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在货架上拿下一个样品细细打量。我转身去看店铺的其他部分，发现对面的货架上堆满了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图片，也是用同样便宜的塑料做成的。这就是义乌的天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因为它准备卖给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不会考虑信仰和民族。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间接提到过，有多少埃及的节日灯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灯遇到了好机会。可能是一位埃及商人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看到了中国的节日灯，他非常惊诧埃及的节日灯与它是如此地相似。商人要求中国摊贩修改设计以适应埃及市场，下了订单要几千个。摊贩可能生产了两倍于订单的数量，希望将这种灯卖给其他埃及商人。假如尝试成功，其他中国摊贩就可能在自己的货摊上复制相同的灯出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埃及节日灯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全面开花。不仅是埃及的节日灯，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品被卖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义乌的发展壮大与来中国访客数量的飙升是一致的。2000年，中国接待了来自非洲、中东和拉美约五十六万六千名参观者。截至2007年，数量还在上升，几乎翻了五倍，总数达二百七十四万人。据报道，人数增加最大是在每年的10月，此时，贸易博览会在义乌和中国的南部城市广州举行。这种博览会极受那些除类似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采购商之外的商人们的欢迎。因为这是一个结识批发商、考察大量商品的好机会。商人们奔波于两个城市之间，访客的数量以数万激增，让人想起了传统的赶集商人。

这使从广州到义乌的飞行变成了一种体验，这是我唯一一次经历外国人比中国人多的航班。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曾经坐在一群身着黑衣，口镶金牙的罗马尼亚老妇旁边。她们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但我们通过在飞机提供的杂志上写写画画沟通。后来的一次航班，我坐在一个埃及鞋商旁边，他是一个基督徒，戴的项链上有一个大大的金十字架。他在开罗外的地方拥有一个工厂，但却是空的;现在，他所有的鞋子都从义乌进口。“我能怎么办？”他扬手说道，“我必须谋生，从中国进口比在本地生产要便宜得多。”他每年去义乌四次，见制造商，下新订单。在飞往义乌的飞机上，我遇见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讲述着类似的故事。

2001年9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二十五万以上。截至2007年，数量已降到十七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十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百分之六，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百分之二点九。迪拜的建筑工业是这一地区新财富最明显的标志，它修建了一座棕榈形小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和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是，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十年的经济停滞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2001年9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为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十八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声称在二十四小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看杂志。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我试探性地问更多有关阿拉伯社区的话题。“你不要问我，”拉希德说道，“问我的堂兄。”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回廊的入口。我们沿着北绸周街道走了十分钟，一路边走边聊。

最后，拉希德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你应该问他，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我被介绍给拉希德的堂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他已在义乌居住十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我并不是在抱怨。”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三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二十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无法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阿尔·阿克萨”满是巴勒斯坦的用餐者，而“阿尔·大马士”多为叙利亚顾客。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拥入义乌。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十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奥萨姆·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构造了一个追随者的松散网络，与他的同胞发展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的贸易线不同。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近年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纳塞尔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三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绸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三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这些阿拉伯商人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几世纪前，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连接起来。正是通过此路线，历法、香料、伊斯兰教等传到东方，而橘子、玫瑰、丝绸等传到西方。沙漠驼队辗转于各个城市，或是在旷野席地而睡，冒着强盗抢劫和脱水的危险四处奔波。沿着此路，他们穿越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栖息在波斯高原的城堡。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活跃于公元200年至公元1500年，但此后，由于中亚的政治动荡，使得沙漠驼队穿越丝绸之路变得很危险，因而两者之间的贸易逐渐没落，而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开通了海上贸易路线。

早期的阿拉伯商人或许已经逝去，但他们没有被遗忘。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永久定居，与中国汉族融合，他们的后代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但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回族是一个明显的提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以信仰划分，而不是以聚居地划分的少数民族。虽然还有其他的中国穆斯林，但回族占全部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一半。他们也是分布最广的，他们的祖先遍布全国。因此，公元1600年之后，当穿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变得极少时，是回族保留了对早期阿拉伯商人的记忆。

