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 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有15分钟的群访，变成了三毛与肖全的一天。

他们走到了“柳荫街”，三毛笑盈盈地和老人打招呼，听着他们讲“闹水鬼”的故事。在肖全拍三毛的时候，三毛也在拍，她掏出自己的全自动“傻瓜”相机，拍挂在房子前的辣椒，拍摆在地上的布鞋。肖全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三毛赤脚坐在地上，旁边是一张倒扣的竹椅。三毛没有笑，也没有看镜头，可这，反而更三毛了。

三毛说，她要走了，可是很想看到照片。晚上，肖全忙到了12点。第二天早上10点，他把这些照片，给了正在宾馆等着他的三毛。“太好了，太高兴了。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啊！”三毛说，“肖全，我们俩是通的。”

临走前，三毛跟肖全约定，下一年的7月要一道旅行，完成她的旅行画册。“7月太热了，我们找个稍微冷一点的地方。”三个月后，当肖全还在想着去哪里完成这个约定的时候，三毛却走了。肖全知道，三毛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选择，一定是她自己觉得最好的。

她开屏了，就像孔雀一样

看了肖全拍杨丽萍的照片，总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爱上杨丽萍了？”每一次，肖全都是摇摇头，笑而不答。

肖全觉得，杨丽萍和三毛有一点很像，她们都很接近自然。有一次，他们爬上了慕田峪长城，杨丽萍爬上了烽火台，扬起了一块白布，要肖全给她拍照。那天，风很大，白布就像要把杨丽萍拉向天边，肖全很紧张：“丽萍，风很大，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平衡感极好的杨丽萍，最终还是控制了风，控制了白布，在白布把杨丽萍包裹住全身的那一刻，肖全双膝跪在地上，就像一个信徒，虔诚地拍下了这个奇景。

“拍完以后，丽萍拍拍我的背，我也拍拍她的背，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再过几年，杨丽萍又变了样，这个长城边上的仙女，成为一个大师了。在拍《云南映象》的时候，肖全哭了，他看到杨丽萍带着一群群小孔雀，飞起来了。“她阔达了，她开屏了，就像孔雀一样。”肖全说，杨丽萍就是一个媒介，通过她的舞蹈，人类知道了大自然的感情，大自然也知道了人类的情感。

杨丽萍说，以后，她老了，变丑了，就会躲起来，不再见人。“那时，我只会让一个人给我拍照，那就是肖全。”

（陈晓媛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