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艾恺曾为梁漱溟作传，把他成为“最后的儒家”。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评价，但大抵没有错。究其一生，梁先生先入佛家，于人生问题得一顿悟；而后深感旧中国之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转入儒家。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之奈何”的担当，希冀于“旧根”造“新枝”，并身体力行，一生劳攘，为“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奔走呼號。其在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论之外，另辟蹊径，对儒家思想批判之继承，以期再造儒学，并以此为根基救国救民，自成一家之言，实为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正是梁先生“中国文化论”的代表之作。

《要义》一书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为绪论，最后一章为结论，中间十二章为详细论述部分。在绪论中，梁先生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本书的逻辑架构：“第一步，将中国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的，常常被人指说的那些特异处，一一寻求而罗列起来...... 第二步，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它的来由。前后左后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再进而推及其他......许多特点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梁先生在绪论中即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而后从“家庭生活特重”这一特征入手，前后推演，而得中国文化之要义在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正是此种理性之力，使中国宗教缺乏，周孔伦理取而代之，中国社会结构遂与西方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