当然不仅回族欢迎阿拉伯商人，义乌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阿拉伯商人的到达对本地的经济有益。因此，2004年当地政府决定建一座清真寺。这是个英明的决定。义乌的当政者大多为中国汉族。尽管如此，他们公认，建立清真寺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决定建一些五星级宾馆，其实用主义意识显而易见。当政者认识到更富有的商人如果不得不住在肮脏、吵闹的旅馆，他们是不会来到义乌的。这种“你建起来，他们就会来”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义乌的当政者没有仅限于建清真寺。后来他们请求派一位伊玛目，后来北京派来了马纯真。马纯真在完成北京的学业之前，和我的一位朋友在新疆一起学习。在中国散布的许多伊斯兰大学中，他在其中的一所学习。当阿訇是一个好差事。政府每年给他一万三千美元，比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多六倍。当马纯真到达义乌时，义乌的清真寺还没有完工，会众集会人数不到一百人，借用“红客旅馆”的二楼。但马纯真到来之后，集会的会众迅速增至六百人，他们立刻填满了房间。当清真寺于2005年9月正式开放时，会众集会时规模已壮大至一千人以上。

自此以后，义乌当政者继续寻找新方式欢迎阿拉伯商人。金克昌局长欣喜地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仍在寻求令阿拉伯商人生活得更自在的方式。他们计划建一座伊斯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的子女在本地学校学习，学校的伙食不清真，因此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清真寺吃午餐。当局计划首先建成一座清真寺附属幼儿园，接着建小学、中学。当局相信随着这些建筑物的落成，越来越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会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带到这里居住。义乌当局的这些决定将会使一大群阿拉伯人在那儿安居。

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和中国货币的走强，义乌努力维持竞争力。未来的几年里，虽然阿拉伯商人对中国新颖的礼品可能买得越来越少，但他们将买更多的平板电视和汽车。而且，发生的故事不仅限于便宜的商品。义乌忙乱的展厅证明了一个事实，即2001年以后，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中国采取不同的方式走进了阿拉伯世界。政府准备修建清真寺来招徕阿拉伯商人。中国其他城市起用讲阿拉伯语的官员以招徕阿拉伯投资者。这是建立在有共享的经济利润和历史联系基础之上的途径。迄今为止，它在有力地发挥作用。

正在义乌上演的事件在全球经济的表面之下如火如荼地发生。迄今为止，个体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而美国和欧洲的目光聚焦于更容易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沃尔玛花十亿从中国工厂购买产品，欧洲努力抵制中国制造的服装和鞋子的洪流，中国对石油的渴望，以及国际油价的上涨。所有这些新闻都极具报道价值。虽然如此，义乌的故事仍然象征着全球经济正逐步再趋平衡。阿拉伯商人到达义乌与数百年前其祖先的到达相呼应，有助于复兴伟大的世界贸易路线之一。重新平衡令所有的一切更加深刻，因为，它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更加紧张的时候。

这条路线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数千条跨越中国、中亚和中东的小路线组成。商人几乎没有能走完中国和地中海之间全部路程的。这个行程太漫长，离家时间太长。多数商人仅走完一部分就卖掉了货物。但是，就是在这个买家和卖家的交易长链中，中国的丝绸最终找到了销往欧洲的道路。丝绸之路是对成千上万个体商人力量的纪念，对今天而言也是如此。然而，义乌仅是丝绸之路的终端之一，因此，我决定在另一个终端——阿拉伯世界，寻找更多变化的迹象。看起来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始较为合适，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是早期丝绸之路商人的一个重要的终点站。

