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霍俊明

霍俊明：作为一个习诗多年的诗人，我觉得你诗歌的方向感和可辨识度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你而言，你如何认识诗歌写作以及现代汉语在当下时代和“现代性景观”中的命运？

阎安：作为秉持汉语的诗人，时至今日，我越来越庆幸自己是在汉语的哺育和照耀下长大的孩子，我热爱汉语，这美丽的、爱的、创世如同生卵产子的母语。我已经知道，我一直知道，每一个汉字的产生，都是对世界的一次完整而透彻的创造，每一个独立的汉字都是把神灵法则、自然法则和人文法则融会贯通的精妙状态和精妙境界，那是一种包含着顶天立地的力量与生机、与大道同一的状态和境界，这使得汉语天生就是诗性的，时间的，关怀和照耀的，创造和护佑的。让我更感庆幸的是，美丽汉语这种切近世界本源的、生而有之的人文属性，即使今天这样一个屡遭现代物欲颠覆和淹没的时代也无法能使它有丝毫的改变。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时代，世界正在剧变，人类正在成为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格局，物质变得更加复杂了，人性和精神也变得更加复杂了。作为需要无休无止地创造、需要综合整个世界的文体，这样的时代使得现代汉语诗歌也遭遇了它空前的难度和命运担当。当此之时，一个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一个秉持古老汉语的歌者，需要以信仰般的理由和依据，再次确认诗歌是关于时间的艺术，来自时间深处的美丽汉语，它能天然地赋予现代汉语诗歌更多的世界使命和时间责任，它的建构性的维度不单单在现实中、真实中，而且还在极限性存在之外那种仿

霍俊明

佛跨越了人文界限的虚无中，正是这无限的能指与拓展，向我们提供了人性的无限的可能性与可持续性的真实依托。真正成熟而优秀的现代汉诗创造者，他仅仅有历史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时间意识，仅有人类意识是不够的，还得有地质、行星、恒星和宇宙意识。当诗歌引导我们在宇宙的耐力和广阔中看人的事情，人才变得更加真实可靠，更加值得关怀和怜悯，而这也正是一切语言，尤其是我们美丽的汉语天然秉赋中所包含的终极性本质和秘密。能用诗歌表达我们的时代是幸福的。我的诗歌理想就是我有一种对汉语无法克制的迷信和对其内在广阔度进行探索的冲动，我不会满足于只对人类写出诗句，我的诗句的汗毛孔是面向整个世界和全部存在敞开的，那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展开、对接、提炼、综合，它既与世界和语言诞生的源头息息相关，又能涉及并抵达现代物质世界的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个终端。在我看来，现代诗性的梦想就是总括无限世界，就是要提炼和概括充满了稀释、排挤与虚假的庞杂而表象的物质世界，留下那跟虚无同样纯净无瑕的世界及其真实。现代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临界点上，现代汉语诗歌也是命由一辙。或许我们还将要经历更多物质与精神的波折，而一切依托最终都指向依靠美丽的汉语，我们可以筑造永恒而结实的诗性之巢这一事实。我总是相信汉语的现代诗性包含着更加充沛的元气和创造力，它必然要协调和清理所有的物质，并赋予自己存在的必然性，以此而确保人在终极意义上不被物质所颠覆，确保人在物质面前的独立尊严及其最终胜利。最后我还要说，向汉语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做一个诗人。在我们的时代，做一个汉语诗人，像领受宿命一样把自己推到美丽汉语的现代诗性命运担当面前，像一个神话英雄一样勇敢开拓，像一个来自时间的使者一样沉静而雍容，今天依然是一个开端，我要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

霍俊明：在很多当代中国诗人那里，我只看到了那么多借用的虚妄的所谓西方的“现代性”，却很少发现那些与本土经验甚至与古典诗学融合的诗人。在你这里，中国的古典诗歌或者传统意味着什么？

阎安：我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古典诗歌的三流诗人都是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和诗意大师，虽然原则上古典诗歌艺术在当代人的创造力里已经灭绝了。现代汉诗还不够成熟，整体上，内部和外部都处在探索、误解的状态，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有问题，大多数的写作属于无效写作。展开来说，古典写作源于人格完美或完美的人格理想，具有直接的、广阔的宇宙和时间情怀，悲天而悯人。现代写作源于人格物化，甚至人格分裂，迷恋于个性表演，直至迷失自我，无心而伤感，不得要领。古典写作的至境是以人性超越人性，借以沟通或重合于神性，造成人可以住进去呼吸的诗性境界。现代写作是以物性代替人性，在庞大的物质之中追逐并迷失人性，在扭曲和挤压之中难以自拔。艺术的机制，尤其是诗歌艺术的机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机制，停留在物性甚至迷恋物性，这意味着我们在最需要创造性的事业上普遍地丧失了创造力。

