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及其在当代生命教育中的价值

李 娟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中国传统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生死问题是一切文化所关注的终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支柱的儒道佛概莫能外。儒道佛生死观蕴涵丰富的伦理思想,并积淀成中华民族生死伦理的主要元素。儒家由生观死，道家由死观生，佛家弃生观死，儒道佛三家探讨生死问题，目的在于体认生死本质，从而达到对生死的最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生命伦理思想，思辨地认识中国传统生死观，以导引世人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将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看成对世人进行生命教育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生死智慧；儒道佛生死观；“生死相参”；审美超越；生命教育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 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1]。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构建，包含着共时性的悖立和历时性的变异，中国哲学则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以直觉感悟和整体综合为基本特征，用以观照个人与群体以及人与宇宙整体等的根本性关系。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在历史上弥漫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着中国社会伦理等各个层面。道家哲学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补充，道家哲学全面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诸多方面。而佛教的心理奉献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如果不了解佛教思想就无法全面把握汉魏以来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看，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国哲学以人生理论为重点，儒道佛文化包涵着丰富深刻的关于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思想资源，这些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格重铸以及人生存价值的追问等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伦理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生命伦理思想，思辨地对待中国传统生死观，可导引世人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伦理思想与生死智慧

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人和人生的重视。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结晶。儒道佛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哲学，讨论人如何理解生命与死亡以及如何安顿生命和对待死亡，儒道佛三者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共同创造了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人生涵盖着生与死两个密切相关的部分，世人对生死的体认各不相同。人生观念和人生实践互为表里和相互渗透，从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模式。而世人对死亡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则形成了相异的生死观。儒道佛从各自思想观点出发，对死亡的本质与价值以及如何超越生死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看法，并通过对世人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死智慧。

生死态度是某种生死观念的具体化，是人们面对死亡逼近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具体的生死态度往往取决于人们特定的生死观。儒道佛三种文化折射出世人不同的生死态度。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生”就是“孝”的绵伸，是种族延续的必要手段。儒家认为死亡不仅是人之生理生命的终止，也是对人在世间所拥有的功名利禄等美好事物的彻底颠覆与消解。而道家文化追求远离世界的纷争，从自然本体论的视角审视生死，认为生死存亡本为一体，死生是人之所必需，道家的生死态度则是“善生乐死”。与儒道的生死态度相比较，佛家则大异其趣。佛家主张生死流转的生命轮回，把生死当作核心问题来解决。佛家的生死态度具有浓重的“恶生主死”倾向。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死价值观，儒道佛概莫能外。儒家将人之生死的实存状况，统御在人生道德价值的追求之中。儒家以现实世界为基础，重视人在现实中的作为，以追求“成人成圣”为终极目标，主张在有生之年践履仁义道德。儒家对“生”之价值具有鲜明的道德化倾向。以自然主义著称的道家,则认为生死是人之必然,主张从自然立场反观生死。道家认为不能把“生”看作是社会目标的附属物，而要学会保全生命和颐养身心。道家同时认为死亡最大的道德价值就是“向道回归”和“与道合一”。而佛家则认为人生万般皆苦，生死流转无穷。佛家把生死看作是无限轮回的过程，生死有限而“世界”无限。“世界”在佛家文化里可分为此岸与彼岸，此岸世界充满苦恶虚空，因此佛家轻贱甚至厌恶“生”。佛家重视死亡的价值，认为“死”是轮回的开始,是获得来生来世永生永世的必由路径。

综上，儒家“以生观死”，认为死亡是人生“盖棺定论”的终点评判。死亡的任何评价都是由其生前所为而定，因此儒家学者理想的人生过程是“修齐治平”，其生死态度则是“乐天知命”，从而表现出“存顺殁宁”式的坦然从容。道家则“以死观生”，认为死亡是自然之必然性。与儒家学者不同，道家理想的处世之方是“自然无为”，其生死态度则是“安之若命”，从而表现出一种鼓盆而歌式的放达通脱。“佛学则是‘了生脱死’之学，释迦牟尼便是为解决生死大事而遁世出家，这就是所谓的'四门顿悟'之事。佛教对于天下众生而言，所提供的生死智慧就是生命的‘六道轮回’”[4]，这是一种“由死观生”和“由死定生”的生命智慧。要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既有命定的超越生命现象本身的价值取向，也有人自在自为的个体努力的超越命运安排的人生定位。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审美观照及其生命超越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表现在哲学与史学等诸多领域。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生存的价值和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来反映提升的。从中国哲学的主导倾向来说，儒道佛三大传统都肯定：一个真正的人的博大气象，乃是以自己的生命贯通宇宙全体，并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以儒道佛为主体，是以生命问题为核心，以人性论与道德论为两翼，以成圣成贤和成仙成佛为目标的学说体系。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追问生命本质，证明人之本质的道德性，让世人超越现实的具体生活而达到生命本真状态。儒道佛三家都强调对人的限制和规范，儒家以“礼”来克制世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欲望，但并不否定人的日用庸常之意。道家主张“无为”，推崇庄周梦蝶式的精神逍遥，让世人的生活趋于美学化。而佛家则要求放弃生活返归生命，以清规戒律来斩断人之世俗欲望。儒道佛三家一为入世，一为遁世，一为出世，但都彰显了人之生命存在而贬抑人之世俗生活的品格。而这三者均围绕着人生体验而展开的人生终极目标的修炼而成就的不同境界，实则根本目标是一体化的三种不同表现形态。