大马士革与义乌相距甚远，也是一座历史相当悠久的古城，其建城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但叙利亚首都历久不衰，其建筑混合了古罗马、伊斯兰和欧洲的风格。这座古城是一个充斥狭窄街道的拥挤之地，由于正午的太阳很难穿透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因而颇为凉爽。称为“直街”的街道纵贯古城东西。主要的购物街撒克·阿尔·哈米迪耶是由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建成的。许多小门如同给小巷加上了标点，同时，这些小门也是通向宿店（市场）的入口。宿店一般都是大开放式屋顶，由黑白岩石装饰而成，是这座古城的标志。沿着丝绸之路到达的商人在宿店扎营，买卖货物。

我在义乌遇到许多叙利亚商人，因此在大马士革发现“中国城”的影子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一位年岁较大，开着老爷车跑出租的司机向我透露了这一点。车的前座坏了，因此我坐在后排。聊了一会儿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我说我曾在中国遇到许多叙利亚商人，问他关于中国进口商品在此城泛滥的看法。“你应该参观撒克·阿尔·哈米迪耶。”他说道。他告诉我小巷通向主街，那儿卖小礼品和玩具。“每件东西都从中国进口。”他自豪地宣布。我和他打赌每件东西都是从义乌进口的，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后来我参观了这条混乱的小巷，色彩鲜艳的礼品和玩具杂乱无章地堆放在街道上的纸盒子里。我感到仿佛自己行走于中国义乌的展厅里，尤其是从B1 670到B1 1040的货摊，它们卖同样的礼品和玩具。

这条小巷上的货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以前，一个家庭可能好几代都在同一个货摊上做生意。法迪·阿尔·沙姆西就是这样的例子。法迪的货摊建在一堆古旧的大石板的外面，摇摇晃晃的木制遮阳棚把正午的烈日挡在屋外。货摊如果摆卖水果和香料，看起来就与一个世纪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他现在转而卖小礼品和玩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法迪的父亲开始与中国做生意，这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时间大致相同。后来，法迪的父亲参观义乌，立即发现了商机，回来后，他向儿子描述，并建议儿子亲自去看看。法迪照做了，现在他成为光顾义乌的常客，一年去五次。我四处打量他的货摊，问他挣的钱有多少来自义乌。“每件货物都是从义乌进的，除我之外。”他自嘲道，“我没法估算数额。”

当我沿着货摊前进时，似乎所有的摊主都曾经到访过义乌，我看到的一切让我发笑。这一天正好是情人节。在叙利亚，情人节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商人们上次拜访义乌时，义乌的工厂肯定在制造情人节的礼物，因为这条小巷充满了中国制造的镶边枕头，上面印有“爱我”的字样，在大马士革这座老城成为奇怪的一景。但是我想知道它们与几世纪前在相同的货摊上卖的中国丝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法迪的祖先可能自那时起就拥有了这个货摊。正是这种历史的延续性使发生在类似大马士革和义乌等城市的变化变得如此重要。

阿布·甘佐是新丝绸之路的另一条线索。一个夏天，我与他在他大马士革的办公室会面。他是一个经营纱线的商人，和他父亲一样。他的办公室有五百年之久，位于老城墙的深处。木柱支撑起用稻草、水泥、石头的混合物搭建而成的围墙。这个建筑物歪歪倒倒地矗立在一条狭窄的满是灰尘的街上。它不是你期望找到赚钱的叙利亚商人的首选之地。但是叙利亚人有一种历史的敏感，阿布·甘佐很乐意在相同的办公室工作。并非他一人如此，城里许多最赚钱的商人也坚守在老城的办公室。这些老办公室也有助于掩饰商人们的财富，躲避喜爱干预的政府。

阿布·甘佐过去经常从美国进口纱线，将其供给叙利亚人的工厂或者用船运到第三国，但从未直接运到过叙利亚。但2001年以后，他开始从中国进口。他仅仅是众多受益于崛起的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中的一员。“我害怕去美国，”他说道，“我不想在海关等数个小时，等他们检查我的背景。他知道什么？也许我的名字碰巧与恐怖分子名单上的一样。”“但当我去中国时，他们就像欢迎老朋友一样欢迎我，他们给我提供住宿和饮食，绝无过分的事情。”他接着说道。从我的角度而言，阿布·甘佐的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夸大过多。义乌当政者决定建清真寺，聘请阿訇，为商人家庭兴建伊斯兰学校等证实了他的经历。