霍俊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诗歌起点，都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和情景下被诗歌选中。那么，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诗歌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阎安：我 16岁就上大学了，写作在大学期间就秘密地独自进行着。由于年龄太小，整个校园都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很多事情上我感到不能正常表现自己和表达自己，这使我的内心和精神与环境有一种先天性的抵制，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紧张感。我的写作和阅读有一种背着别人进行的样子，做什么都是自个儿进行，不交流、不沟通、不示人。当然仔细想来，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自己的性格使然，我在这里只如实还原当时的情况，不是要抱怨谁。可能决定性的事情还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发生的，当时对我个人这具有真正突变性的意味。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偏远的县城高中教学。当时县里只有一条砂石路通向延安和西安，每两天发一趟班车供人们外出。农村大多没有通电，县城里晚上没有路灯，外边寄来的信件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才能收到，让人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窒息感和仿佛置身另外一个世界的遗弃感。像我这种很早就建立了自我精神生活的人，这种感觉直接导致了精神上某种不言而喻的恐惧感。学校在远郊，四周都是漫无边际的农田，非常安静的乡村和农业环境。我是特别敏感的人，夜晚可以听见窗外蜘蛛捕杀蚊虫的活动，这种不祥的安静，让我陷入一种精神和现实之路都被渐渐壅塞得很深刻的焦虑之中。我对这个处境的应急反应，或者说我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通过更深入的写作和对大量难以理解的书籍的强制性阅读，控制和安顿自己，借以缓减那种很强的内心冲突和危机意识，并通过发表作品和外界保持一种联系。对！那个期间的作品具有信件的性质，每一篇寄出去的作品都是我寄给没有确切地址和对象的世界的信件，传达着试图大海捞针的某种向往与信息。在我看来，一个诗人总是对身边的环境不屑一顾，他是通过远方确认自己、获知自己的消息。这是我早期写作的根源和动力，也是我后来逃跑般离开那里的原因。

霍俊明：面对恐惧和不安，诗歌给了你精神上最大的慰藉。这是不幸中的幸运。我在读你的诗集《整理石头》的时候，看到你很多的诗歌中都出现了一个“孩子”。作为核心意象，这个“孩子”对你的日常现实、精神生活和写作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阎安：诗歌可能有更加复杂的世界根源，个体经历只是这一根源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激活这一总体根源的某种契机。就像大海的起点是河流一样，小时候在青海的经历对我而言，有着个体命运和语言命运的双重的决定性。5—12岁时，由于一次大的家庭变故，我被寄养在青海棉纺织厂工作的大姨家，在西宁读完小学。我 5岁时去青海，非常悲惨，当时是大冬天，由于我一直在进行超出一个 5岁小孩常规的惨烈的反抗，我是不得已被绑了手脚，像一个包裹一样被大姨带走的。那年冬天，我大姨一路辗转周折，托亲靠友，为了确保我不在半路上死掉，走了二十多天才把我带到西宁。而远在陕北的妈妈认为我肯定会死在半路上，到不了西宁。她常常一个人跑到野山上对天号哭，并按当地习俗，在山坡上画了孤魂圈多次为亡魂烧奠纸钱，祈祷他们不要在阴间欺侮她的孩子。所以青海使我自己成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因为我去青海的路上把喉咙哭坏了，几个月中处于失声状态，所以那种幼小的我无力理解但感同身受的世界高地上非常特别的地质、地理结构，在一种无语的对峙中很快便穿透并融入我的整个生命，并且在后来升华为我的精神结构和诗学思想气质。是青海把我早早地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特立独行的人，它是我精神和诗学的双重根源。我常说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陕北，我出生在那里，生命在那里赋体还形，那是我身体的故乡。一个是青海，那里直接造就了我的精神及其特有的方式与风格气质。我明白了人如何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交叉边界上选择准确的位置与方式旁观命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海这个西部世界高地的教导与启示。我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诗人？因为我后来既不在青海了，也不在陕北了，或者说我再也回不到那里了。那么我必须明白自己在哪里并尽可能把自己安顿下来，我必须更清晰地看见自己，探索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漂浮物，我是有来由的，而且我要对得起这番来由。我是说当一个个体生命一旦意识到命运，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充满了命运的必然性，是这种命运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小事情了，用单纯的个人利益和利害得失已无法应对这个事变了，这其中已包

含了关于世界命运的语言动机及其基础。

霍俊明：从文学地缘的角度，你的写作很容易被冠上“西部写作”或“北方写作”的帽子。起码对于你的写作而言，这在我看来有些大而无当。但是你又深处这一地方性空间，你对这一夹杂着传统与现代性冲撞的地方有何认识？你在诗歌中出现的“北方”意味着什么？

