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

荀子之所以被人称为儒家大师，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系统地总结、辨析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并且以一种相当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它。与《论语》《孟子》相比，《荀子》思想逻辑性更强。

人性论： 人性本恶，人定胜天

《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人性恶”。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他认为，人生而有欲，如果顺欲而为，必然做出种种恶行，所以，人性本恶。这里要特别注意，从上述引语中不难看出，荀子口中的“伪”是“人为”而非“虚伪”之意。后人把“做好人做好事是虚伪”这一观点扣在荀子头上，那是冤枉了他。

虽然人性没有善的一面，但它却包含着一定可供资用的智慧才力。荀子肯定“人为”胜过“天然”，即人定胜天，认为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并且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强本（本业，即农业）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使……贫困）;养（给养）备而动时（顺应时节、时势而动），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尽人事、尽人力，无须“知天”，即能“自求多福”。

道德论： 善在人为，圣人可致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世界上的善行善人从何而来？荀子斩钉截铁地回答：全靠人为。他说枸木一定要经过修剪才能变直，钝器一定要经过磨砺才能锋利，人的天性本恶，只有不断认真修习道德礼义才能变好。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路人为什么都可以成为像大禹一样的圣人？大禹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做了符合道德仁义原则的事。而道德仁义原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可以施行的。既然人人都有理解仁义道德的资质，人人都有施行仁义道德的能力，那么自然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了。荀子论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劝学》中的名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子的性恶论，明显有修正孟子性善论的意图。两人的观点，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然而持有如此争锋相对、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人，何以都被后人称为儒家代表人物？这是因为两人立论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目的地”是一致的。孟子说，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善的方面，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说，人性本恶，但是只要辅以道德仁义的熏陶，人人皆可为大禹。两人都强调了仁义道德的巨大作用，都论证了追求“成圣”这一道德终极目标的可能性。而此两点，是儒家道德学说标志性的、本质上的观点。

教育观： 重视环境，提倡积累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拥有一个可以促使人向善向上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荀子的教育思想把学习的环境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肯定了环境的意义和作用。

既然善在人为，那么教育教学的首要方法非积累莫属。他说：“学不可以已。”又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通‘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还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再三强调了积累对道德修养和增进学问的重要作用。胡适说“荀子书中说这‘积字最多”，就是发现了荀子在论学中对“积累”的重视。

政治观： 礼义为要，兼施刑罚

荀子把“人性本恶”的人性观作为自己设定治国方略的前提。他认为，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治国者以仁义道德来修正、改变之，以政令刑罚来阻遏、消灭之。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强调了礼义对于管理、协调社会的重要作用。他同样强调政令刑罚对统治百姓发挥的巨大作用，认为“元恶”必须“不待教而诛”;对“才行（才智品行）反时（反对现行政策）者”，应杀无赦;对行奸作恶之人要“惩之以刑罚”，以此来保证“令行禁止”。

荀子以礼乐治国的思想承袭了儒家的传统观点，后人也据此将其称为儒家代表人物。但他重刑罚、重功利的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拍。而他那些杰出的弟子，比如韩非、李斯，都有所侧重地吸收了他创新的重刑罚、重功利思想，成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于是，荀子成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终结者、法家思想的孵化器。

【练一练】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止而已矣……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 （《荀子·儒效篇》）

材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中庸》）

（1） 两则材料所持教育教学的知行观有何异同？请简要说明。

（2） 为达到说理效果，两则材料中分别主要采用了什么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 同： 两者都明确教育教学必须“知行合一”，学习知识必须付诸实践。

异： 《荀子》将实践视为学习的终极目标，并且强调了实践对学习者养成圣人人格的不可替代作用。《中庸》将“行”（实践）视作学习的重要环节，与“学”“问”“思”“辨”并列，但并未明确突出“行”在学习中的根本作用、终极地位。两者相比，前者对“行”的重视程度胜过后者。

（2） 材料一主要采用顶针手法，通过“闻之”“见之”“知之”“行之”的层层递进、铺垫，突出了“行之”的重要作用。表达语意流畅，富有气势。

材料二主要采用排比手法。第一处排比的运用，主要强调了学习各环节“学”“问”“思”“辨”“行”的系统性，突出了各环节缺一不可。第二处排比的运用则突出了专心学习、深入钻研的重要意义。两处排比有效增强了文句的语势、感染力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