阿布·甘佐与其他拜访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不同，他很有野心。最近，他在上海的徐汇区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几个月后我去他的上海办公室拜访，办公室位于一栋钢筋与玻璃组成的高层大厦里，与他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布·甘佐雇用了四个中国职员，他每天在大马士革老城的办公室通过互联网对他们发号施令。尽管他的职员也许会对大马士革公司的总部情形有疑惑，但他们对为一个叙利亚人工作没有任何疑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阿布·甘佐将中国的纱线出口到美国，他动用早期在美国建立的各种关系找买主，有时，他也冒险亲自前往美国，但他一般更愿意在大马士革和上海之间来回穿梭。

阿拉伯商人重塑贸易流是中国迅速赶上西方的原因之一。2000年，中国向阿拉伯世界的出口额仅为六十亿美元，在英国、德国之后，更是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额迅速增至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英国、德国，对美国也构成了威胁。但统计数字并没有显示全部，美国向阿拉伯世界出口的相当大的份额是用飞机来统计的，比如阿联酋航空公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运输公司发出的订单。阿联酋航空公司乐于听到在往返迪拜与北京、上海、香港之间的飞机上增加座位的要求。这意味着前往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在不断增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运输公司出售飞机的数量在增长。

事实上，阿联酋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方法来估量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贸易的影响。阿联酋航空公司2008年的财年显示，它增加了七千名机组人员，运送乘客超过三百七十万。它订购了五十八架空客A380——一种新型双层客机。而且，它的飞机订单总数达到一百八十二架，价值五百八十亿美元，创航空历史之最。同时，迪拜自己也有意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客运和货运中心。阿尔·马克图姆机场建成后，一年能够接纳一亿两千万乘客，而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仅能接纳六千八百万乘客。修建飞机场不只是意向性地说说。迪拜位于亚洲、中东及非洲的交叉处，它已经从三地间繁荣的贸易流受益，现在它正计划扩大规模。

沿着丝绸之路的贸易从来不是单向的，在阿拉伯商人前往中国的同时，也有许多中国商人前往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旅行的过程中，令我惊讶的是我总是在最不寻常的地方遇到中国人。也许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最大的输出物是便宜的日用品——一美元一双的袜子或者是一百美元一台的DVD。但是中国最大的输出是人。在十九世纪中期，外商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便移往海外。这造成了中国劳工的洪流涌向从加利福尼亚至澳大利亚的金矿，造就了著名的“唐人街”。现在，“唐人街”在世界的许多大城市仍然存在。现在的情况极其相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严格限制旅行之后，中国政府再一次放开了对中国人移居国外的限制。结果造成了中国商人的出国大潮。确实，自2000年起，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已经激增至三千万名。

以我在叙利亚遇见的中国商人们为例。阿德拉自由贸易区距叙利亚首都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它非常脏乱，满是重工业设备和从欧盟进口的二手重型卡车。卡车的柴油发动机向空中喷出浓浓的烟雾，在地面上留下光亮的油迹。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但它是运送货物至伊拉克的一个繁荣的驿站。勇敢的伊朗人、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穿着旧军用夹克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卡车司机，冒着生命危险将货物运往巴格达。一个货运公司的代表声称，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百分之十的卡车离开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后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但是，报酬很高，所以不缺新司机。即使叙利亚的邻居们动荡不已，阿德拉自由贸易区仍能在叙利亚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赢利。

我计划拜访周东云，她是“中国城”公司的总经理。起初我颇为艰难地寻找公司所在。询问了许多卡车司机，但没人听说过“中国城”。在阿德拉自由贸易区溜达一圈后，我看到了公司的名字用红色粗体字写在一个二层小楼上。新修的楼被设计成展厅，空间能容纳几十家摊贩。

