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画院症结现状

2014年8月，陈履生《各行各业办画院的画院乱象正造就当代文化灾难和社会问题》等两篇内容略同的报刊文章似掀当下“画院乱象”讨论波澜，拎出当下画院症结正造成当代文化灾难的社会问题，表述作者关于因民办画院对官办画院的负面冲击、主流地位的消解导致美术创作水平整体下降的忧虑。是月末，孙建清则以相反意见争鸣，认为古今皆有不同层次画院，公私画院皆能推动书画创作以繁荣文化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传承民族文化，满足民众文艺衍展与精神需求。他认为，国人应有起码文化自信，公私书画院增多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当下社会突出问题，更不可能引起文化灾难。

早在2004年7月，吴旭东《新形势下画院工作的思考与对策》一文即已提出当代官办画院应养名家、远功利、出杰作，应持弘扬生命价值、注重人文关怀并努力创造历史精神财富的办院思路。2005年第7期《美术》杂志刊登罗宁《国办画院的现状和对策》。该文通过对建国后国办画院对中国画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新时期的定位与发展目标（创作、研究、收藏、培训、社会服务等）、主要面临的生存问题（部分画院先天不足，隶属混乱，队伍老化、体制僵化、管理薄弱，影响力减退，缺乏对画家作品市场流通管理等机制）及对策（政策引导、直面改革、队伍与制度建设、靠作品与成果说话、出台画家作品市场流通管理办法如定向收藏、自办画廊、税收限制、基金与捐赠等）四方面论述画院机构存续与发展之种种疑问，并从民族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提出画院应直面改革，转变机制，以作为赢得社会认同等一系列观点。

2007年，吴冠中提出“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就是“一大群不下蛋的鸡”：并指出“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艺术市场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以奖代养”、“取消美协、画院”等激烈言论，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闻松《国家美术、艺术政治化和赞助模式：以国家画院为例探讨官办画院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实现》一文中，引述了吴冠中《奖与养》（《文汇报》2008年7月18日）抨击画院、美协之论，认为“动了一些人的奶酪”，并提出：“只有基于拓展人类心灵的价值观和美学体系的学术性探讨而非泛政治化的艺术创作与研究，才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唯一路径，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真正有文化价值的智力支援。”由上述可略观近10年来画院存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其相关对策之讨论梗概。

二、唐宋画院源流

世事皆有因缘源流，正本清源以窥其流变，可知今日处境由来并藏往知远。唐宋变革暨文化艺术登峰造极并开近世社会模式先河，深得学界内藤湖南、陈寅恪、钱穆、邓广铭、李华瑞诸贤认同，毋庸赘论。“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666）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705）。上即位（712），始置翰林院，延文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暮薮术之工皆处之。”是知唐代翰林院延画工等文艺士、工处之，文以政事辞令实寓宣传之旨。画圣吴道子等即在其中，“非有诏不得画”。道子成名非在禁中，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传载，其早先已名冠东洛。后缘韦嗣立（其兄韦承庆为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而为玄宗所重。是证最优秀画家源自民间而非画院所能培养（图1）。“《集贤院》（唐代开元十三年始置）：十三年（725）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募能书者为书直及写御书人。其后亦以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为之。又置画直。十九年（731）以书直、画直捐书，有官者为直院。”是证唐代开元年间官设集贤殿书院中有画直、直院，但尚非准画院画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载，“相蓝十绝”其八大相国寺西库有明皇十三年（725）令车道政画于阗国传来北方毗沙门天王样（像），可证唐代开元年问中原政教与西北民族关系暨画事在国家封禅中已具显要地位与宣化价值。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十九《集贤院》载：“唐应顺元年（934年，后蜀高祖孟知祥即位，在位仅七个月病逝）闰正月，集贤院奏准敕书创修凌烟阁。又奉正月二十二日诏问阁高下等级。谨案：凌烟阁都长安时，元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阁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诸侯王，隔外面次第图画功臣题赞。自西京倾陷（756）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沦丧，集贤院元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自迁都洛京（923），并皆省废。今将起阁，特请先定佐命功臣人数，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八作与画工相度间架修。盖缘院内有先写真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身死，即日无人应用伏候敕旨。敕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余依所奏。”后蜀沿唐旧制设集贤御书院，惟唐时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而后蜀则各设一员，规制较唐时甚逊。其主要功用则在奉敕写真功臣像、图志天文地理、民俗风物等。其近承阎立本尝绘《凌烟阁功臣图》可证，远绍夏商周均有斯制，庙堂画壁、屏、障如王应麟《玉海》、《汉书》诸志暨考、补、疏证等文献伙矣足证。

