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杨文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合肥,230601

伍光建对勃朗特姐妹作品的译介及其译本的传播

汪杨文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合肥,230601

从对勃朗特姐妹作品的介绍和评论、采用的翻译策略、译本的流传三个方面梳理了伍光建的贡献。他在译者序中介绍了勃朗特姐妹的生平，表现出对作者才华的欣赏；对于夏洛蒂，他表达了女性作家不必不如男性作家的观点；对于艾米莉，虽不太欣赏其小说，但因其用意布局新鲜而毅然译出。从通俗化的书名、有节制的删节、朴实流畅的语言等方面论证了他通俗化的翻译策略。伍译本在大陆、港台等地不同时期的出版和传播，说明其通俗化手法面对大众读者是成功的。伍光建为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在中国走上经典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伍光建；勃朗特姐妹；译介；出版；传播

勃朗特姐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坛上令人注目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等不仅在本国引起轰动，而且飘洋过海传到中国后亦引发了热烈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我国不少文学家、翻译家都参与了勃朗特姐妹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其中最突出的当数翻译家伍光建。伍光建的译作从面世起就大受读者欢迎，时至今日仍多次重印，给几代中国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和不同的阅读体验。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一著名译家关注较少，研究也不够，这与他为翻译所作的突出贡献极不相称。为此，论伍光建对勃朗特姐妹作品的译介显得十分必要。

1 伍光建对勃朗特姐妹的介绍与评论

伍光建生性低调，从未单独发表过对有关作家的评论文字。然而,他的译作正文之前常有译者《序》。这些《序》中，伍光建对作者和作品进行介绍与评论，一方面使当时的读者对勃朗特姐妹本人及作品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使今日之读者窥见伍光建对她们的态度和看法。

《孤女飘零记》出版于1935年，是《简·爱》最早中译本之一。译者《序》中，伍光建如是开篇：“布纶忒(Bronte)有才女三人。长曰夏罗德，次曰某，又次曰某，皆能文。初，姐妹三人曾刊行诗集，而不见赏于时，仅售出二册。于是改撰小说。”[1]从首句看，伍光建对勃朗特姐妹作整体的介绍，遵循文坛的习惯，但只提夏洛蒂的名，而对两个妹妹以“某”来称呼，显示出他对两个妹妹的认同度远小于姐姐。“夏罗德最初所撰者曰教授(The Professor)投稿屡矣，而皆不售，最后则投稿某书肆，某君读之，知其必传，告以太短，不便刊行。时夏罗德已著《孤女飘零记》……某君更为赞赏，穷一日一夜之力，几废寝食，毕读其稿，毅然刊行之，果震动一时。世人始知有向不出名之大小说家出现，莫不争以先读为快。”[1]这里，伍光建概要介绍了夏洛蒂成名经过，并突出《孤女飘零记》的作用。“及知名之后，文人名士贵族，无不甘拜下风，争欲一识其面。惜乎文名既显，享年不永。嫁后未及一年而死。时年三十九岁。死后文人争为之作传，又立会以搜辑其遗文，片纸只字，皆视同至宝，其为世所敬仰，有如此者。”[1]这些文辞不仅简要描写了作者生平，也表达出伍光建对作者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然而，在《狭路冤家》(《呼啸山庄》的最早中译本)的译《序》中，伍光建对艾米莉的介绍与对夏洛蒂的迥然不同。“作这本小说的厄密力·布纶忒小姐是一个志强体弱，酷好自由，胆子极大，极能克己的女子。”[2]开篇就突出介绍作者的性格，接下去用烧烙铁治伤口、徒手降狗、照顾醉酒发疯的哥哥这三个例子来说明。艾米丽不独是小说家，亦是诗人。伍光建不仅提及，还译了两句，显示出对其诗歌的欣赏。“她借本地材料，借本地风光而创作，无一语一意依傍前人。”[2]这里，伍光建对她的创作特色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并引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加以佐证。“马修·阿诺德说她描写魄力，激情与愁苦，自拜伦以来，并无其比。”[2]