2.1 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性的美学死亡观

2.2 中国传统文化出离生死的人生境界

任何生命都有生有死，任何事物都有成有毁，只有在精神上达到无生无死之境，方能做到“生死顺化”和来去自由。“超越生死”只是一种人生精神境界。从精神上超越生死，达到出离生死的境界，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死智慧。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总结了中国儒道佛生死智慧并对其做出新的诠释，他认为只有进入“天地境界”的人方能最终超越生死。对于在“天地境界”中的人，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知生死都是顺化者，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在精神上是超越生死的[7]。中国哲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原初形态，创生与超越则是这种原初生命形态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是生命化的美学，美的问题的内在本质在中国美学史上便是生命的问题。审美是人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的审美是人的唯一出路。中国传统生死观注重如何超越“此在世界”，认为从内在无限超越走向外在无限超越，通过对有限性和终极意义的体悟，达到最终对于死亡的彻悟。死亡就是把有限个体融入到无限本体之中，进入不死不生的混沌状态，从而超越时空限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各种文化皆以超越生死为旨归，都有其超越生死的模式。儒道佛三家文化探讨生死问题，目的在于体认生死本质，最终达到超越生死。“儒家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把人的生命分为生理生命和道德生命，儒家认识到人的生理生命短暂有限，谁也无法抗拒由生到死的必然性。但是只要人在有生之年能够进德完业，其生理生命价值都将会通过道德生命而延存。”[8]儒家认为人之生死犹如物有始终，时有昼夜，其对待生死的态度是现实的。儒家主张以人生积极进取去创造生命不朽,用不朽的言论与行动来抗拒死亡。儒家“由生观死”，把死亡的超越置于现世今生，把人之生死融汇到对现实道德的追求之中。儒家“由生观死”之法消解了人对死亡的恐惧，把对死亡的超越消融在对生之追求中。道家的生死超越模式与儒家截然不同，主张“由死观生”。道家生死观则以顺其自然的自然主义为特点，认为生死乃自然现象。道家用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普遍规律来解释人死亡的必然性，承认并顺其生死。道家认为人生短暂若白驹过隙，一切运动变化都是“道”之表现，生死也符合“道”的运动规律。道家主张应祛除人为造作，复归生命本性。道家认为死是向“道”回归，是一种完全脱离束缚的自由境界，应欣然接受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逍遥乐生”。佛家则主张“弃生观死”以超越生死，尤其注重灵魂不死，认为人因为有了灵魂仍须转世轮回，只有追求灵魂解脱方可善道轮回。佛家认为六道众生虽然相续不断，但是每个个体生命都有生有死，死亡并不是彻底断灭，而是要在六道中不断地生生死死。只有超出“六道轮回”，方能了却生死。佛家认为人生不可能常住不变，人生就是一个生老病死不断流变的过程，主张世人应通过行善来超越死亡，最终把超越生死推至不可知的彼岸去解决。“出离生死”方能“超越生死”，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生命境界。人有生必有死，这是一种宿命。人类拥有智慧的大脑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面对必死的命运却心有不甘。这也是中国古代君王追求长生不老以及民间宗教术士炼不死金丹的内在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安之若命”以及佛家的“原无生死”观念，皆要求世人跃出自我生命的限囿，立于世事变迁和自然大化的定则之中来反观自我生死之变，并由此获得对死亡的体认和终极超越。中国文化的圆融性体现与此，在中国文化的限定范围之内，生死问题可以获得圆满自足的解决途径，无需借助外物，只需内观本心就可以实现内在的超越。

3 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的现代价值审视

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或含义。意义是人类面临混沌的无意义的深渊赋予生命和世界的某种东西。哲学不是给予我们拿起和放下的东西，而是给予我们拿起和放下的勇气以及拿起什么放下什么的判断力。哲学家之所以追问“人为什么活着”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则是想证明：虽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只有一次的生命自有其价值和意义[9]。人是一种追寻意义的动物，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人的超越，“超越生死”只是人的一种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的生活与生命视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认为解决人的生活与生命问题必须求之于人对死亡的观照，解决死亡问题也必求之于对生命的体认，这就是“生死相参”。生活与生命被看做自然而然之行旅。正如清代思想家洪亮吉所说：人之夭寿，秉于自然。生者，行也，死者，归也[10]。儒道两家皆认为乐观旷达和委心任运的生死态度固然重要，但在生死问题上若能获得“死而不亡”及“长存不朽”的智慧，世人则能直达生死之最高境界，这就必须要甄别“小我”生命与“大我”生命。儒家是从与自然相通之应然性伦理之“理”去获得“大我”式的不朽存在；而道家则是从自然无为之“道”去寻获“大我”式的永恒存在；而佛家则认为生死皆空，从人生命之前来“了生死”，通过体悟“无生”来“了脱生死”，亦能让人达到对生死的释然。儒家对生的孜孜以求和道家对死的豁达态度以及佛家对生死轮回的观点能够启示世人如何对待生死。正确理解儒道佛生死智慧，则有助于世人清醒认识生死本质，从而珍惜和重视生命。