我和周女士会面正值中国新年，她爽快地中断节日庆祝，与我见面。她浓妆盛装地站在大楼的门口等我。我们首先在展厅周围溜达，展厅里零星地堆积着家具、电器和工业设备。周女士解释，伊拉克官员是她最好的顾客，“自从安全状况恶化以后，他们从巴格达来到此地进行购物之旅。”后来，周女士又带我参观员工餐厅，餐厅仍没有完工，一层锯屑散落在地板上。我问餐厅将卖哪种风味的食物。“上海风味。”她回答道。当我说明我为什么喜欢北方口味的食物时，她耸耸鼻子。她和合伙人都出生在距义乌几个小时车程的浙江省某地，这就是理由。多数中国商人来自于少数东部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福建和浙江省。

周女士有明确的销售定位，“我们将只允许两个公司卖相同的展品，否则展商们开始互相竞争，会把价格压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中国商人为了逃避国内无情的竞争来到海外，然而，他们最终却不得不面对有同样想法的中国商人的竞争。叙利亚仍是一个新的领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商人的数量很少。但是，最终将有更多的中国商人来到这里，利润率将下降。周女士和她的合伙人希望提前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对进入展厅设置限制;他们也会向展商提供关于如何应付叙利亚复杂的进口和投资规定的建议，希望其他中国商人会因发现太麻烦不愿意展开经营，而选择离开。这是一个好策略。

我能理解周女士及其合伙人为什么想保护他们的利润率。我曾经从中国厂商买过一盒电子版《古兰经》，其中包括《古兰经》的完整文本及有声诵读。批发价是三十美元，我认为价格有点贵。我问过一些中国朋友，他们也认为较贵。我把它带到大马士革来测试市场行情，事实证明它非常新颖。我发现那儿仅有一个韩国仿制品在出售。我问叙利亚朋友，他们可能出多少钱买时，他们估计零售在六十至八十美元之间。我没有想到价格如此之高，毕竟，叙利亚年均收入仅为三千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利润率，所以中国商人前往那些发展中国家，如叙利亚去卖东西，这并不令人意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洪水般地涌入叙利亚市场，周女士及其合伙人最终将面临残酷的竞争，但利润率暂时仍然很大。

周女士及“中国城”也不是例外。类似“中国城”的效仿者星罗棋布地遍布于阿拉伯世界。但是，如同义乌一样，这些地方在美国和欧洲大都被忽略了。它们具有相似的特点，第一，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中国商人倾向联合在一起，吸引顾客光顾某个专一的地方;第二，中国商人倾向于吃住都在一起，而不是与当地社会混杂在一起。这是“中国城”为什么要建自己餐厅的原因，也是周女士要住在离阿德拉自由贸易区不远的原因。但是，“中国城”及其效仿者为我们上了一课，即中国商人对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性。有数千名阿拉伯商人来到义乌，但是也有许多中国商人前往阿拉伯国家。通过聚于一栋大楼，这些商人正在那些市场难以渗入的地方建立据点。

迪拜据称有此类建筑中的最大者，称为“龙城”。它位于炎热的市郊，据说展览空间占地十五万平方米，是中国之外最大的专门出售中国制造产品的地方。“龙城”呈蜿蜒的巨龙形状，其张开的大嘴欢迎来访者从长长的龙身走向龙尾。我在一个夏天来到这里，对此地印象深刻。摊贩中既有中国的厂商，也有那些没有自己的分销渠道的个体中国商人。他们既做零售，也搞批发。因此，周末期间，这儿挤满了各种家庭。它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汇之地，观看浙江商人与穿着传统服装的阿拉伯妇女讨价还价就像回到了历史中。

