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燕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日语认知模式与跨文化图式解读

刘亚燕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基于词汇和语法、语用分析和话语特征三个层面，对日语中不同于汉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日语的认知模式主要表现为主体背景化、定型性和交互共话型三个方面。同时依据文化图式理论，结合与汉语表达模式的对比，指出前景化的日语认知模式与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背景信息密切相关，即在语言交流中日本人倾向于“弱化主观意志”、凸显“集团依附”和注重“顾及他人”的价值取向。

认知模式；跨文化图式；语用分析；话语特征

图式理论指人们对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极组织和有序储存[1]。Rumelhart对图式理论作了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指出人们理解事物时需要将新信息和旧信息、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相联系[2]。许秀云、曹春春探讨了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认为应依据由浅入深的原则，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导入相应层次的异域文化[3]。有关图式的研究已成为目前国内外认知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从国内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限，主要偏向英语教学中的听力和阅读理解等，将图式与跨文化交际相结合，特别是从日语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很少。

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寻求与异文化者间的相互理解，建立彼此间的联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缺少[4]。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图式的积累促进了对不同民族思维和文化的理解，对交际起着重要作用[5]。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图式认知结构。日语作为日本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言，反映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构造、表现意识，并与日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的，其中蕴含着日本人的人生观、自然观和价值观体系。语言的理解已从词汇、语法发展到语用和话语篇章，因此本文分别对以上不同层次的语言信息进行分析，探讨日语的认知模式及其背后隐含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图式。

1 词汇和语法认知的跨文化分析

文化图式是语言知识的背景内容，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在实践中所积累的文化图式存在差异。词汇和语法是语言认知的两大范畴，对于两者的理解和运用不能单纯停留在拼写、构词、语法规则层面，还应了解词汇和语法中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深层文化隐含的关系。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动词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人一般习惯使用他动表达，主动表达和意志表达的形式，而日本人一般习惯使用自动词表达、被动表达和自发等非意志表达。例如：“我把茶泡好了”“明天开运动会”“我要结婚了”，这些句子的表达日本人一般说成“お茶が入りました”，“明日运动会が行われる”，“今度结婚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此类用法反映出日语表达中“主体背景化”的认知模式，背后隐藏着日本人在交际中倾向于“弱化主观意志”的思维方式。日本人认为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自然发生、发展和消亡，喜欢从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状态这一角度来表现。

日语表达中“主体背景化”的认知模式还体现在日语中“句末决定论”的句法特点，它使得日语在句法层面更容易构成委婉表达。日本人在发表意见时经常在句末加一些表含蓄、态度暧昧的谓语附加成分。例如日语中有“けれども、かもしれない、だろう、と言われる、らしいだ”等众多的接续助词、助动词和惯用型，它们可以淡化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形成独具特色的委婉表达。日本人在交际时，特意将语言表达朦胧化或弱化，以委婉代替断定，关键是受到语言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日本人看来，避免冒失和武断，给对方留有余地是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日语中委婉表达形式多样，使用频率很高，且通过语法手段实现。相比之下，汉语中虽有“好像、也许、可能”等虚词的委婉表达形式，但在言语交流中，更多使用肯定形式来表达意志和观点，而这对日本人来说却显得过于独断和自我[6]。语言是人使用的，语言使用的目的是为了交际，因此需要将使用该语言的人和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交际必须理解认知模式下的文化图式。

2 语用认知的跨文化考察

语用和文化是紧密相联的，交际者总是根据各自文化的规约采用一定的说话方式。中日语言使用者受其文化背景和使用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在说话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词汇与语法上，还体现在语用上。中日文化不同，有关言语交际的语用规约自然各不相同。跨文化语用能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交际中准确理解和表达的能力；第二，正确使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社交语言(如感谢、道歉等能力)[7]。日语在语用层面的认知模式具有“定型性”的显著特征。

首先，在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求语言表达符合语法规范，还需遵循语用上的适合原则。日本人在与他人交流时很注重根据彼此的关系选择相应的语言表达，特别是当对方是上级、长辈等位高者时，更需遵循严格的语用规约。例如，“先生はコ—ビ—を饮みたいですか。”和“先生は英语ができますか。”这两个句子的表达无语法错误，但并不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在日常会话交际中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导致交际上的语用失误。正确自然的说法应该分别是：“先生はコ-ヒ-をお饮みになりますか。”和“先生はご英语がいかがですか。”这种语用规约下的“定型性”认知模式背后隐含着日本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在人际交往中尽量避免触及他人领域，不喜欢直接涉及他人的愿望、能力和感觉等，特别当对象是上位者时更显得不礼貌和失礼。例如，直接谈及个人的能力问题，含有瞧不起或轻视对方的意味，往往会引起对方的反感[8]。由此可见，日本人喜欢将自己定位于“集团”整体的一部分，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和谐。

