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隽

在“口语诗”滑向“口水诗”并饱受诟病的时候，诗自身的创新动力促使它寻找发展的新方向。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中国诗坛正经历着从审美挑战到写作转型的变化，在审美领域，过于叙事化、过于口语化的诗已度过了它的新鲜期，诗歌美学在他们面前显得疲惫；在写作领域，体裁的阵变和整合，使诗写作出现了反苍白、反浅显，重想象、重隐喻的新的美学动向，实质上是新汉诗的欧美化倾向向中国古典诗意象、意境的回归。由于坚开创、被伊沙引向极端的“口语诗”逐渐淡出舞台；以雷平阳为代表的“叙事性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语象”元素；善于追随情绪写作的李元胜、余秀华们，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叙事性”和“语象”为一体；至于张执洁、张守刚、姚风、李以亮等诗人，则融欧美后现代诗歌元素与中国古典诗的意象、意境于一炉，创造出了语言新鲜活泼、想象奇特、表现委婉、隐喻深邃、语象鲜明的新的诗歌体裁范式——语象诗。至此，中国后先锋诗歌走出了它的“观念化”写作和“叙事性”写作的实验阶段，而到达了“语象”写作的相对成熟的阶段。

一、“观念化”写作开启了中国后先锋诗歌的新时代

《尚义街六号》作为处在中国“后先锋诗”发展源头的开山之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在这一首诗里，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代表“后先锋诗”的几条主要精神：

一是“诗主体”转型。有着诗人身份的于坚在诗中转变成了一个语言符号，他出现在诗中，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