阎安：西部呀、北方呀这种命名都是一种非文学的命名，意识形态的命名，文理不通。其次，每个时代的写作都是有地点的，有现场的，而诗歌这种极限性文体决定了它必须处理人和世界的极限性关系，揭示这种关系的极限性照应，这种品质正好与北方、西部高地那种天生的俯瞰性、归纳性和本源性构成某种同构性回应。那么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说本时代的诗人和诗性创造无一例外地应该再次完成囊括那种地质、地理学式的极限的精神觉醒，而是说中国北方和西部的某种极限性格局，直接隐喻了高于现代的时间内涵与极限性价值蕴藉。我当然不太同意那种以北方、西部为标鉴的对我诗歌的被动理解，常常觉得他们这样说很无聊。但是北方和西部高地确实是我观察和思考时间最为有力的元素凭借与现场据点。我想这个诗学性的精神成长历程，从我五岁时候从陕北到青藏高地的跨越性转移发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时在青海，大姨家没有孩子，加之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他们一天到晚都忙着上班，那些年我多半时间都是像大人一样独处。独处有时会像迷失一样让你迷上过早觉醒的自我世界，超越常规地建立起一种远离人事的、与自然世界对视和交流的内心世界。我早早就陷入了西部青藏高地那种空旷、那种与天空直接混同的大和没有边际，还有灌注于整个天宇的那种火焰般令人不寒而栗的、痛彻心肺的蓝。当然对中国西部世界全面而整体的认识，我是后来在写作和系统地研究中逐渐形成的。我在最近的一批随笔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题性思考，就是我在追问世界的根源和那最后一口致命的氧气在哪里？我的观点就是不在文明中、文化中，不在历史中，而是在人类到达不了的地方，或者在大

多数人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中国西部和中国北方，尤其是西部青藏高地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地方。北方和西部高地那些想象中积雪经年不化的群峰，那些草原、湖泊、地质纪年式的无人地带，那种对现代生活毫无用处的荒凉，当然还有赖此而存的那些特殊的种族、人类和文化，表面上看它们仿佛在文明中心之外，而我认为这正是上帝的精心设计，上帝特意选择了一个地方珍藏他有关人类的终极性秘密，以便在既有文明遭遇不测之时力挽狂澜。西部高地作为大江大河的源头活水之地，没有它和它的地质基点，就没有黄河、长江，就没有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走向和布局，就没有中国文明从传说开始、贯穿史前与史后的延续性，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极端的设想：如果今天或未来什么时候，来自西部青藏高地的源头活水不再，黄河和长江干涸了，中国大地就会变成一大堆地理和文化的废墟，那时候现代文明是毫无办法的，一切都会被蒸发掉。所以我一直以为它们是超然世外、超然物外的地理和空间现实，也是终极性的精神造物，是时间实现其最高意志的秘密基地。那是人与神灵因缘际会、相互见证的地方，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纯粹的自然遗产和神明之境，具有时间史、地质史和超越文明的最高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和人文意识中，人们主观地把中国北方、中国西部和现代性对立起来了，认为这里天生地保守落后，天生地反现代性，西部这个命名和概念在很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包含了贬义的指称。而实际上，站在中国北方和西部高地的自然极限上观察和思考现代化，许多问题是一目了然的，包括当代汉诗现代性的建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关于西部全面而深度地现代化引入作为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充满忧虑，就是它的现代化诉求和走向如何掌握分寸是一个比其它地方更具敏感性、更加致命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了世界和时间的关系问题。现代化是世界大势，人类大势，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只有在西部，这个问题同时又涉及到了当代诗学必须追寻探索的那个时间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北方、中国西部有很多东西是直接处在时间中心的状态。在一个保留了最多天意的地方，一定切记不能用常规性社会文化的立意和迫切的现代化商业动机去无度地包装、推销、开发和利用，因为这是时间之本，人类之本，我们代表人类拥有着这个东西，这个本我们是伤不起的。非常明显的是，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剧烈的矛盾，这是现代化和现代性之于世界本身的一个悖论，今天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个悖论，是诗歌和诗人的现代性必须实现其当代抵达和建构的基本使命。

霍俊明：你有一本诗集叫《玩具城》。这很有寓言性，也有对城市化语境的现实化理解。

阎安：我的诗歌里建立了无数座城市，而且尽是些各各不一的新城呢！城市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城市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一种极端的物质或者用技术、文化和一种更具形式感的表象生态设计伪装起来的物质。城市通常是以物质的胜利者自居的，它有稻草偶像一般的傲慢，喜欢把现代性绝对化，把怪力乱神般的好色、纵欲和贵族般的彬彬有礼集于一身，这几乎是它的基本姿态。换个角度讲，城市最恨三种东西：蜘蛛、老鼠和诗人。蜘蛛是自然之神或代表着自然的限度，具有指向不可知的时间的神秘倾向。老鼠代表了农耕性和农民性中劣根性的那部分，不讲卫生，喜欢干好吃懒做的勾当和进行没有必要的破坏。诗人是有别于神的时间的另一种身份的使者，他鄙夷着并挑战着城市的物质主义式的傲慢，过早地暴露了它的不确定性，比风更早、更准确地动摇城市。那么总体来说，这三种东西都具有扰乱物质秩序的属性，具有出其不意地揭示真相的能力，而城市害怕真相。我是一个诗人，我喜欢城市，甚至喜欢一些已在时间中沦废的古城堡，它们真是一些好据点，恰当的时候可以用来观察天象和时光流逝，甚至可以玩一些有关时光流逝的类似于隐身术的游戏。

霍俊明：感谢兄的这次谈话！

阎安：谢谢俊明，让我们再一次认真地谈论诗歌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