与中国传统儒道佛所坚持的生命高于生活的理念相反，现代人更专注于物质性的感性生活而忘却生命的层面，并因此出现生活意义丧失与生命价值危机问题。奥地利著名精神医学家弗兰克认为21世纪所要面临的危机主要是生存的挫折，是一种无意义感与空虚感，也就是“生存的虚空”[11]。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并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文明与文化传统来指导和规范自我。但近现代以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使文化传统逐渐瓦解，这种情况在中国显得尤其严重，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在现实社会的影响相当微弱。中国古代圣贤多认为世人应该追问如何安顿生命，而不论生活的性质及其状况优劣，这才有被宋儒称颂的“孔颜之乐”。现代人则把感性生活看得比生命存在更重要，专注于生活而不思生命问题，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许多人轻贱生命甚至自绝于生命，这就形成了现代世界一系列新的人生困惑和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对于现代人解决生死问题以及进行生命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现代社会人类借助于科学发展、社会变革和自我努力，不仅可以改变自我贫富的状况，甚至还可以损益寿命的短长，但是人必死的命运却是无法改变的。生死问题是人类所遭遇的最普世性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在生死观上无对错之分。如果在生死观上没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世人必须要学习儒家“乐天知命”的生死态度与道家“安之若命”的生死观念以及佛家“原无生死”的生死智慧，以指导自我人生和拓展生命视野。生命的意义离不开对生死问题的探究，“生死教育”是追问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也是实践生命尊严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在“生命教育”中以中国传统生死智慧作为资源，从心性层面上提升世人的生命气象，从文化血脉上培养世人“修齐治平”的高尚情操，并以此来建构积极健康的生死观和生命存在模式，这应是世人安身立命之处所和永恒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换句话说，生死问题是人生必然面对的必然问题，同时也是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问题，人面对生死的超越性表现出对人生的体察和认识，是人生境界的一种表现，超越生死是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终极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4 结 语

古语云：天地生人。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说，人是向死的存在。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在《箴言集》中也曾经说过，死亡和太阳一样，人都不能面对面地注视。死亡使人思考，强行将人变成思想者，变成一种沉思的存在者。死亡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是生命的反面，它总是通过种种方式被投射到生命本身之上。死亡只是提供给人类一种可以试图理解生命的选择。“世界”与“存有”之间，有着相互背离的矛盾。人活在世界，即使想摆脱“存有”所讨厌的世界，到最终人还是要在世界里相互照会，却摆脱不了世界的羁縻。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人生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以“人学”为基础，以“人生论”为确立思想体系的宗旨，十分重视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关注生死问题并努力超越生死是中国传统生死哲学的重要内容。儒道佛三家文化探讨生死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体认生死本质，并达到对生死的最终超越。死亡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宿命。因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以获得一种超然的生死智慧，消解对死亡的心理恐惧，最终能够超越生死并获得精神生命的永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智慧与当今生命科学与死亡学等学科发展趋势相契合，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和改造，必定能充分展现其应有的现代价值，成为生命伦理等学科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应是世人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和财富。

[1]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12

[2]尤吾兵.中国“儒、道、佛”生死伦理观比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1)：116-118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198-199

[4]梁玉敏.论儒道释生命观及其现代价值[J].求索，2013(9)：108-110

[5]夏之放.中国传统思想的审美超越[J].美与时代，2006(6)：16-17

[6]邵汉明.儒道人生哲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8-17

[7]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8-231

[8]尤吾兵.从“道德生命”论到“关系生命”论：生命论中超越性意蕴的应然转向[J].中州学刊，2013(2)：91-93

[9]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M].林经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21

[10]段德智.中国死亡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1-73

[11]郑晓江.中国生死智慧[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3-16

(责任编辑：武艳芹)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7.002

2015-03-18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皖北地区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SK2015A18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虞姬形象的文化阐释及其产业资源开发研究”(SK2013B515)；宿州学院院级科研平台项目“皖北地区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2014YKF24)“手机媒体在大学文化建设中作用研究”(2011YKF27)和“高校图书馆与大学文化建设研究”(2012YKF28)。

李娟(1975-)，女，安徽宿州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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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06(2015)07-0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