除介绍之外，译《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译者本人对小说的评论。《孤女飘零记》中译者说：“此作不依傍前人，其写女子之爱情，尤为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盖男人写女人爱情，虽淋漓尽致，似能鞭辟入里，其实不过得其粗浅，往往为女著作家所窃笑。且其写爱情，仍不免落前人窠臼。”[1]译者认为女性作家不必不如男性作家，在描写爱情上，更是可以超越男性作家。此外，并进一步论道：“此书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1]伍光建对作者和作品的激赏表露无疑。在《洛雪小姐游学记》(《谢利》的最早中译本)中，译者评论道：“书中人物颇多，作者皆能传其神，无不活现于纸上。有批评玛铁努小姐，谓书中女人，无不犯恋爱病者，则未免言之太过，其实不过借此以剖解心理，为今日小说家开风气之先耳。”[3]由此可见，伍光建对夏洛蒂的维护之心。

《狭路冤家》译《序》中，伍光建对作品首先概括介绍了故事内容：“她这本小说描写一个残忍而阴险的男人爱恋一个美艳而热烈的女子，描写他们两个人的狂爱，后来这两个人都殉情，自甘挨饿而死。”[2]最令人注意的是谈到他作为读者的感受：“读者有时觉得纸上阴风惨惨，毛发皆竖，有时读到伤天害理之处，读者屡次想抛丢不读，却又不能不读下去，只要读过一次，是绝不能忘记的……里头几处把所谓痴情男女都骂苦了，作者偏不肯含蓄，悍然不顾地说出来，读后有点难受。”[2]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译者作为读者时的阅读体验。然而，作为译者，其阅读体验是否愉悦并非是翻译选择的唯一依据。“我也不欲译此书，后来一想，文学家既称为不朽之作，她的用意布局都是很新鲜的，写爱情尤其写得深刻，若拿许多言情小说来同这本书相比，他们所说的爱情都好像是犊爱(英人称孩子们的恋爱为犊爱)。凡读过许多言情小说的人，不可不读此作，我故毅然译出。其易为言情小说所动的青年男女，尤宜读。”[2]可见，给中国读者介绍具有新意有价值的作品，体验不同的阅读感受，是伍光建翻译的出发点，也是理性考量的结果。

作为精通原文的译者，他所作的介绍与评论对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尤其伍光建在译介勃朗特姐妹之前，其翻译家的地位已经为大众承认，他的评介无疑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时，有关《孤女飘零记》的两篇书评，“都不约而同地征引伍光建的观点，把‘富贵不能淫’的奇女子推荐给‘现代青年’学习。”[4]

2 伍光建翻译勃朗特姐妹作品的策略

伍光建在三姐妹中有选择性地翻译了夏洛蒂的《孤女飘零记》和《洛雪小姐游学记》以及艾米莉的《狭路冤家》，而没有翻译安妮的小说。三姐妹中夏洛蒂最受人欢迎，《简·爱》是其最重要的作品；《谢利》次之，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代表作。安妮的文学成就不如两位姐姐，伍光建没有把译力放在最小妹妹身上也是合乎情理的。从顺序上看, 伍光建先译《孤女飘零记》，再译《洛雪小姐游学记》，再译《狭路冤家》。从时间的先后、译者序中的介绍和评论中，也许可以理解伍光建内心对这三部小说价值的排序。

伍光建在此三书中采取的翻译策略可以说延续了他译大仲马《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的风格，那就是通俗化翻译。这种翻译的特点是：不以原文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译文也不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唯恐错解。这种翻译更多考虑的是接受性，即大众的审美情趣，从而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但改写是有限的，在一定范围内，而非自由发挥，随意添加或删减。这些特点是伍光建有别于早期其他翻译家的地方。具体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

通俗化翻译并非低俗化、劣质化翻译，相反，伍光建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作品，很多地方的翻译都相当精彩。茅盾如是说：“我常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主张直译的我，对于伍先生那样的节译。也是十分钦佩的。”[7]胡适对此的评论是：“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严谨而不失为好文章。”[6]因此，无论从通俗化的书名翻译，到对原作有目的的节略，再到明白晓畅的语言，以及将译力花在情节、动作、对话上，伍光建所做的这些无不站在“一般读者”角度考虑译文。他通过这样有所提炼，而不是亦步亦趋的翻译方式，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作品奉献给大众读者,从而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欣赏中受到潜移默化影响。