其次，日语中寒暄语非常发达，不仅数量多，使用也十分讲究，同样反映了日语“定型性”的认知模式。日语寒暄语的结构大都有固定的格式，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必须选用相应的说法。如外出时，日本人会说“行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らしゃい”；归来时说“たたいま”“お归りなさい”；在一起用餐时，即使是AA制，饭前和饭后的“いただきます、ご驰走样でした”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与日语相比，汉语里的寒暄则更显具体、灵活，没有日语中严格的定型。在上述场合下，汉语中没有定型的固定说法，有些则问候内容较自由。另外，日语寒暄中还经常喜欢言及过去，例如“先日ご驰走样でした”“この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等表达方式使用频繁，原因在于日本人希望利用过去的交往来沟通和加深双方之间的感情，建立互相之间的连带感，以保持和谐关系。而在汉语里，此类用法使用并不多，因为它容易让人感觉见外，导致拉开互相距离的反效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日语寒暄语的定型性特点反映出日本民族的同质性，说话人在交流时寻求与对方在涉及的话题信息上具有某种共识，行为方式上极为重视遵循共同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与大家保持一致的“人并み”的处世哲学。日语的“定型性”认知模式凸显了日本人对所处“集团”的强烈依附性，并以此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

3 话语篇章结构认知的跨文化审视

话语篇章的结构分析包含会话的开始、话轮的交替、话题的转变等一系列会话过程。在话语系统中，文化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在交往中选取何种礼貌表达方式，而这种特定的礼貌策略隐藏着特有的社会化方式。由于中日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差异，交际中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方式[9]。“交互共话型”是日语会话语篇结构的显著认知模式，具体表现为通过积极的引导和互动，强调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关注。

与此同时，日本人注重附和语的待遇表现，严格区分用词，例如“うん”一般不能对上级使用。而汉语中也使用附和语，如“嗯”“哦”“是这样呀”等，但频率比日语少，一般在理解对方所说的话或同意其观点时使用，且通常在对方说完一句话或段落后进行应答，“待遇性”不如日语。如汉语中的“嗯”的“待遇性”较低，无需区分使用。附和语的使用差异容易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误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内在的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的不同。日本人认为高频率地使用附和语意味着我正在倾听，目的在于顾及他人心理感受，显示对对方的尊重和谦和的态度，表现出融洽的人际关系，是日语表达中共同完成对话必不可少的表现技巧。同时“待遇”表现有维持纵向社会中自身所处的“场”的和谐作用。而在中国人看来听者安静地倾听才是对说话者的礼貌，在别人没有讲完话之前就插嘴讲话，频繁地打断是失礼的。此外，汉语附和语在“待遇”表现方面没有日本纵向社会的严格要求。

4 结 论

跨文化交际中，无论是理解还是表达，都离不开交际者语言认知背后的文化图式。词汇和语法等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话语篇章能力共同构成了语言交际能力。在中日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从以上各层次入手，把握日语语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背景化”“定型性”和“交互共话型”等认知模式，并根据图式理论，将认知模式的前景信息和文化背景信息相联系，剖析其背后蕴含的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如倾向于“弱化主观意志”、凸显“集团依附”和注重“顾及他人”等价值取向。我们需将汉语文化图式融入到日语文化图式中，建立共享的文化图式，对交际者的意图做出正确的感知和推论，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由于图式缺省导致的交际困难或障碍。

[1]Bartlett F．Rememberin：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102

[2]Rumelhart D E．Schemata：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A]．In Spro R J，Bruce B C，Brewer W E(ed.)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C]．Hillsdale， NJ：Erlbaum，1980：37

[3]许秀云，曹春春．图式与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0(3)：72-75

[4]太田裕子.理论と实践における“异文化间言语学”の习问题[J].リテラシ-ズ，2006，3(1)：32-40

[5]彭云鹏.文化图式与跨文化交际[J]．河北学刊，2011，31(3)：241-243

[6]刘亚燕.旅游资料汉日翻译的语言顺应策略研究[J]．龙岩学院学报，2013，32(4)：46-51

[7]杨盈，庄恩平．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J]．外语界，2007，28(4)：13-21

[8]孙满绪．日语和日本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240

[9]许力生．跨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34

[10]陈风.“前置き表”的语言策略及文化意义[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33(1) ：51-57

[11]张韶岩.中日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136

(责任编辑：胡永近)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7.018

2014-12-07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语教学的语用路向与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JBS14170)；龙岩学院青年教师攀登项目 “跨文化语用学视域下的日语教学改革与创新”(LQ2013035)。

刘亚燕(1979-)，女，福建龙岩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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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06(2015)07-006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