“画苑学士”案当在南唐（937-975）间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论叙国朝求访》载：“太平兴国（977-979）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干马二本以献之，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纪。又勃待诏高文进、黄居案搜访民间图画。端拱元年（988）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点捡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秘监以进御。退余藏于阁内，又从中降图画并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是知北宋太平兴国、端拱年问皇家图画（含书法、书籍）趣味、诏令与搜藏状况。“《库务职局部第三十四凡二十八事》录‘图画局：《宋朝会要》曰：雍熙元年（984）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咸平元年（998）移在右掖门外；绍圣二年（1095）改院为局。”高文进画事铃木敬、王伯敏、林树中、薄松年、徐建融、徐书城问或述及，王、林识1954年发现（林误为1995）日藏高文进画、僧知礼984年刻版画4幅（图2、图3、图4），独林氏断其《灵山变相图》或即北宋大相国寺熙丰年间壁画稿本，另有弥勒、文殊、普贤3幅可推衍，视为与相蓝壁画相关稿本（粉本）。高文进祖父高道兴（事成都王蜀待诏）、父亲高从遇（袭成父艺事成都孟蜀翰林待诏）、高文进（北宋太宗待诏在汴）、长子高怀节（驸马都尉尝制领睢阳，北宋太宗待诏在汴）、次子高怀宝（与兄怀节同时入仕为北宋太宗朝图画院祗候），画门四世家学深厚，深得皇家器重。文进深得宋太宗宠，以古例今，约与今全国美协主席相当。高氏画门服务于国家政教宣化，外播于日本。其艺传吴道子画派，当时虽身居要职，但画艺并非最高，文进尝深妒王士元而排挤之，后《宣和画谱》品艺趣味或变而终黜文进不载：只可证其画道不深、艺品与人品不高，终不能为史所容，必遭大浪淘沙。留得住的是真金。有多少生前显赫，身后却难留墓碑，纵显于历史角隅亦必黯淡乃至缺席。可见画家提升艺格、人格之重要。

北宋画院近承西蜀、南唐，集近世巅峰与典范而大成。南宋、元、明、清续存类似机构而再无北宋之盛。北宋画家如何提升修养？“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土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宫廷收藏既富，帝王雅好丹青，画优可入仕途，士、工分流，授以小学、经学（源出六艺）、律诗，锤炼语言与文学功力，观其能通画意（义理）与否。脱略前人风格方得独立成家，尽物理情态，形色自然，笔墨高简为工。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序），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由此可见，朝廷对画业重视之程度昭然。嗟乎，今之画家能通深六艺与画意义理者鲜矣，画道岂易重振哉？

小结：藏往知来

华夏学术备盛复裂于战国。观夫经学家马浮的《马一浮全集》与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可察实斋“六经皆史”之失而识一切生活无非艺术耳。汉志衍向歆父子家法，“七略”除《辑略》（叙例）外冠《六艺略》于学术之首，与后五略实父子包孕关系。是知艺术（六艺，即六经，绍老庄、仲尼七十二子遴传周公之道，汉衍为六类九流再后定为十三经）该摄天下一切学术。马浮论六艺该摄四部与诸子，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实斋论子集堕史末流，马浮驳实斋颠倒经史。陈寅恪、钱钟书质皆以中贯西。苟知物理则类例可废（深向歆不仰息史迁郑樵），性近道则四部（后衍四库崇异邦遂致洋八股邯郸学步不识祖）何必立。故汉宋二学精髓缘义理必归六艺，书画从心技艺精进必归圣王之道。

今日艺术暨学术受西来学科细化冲击既深，如丸之走盘，久必返本，而归华夏自身整一雅正。后工业化资本经济携政治、军事、文化正与华夏本根衍深其冲撞较量。《内经》《难经》通衍于六艺之根——周易。患之小者曰“疾”；其大者曰“病”；“证”见其阶段、类型之病因、病机、病理，故云“辨证论治”；“症”显其临床表现为治则依据。画院“乱象”近证表象背后，蕴深着吏腐与利益激荡，必俟麋栝而后矫正邪曲，非国家势力从绳岂易正欤。回眸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关章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0年1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洋八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阶级人性论的拨乱反正，从党风到学风的整顿，实事求是地为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文革”期间，过度政治化的“红光亮”文艺创作方针走向事物的反面则过犹不及。

2014年10月15日的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主席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不会变，“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拒绝低俗与媚俗，“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图5）。《人民日报》评论部微信援引欧阳修语“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以史为鉴，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好恶往往能左右时代的文艺趣味、时尚与标准，演变其主流风格与流派。文化兴衰与艺术荣枯必反作用于经济，而“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大海航行靠舵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无不如斯，画院岂能例外？有史为证，官办画院总为主流。唐宋以降，历代官私书院于历史、政治、学术、文化发展皆意义重大，而私立画院未见如书院之盛。北京凤凰岭书院中国书画学名师助教班开学典礼暨中国画创作院成立首届院展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0时在北京凤凰岭美术馆隆重举行跪拜礼仪（图6）。虽不乏名流参与，但并非官办。一时争议纷纭，历时或息。古代书画家多帝王、将相、贵胄，有士、工之分。世移而画道不变，史事有成者安易变哉。惟社会长久安定，经济繁荣，国家重视、社会上层参与、画院礼仪与制度进入广泛社会意识形态轨道并渐成共识而深入人心，则画院、画学道艺方得重振机缘与希望：而坊问沽名射利小徒闹剧固不足论。路漫漫其修远兮，每博雅卓识文化衰颓而感深恸之血性志士上下勖励而求索。

（尤汪洋，河南大学宋代艺术研究所与艺术学理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