一家迪拜地产公司——纳希尔，创建了“龙城”，它也创建了棕榈岛，棕榈岛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树形的人工岛。纳希尔的母公司——迪拜世界旗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是独一无二能观察到与中国贸易流激增的地方。“龙城”建成于2004年，或许在阿拉伯商人蜂拥而至义乌之后不久。公司希望通过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到更近的迪拜，来获得部分贸易机会。纳希尔最初与中国中东投资有限公司——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公司——就“龙城”的管理签署协议。但是，由于对服务不满意，纳希尔接管了其管理职责。今天，“龙城”是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之间贸易联系增加的一座纪念碑。

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拥有“中国城”或“龙城”。事实上，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允许外国人进行零售。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埃及是另外一个，但是这不能阻止所有人。我听过很多有关在开罗的中国商人曾挨户敲门，甚至走遍埃及乡下的村庄兜售服装和电器的故事。但是，你不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在开罗和利雅得当地市场卖东西。多数商人通过官方渠道做买卖，如迪拜或叙利亚的“中国城”，或通过互联网寻找买主，或定期拜访阿拉伯国家以便在贸易博览会上陈列商品。互联网特别受中国商人欢迎。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的贸易网的名字却来自于阿拉伯世界。

阿里巴巴仅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之一，但它并不在最初的阿拉伯版本之中。安托内·加兰德把它加到他的十八世纪译本中。加兰德是一位在叙利亚住了二十年的阿拉伯学者，他声称是从北部城市阿勒颇的一位说书者的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他所说的虽然可疑，但无论如何，阿里巴巴的故事现在已闻名于世，包括中国。正是这个原因，马云决定将他新成立的公司命名为阿里巴巴。马云有全球野心，因此想找一个与汉语和非汉语国家都能相关的名字。当他在一家美国餐馆吃饭的时候，想到了阿里巴巴的名字。马云把服务员叫过来，问他是否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服务员不仅知道这个故事，还知道通关口令“芝麻开门”。马云又在许多国家问相同的问题，总是得到相同的肯定答复。

Alibaba.com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网站之一，它已经催生了许多模仿者，不仅在中国，而且遍及国外。阿里巴巴分中文网站和英文网站，但却是中文网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商能如此成功地渗入外国市场。网站将来自中国的买主和卖主聚集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允许用户交换经验，通过论坛提出问题。想出口到阿拉伯国家吗？加入论坛，开始讨论。一位浙江的工具加工商可能问其他用户当把产品出口到埃及时怎样收款;一位重庆的汽车配件厂商可能提到沙特阿拉伯降低了进口汽车的关税;一家广东公司可能为其提供到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的海运服务做广告。

中国商人的虚拟社区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举一个提问的例子，“最近我的公司收到一位埃及客户的订单，客户要求签订合同、出具收据和使馆领事证明。至今我仍在开具领事证明。请问，有人能告诉我怎样去做这些事情吗？我的公司一般在收到订单四十天后装货海运，什么时间去最好？”这个问题收到一些答复。一位名叫Longfengqi的博主说，“你可以直接问客户，如果你担心没面子，不要直接问他，可以慢慢问一些细节问题，他会告诉你一切。”阿里巴巴上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问题和回复。对那些中小规模的厂商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强大的资源。

阿里巴巴网站在推动中国出口增长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关注。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倾向把目光聚集在一些大的统计数字上，因为这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并造成了华盛顿政客的愤怒。但是阿里巴巴允许买主在厂商中竞标，无论他们在哪里。这种激烈竞争有助于推动价格下降，通过绿色科技（坐落于邻近香港的中国大城市深圳）的销售经理，我对此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我问销售经理对阿里巴巴的看法，“我们不怎么用它了，”他说，“竞争太激烈，用它的厂商太多了，直接卖给沙特阿拉伯更好，那儿的竞争少得多。”

这里所讲述的个人故事非常重要。贸易流已经对成千上万的个体商人的努力作出了回应。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位列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将丧失工作和产品出口的机会。初看起来，同样的事情也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因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夺取了市场份额。但是这些故事是更加伟大的事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新丝绸之路的单个线索，他们自己也容易忽略这一点。但当这些单线交织在一起时，他们就是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强大经济力量的象征。

（节选自《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