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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风景的地图

2015-07-01余青

出版参考 2015年11期
关键词:耶稣会中西制图

余青

考古学家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地图存在于文字之先。我们可以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地图的印迹,追溯古往今来的绘图家们和探险家们的精彩探险故事。地图曾经是精美的艺术和昂贵的奢侈品。几千年来,人类以非常多元的模式描绘和展现和认知着世界,地图既是国家与权力的象征,也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世界和智慧宝库。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一书为读者带来了一个看待地图的全新方式。初看书名,让人觉得这是一部关于人文地理方面的著作,不过翻卷而阅,读者可以发现,严谨的书名下不仅蕴含着对艺术史与中西交流的思考与延伸,还蕴含着一个艺术和科学的世界。本书作者采用了放大的观察方式,把地图史、中西交流和视觉图像交错在一起,并构建出一个立体的人文主义坐标,试图在纵横脉络之间寻找某种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

本书以科学、交流与艺术三部曲的形式,将有关地图的精彩故事贯穿在十七世纪中西交流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不仅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叙述了地图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还重点陈述了欧洲地图在晚明时期与中国交流的“短时段”。它旨在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以地图图像作为视觉、艺术与交流的载体,论述地图图像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晚明时期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书中不仅告诉读者欧洲与中国古代地图的渊源与演变,它们的科学基础、艺术表现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互动,还谈到了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欧洲的制图家作品中所呈现的科学与艺术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

在地图的演进过程中,科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该书的第一部《科学》论述了地图发展的历史。对十七世纪的制图来说,科学与艺术是两股积极的力量。耶稣会士初到中国时,正是凭借科学之力才打开传教的局面,这种情景在晚明的地图绘制中再次上演。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恰好始于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在传教时意外发现晚明士人热衷于了解欧洲的《世界地图》。传教士们试图学习用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来绘制世界地图,而中国的学者们自此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域外的广阔世界。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这些西方地图摹刻下来,在其间留下了中西交流的印记。在第二部《交流》中,作者以微观的视野详细叙述了耶稣会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地图的故事。作为增进天主教信仰和传播教义的主要载体,各类科学图籍从西方传入并流行于明中后期,这些典籍涉及天文、地理、植物、科技活动及历史风俗等,十分多样和深入,且此类文献通常图文并茂,以图证教,既反映了欧洲科技发展,也记录了耶稣会士来华后的所见所闻。晚明时期人们可以接触到多元的文化、知识和习俗。当时欧洲的耶稣会士们接受过系统的学术和科学训练,掌握了诸多科学技能,得以在晚明时期的中国施展才华,这也与晚明社会的文化氛围极为相宜。书中着墨最重的在于第三部《艺术》,这也是书中最好看的部分。

地图的艺术风格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话题,但这一领域恰恰还不为人们深入了解。地图史是否对应艺术史的发展,尤其是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地图的图示,这些都是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对它们的探讨也许会重新定义科学与艺术对人类文化的改变。例如人们只是粗略地知道画家们,尤其是山水画家们可能参与了古代中国地图的绘制,但绘画中的透视观察和表现等因素究竟对制图起到多大影响,由于史料的缺乏依然无法得到考证;而欧洲在这方面相对明确,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尤其是铜版画家)直接参与并影响着地图绘制,欧洲地图始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绘画表现。画家们使地图变得生动、立体和不落俗套,地图也成为画家们用来表达想象力、神话、象征与宗教影响的一个乐园。艺术家广泛参与制图给地图的面貌添加了唯美的注脚,使我们在几百年之后的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地图世界,并带给我们丰富的视觉享受。这里,我们不应错过书中的一个微观视点——有关《水纹》的论述,水纹变化是令人难以察觉的地图绘法发生演变的微观证据,欧洲与中国地图的绘法异同也在地图的水纹中得以展现。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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