3 伍译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出版与传播

译作最终要与读者见面，并看读者的接受情况如何才能体现译作的价值。因此考察译作的出版和流通就十分必要。伍译的三部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不同时间段出版和流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翻译的时间来说， 这三部作品中，《孤女飘零记》最先译好，译者《序》中记录的时间为“民国十五年”，《洛雪小姐游学记》稍后，《狭路冤家》最后，记为“民国十九年”。在《狭路冤家·序》的最后一段，伍光建也谈到夏洛蒂，“我译过她的最有名的两本小说”。然而，这三本书的出版顺序却完全颠倒过来。最先与读者见面的是《狭路冤家》，1930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发行；《洛雪小姐游学记》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封面冠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分上下两册；《孤女飘零记》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装帧形式有上下两册和1到6册两种，分别纳入“万有文库”和“新中学文库”。由此可见，译作由译者完成后，与读者以何种方式见面，出版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狭路冤家》问世后，没有再版发行。《洛雪小姐游学记》1933年再次印刷后，也没有再印。《孤女飘零记》到1948年印有7版之多。可见在民国时期这三部译作中《孤女飘零记》最受欢迎。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伍光建的绝大部分译本在大陆消失了，伍译勃朗特姐妹的三部作品也不例外。这与伍译因删节不吻合当时的翻译潮流而遭众多批评有关，同时也与更完整的新译本的出现有关。伍译似乎被时代所淘汰，然而事实原非如此简单，伍译在大陆的缺场，却并非意味着完全从读者的视野中退出。考察一下台湾、香港等地的图书市场会发现，伍译仍然在流通。散文家董桥曾提到：“我十三、四岁读的《简·爱》也是伍光建的中译本，当时南洋小城开明书局的老板还塞了好几本‘爱榴室’的译著给我，竖起大拇指说伍先生的翻译最不艰涩最好看。”[8]董桥生于1942年，在东南亚长大，十三四岁时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这儿可以看出伍译本其时也在东南亚华人圈中流传，并受读者欢迎。考察香港和台湾有关图书馆馆藏，可发现《孤女飘零记》于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发行，再版印刷与读者的大量需求有关，此举亦可说明香港地区读者对此书的欢迎。台湾地区伍译的再版则与王云五再次执掌商务印书馆有关。《孤女飘零记》于1965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纳入“汉译世界名著甲编”中发行，1966再次印刷，分为5册。1969—1977年又被纳入“人人文库”，装帧形式为3册，期间多次印刷。《洛雪小姐游学记》则于1971-1976年纳入“人人文库”，多次印刷。伍译与其他图书一起，为满足台湾地区大众读者的精神需求提供了优秀的食粮。

而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大陆地区，勃朗特姐妹作品在新时期已经拥有不少优秀译本，如《简·爱》有祝庆英、黄源深等的译本，《呼啸山庄》有杨苡，方平，张玲、张扬等译本，这些译本都拥有广大读者，深受欢迎。此种情况下，伍译本在长期沉寂后，却又再次为出版界发掘出来，与读者见面。2013年8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将《孤女飘零记》和《狭路冤家》改名为现在通行的书名《简·爱》与《呼啸山庄》，并冠以“名家名译”发行。伍译的再次面世，可以说和当今的“民国热”是分不开的，也与读者对译本的多种需求有关。当今中国受教育者众，读者群庞大，对文学翻译的要求也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伍译作为最早译本之一，无疑给读者提供了另一新鲜口味，而作为翻译大家，其翻译品质亦能得以保证，所以能在市场上再次出现，且为读者接受。由此可见，译本的流行传播与原作的价值、译本的价值、出版社的推动、大众的口味、社会语境的变迁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翻译的发生和流传。

综上所述，从伍光建对勃朗特姐妹的译介中，可以看出译者比较认同夏洛蒂，在评论中大加赞赏，并大力翻译了她的两部作品，这在同时代的译者他是唯一的。因此，他在推动夏洛蒂·勃朗特为国人所熟知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的译作传播范围广，时间跨度长，说明他的通俗化翻译为大众认可，是成功的翻译手法之一。应当承认，他的译本为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在中国走上经典化道路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夏罗德.孤女飘零记[M].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2]厄密力.狭路冤家[M].伍光建,译.上海：华通书局,1930:1-2

[3]夏罗德.洛雪小姐游学记[M].伍光建,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1

[4]李今.伍光建对《简爱》的通俗化改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2):3-18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4

[6]胡适.胡适译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195-196

[7]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J].译文,1937，2(5)：45-54

[8]董桥.爱榴室[EB/OL].[2014-12-28].http://www.chinawriter.com.cn/65777.html

(责任编辑：李力)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7.021

2015-01-12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勃朗特姐妹译介研究”(SK2013B013)。

汪杨文(1975-)，女，安徽铜陵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英语教学。

H315.9

A

1673-2006(2015)07-00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