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飞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析晚清时期“洋译华述”译书方式的局限

陈飞飞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从译书的主体、内容、过程以及翻译理论的利用等方面分析了晚清时期“洋译华述”译书方式的局限：语言文化的差异、知识背景的隔阂、中外译书者角色主次的错位和翻译理论的缺失。这些局限带来了误译率高、译介内容相对滞后、涉及的学科不够全面等不良影响。正确认识“洋译华述”这一方式的作用和局限，对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洋译华述”；中西文化差异；误译率与滞后性

“洋译华述”是指由外国人口译西书，中国学者进行笔述并且对文字进行润色加工的一种译书方式。这种译书方式在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在晚清动荡的社会情况下，“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制约，“洋译华述”这一外来图书的翻译方式也存在许多局限，这些局限制约了其本身的完善和发展，在其发展的后期也对西学的深入传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1 “洋译华述”：晚清时期重要的翻译形式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图书的翻译活动经历过几次高潮，第一次是汉代到魏晋时期对佛经的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第三次是晚清时期对西学的译介，其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前两次。外来图书的翻译方式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对于“洋译华述”译书方式的研究多集中于机构、人员和成就等方面。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对“洋译华述”的相关翻译机构、主要译者和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陈福康的《中国译学史》、金卫国的《“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述论——以明末至晚清为中心》也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这一译书方式。在此不一一列举。而对“洋译华述”局限性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一般情况下只是简单提及。鉴于自身和时代的制约，“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存在明显的局限，对晚清外来图书翻译活动和西学传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 “洋译华述”局限之一：语言文化的差异

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是中西译者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要求中外译者通力合作，才能达成翻译目标。由于许多外国口译者的汉语水平不济，而中国的学者又几乎不懂外语，这势必造成翻译结果出现辞不达意的情况，影响翻译的质量。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人玛高温合译的《金石识别》序中写到：“玛君于中土文字虽勉强可通，然有时辞不能达其意，则遁而易以他辞，故译之甚难，校之甚烦。”[5]同是这二人合译的《地学浅释》一书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惟余于西国文字未能通晓，玛君于中土之学不甚周知。而书中名目之繁，头绪之多，其所记之事迹每离奇恍惚，常出于寻常意料之外，而文理辞句又颠倒重复而不易明，往往观其面色视其手势而欲以笔墨达之，岂不难哉。”[6]由此可见，语言文化的差异对译者及翻译活动的影响之大。

外国口译者大多兼有传教士的身份。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该馆译员可考证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7]。在9名外国学者中，除去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其余的8名西方学者中有6人是传教士。傅兰雅曾在写给亲友的书信中对当时传教士的汉语水平进行过评价：“一个欧洲人的汉语，不是错误的话，就是非常枯燥乏味的。欧洲人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会犯一些最可笑的错误。因此，如果依照我的意见的话，任何传教士如果不在他的传教区和当地人一起生活以及学习当地的语言五年以上，并通过一定的测试的话，就不能容许他在公众场合开口说一句汉语。”[8]传教士作为口译者的主体，其汉语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对翻译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华人获取西学的渠道有限，因而对西方的语言文化也无法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翻译的障碍始终困扰着当时的中外译者。

3 “洋译华述”局限之二：知识背景的隔阂

译者知识背景的单一性与翻译内容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首先，大多数外国口译者并不是科学家，多为传教士身份。对于当时中国人急需了解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教士了解得并不透彻。傅兰雅接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任以后，曾在信中写到：“我立即开始研究、翻译三个专题，上午研习关于煤和煤矿方面的具体知识，下午钻研化学，晚上研究声学。”[9]可见，口译者在翻译之前自己要先对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行“补课”。傅兰雅的译著涉及数学、化学、声学、电学、机械多个方面，大多情况下，他都是先学后译，这就导致他对原著的内容未必能完全理解，也很难做到精准翻译。以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一书为例，书中将“元素”译为“原质”，“有机物”译为“生质”，“无机物”译为“死质”[10]。这样的翻译结果就与原意大相径庭了。

其次，中国学者也并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鉴于晚清社会的现实需要，翻译的书籍涉及不同的学科，这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华蘅芳曾谈到在与玛高温合译《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等著作时感到异常困难，一方面是因为玛高温的汉语只是“勉强可通”， 另一方面是因为华蘅芳对矿物学和地质学的知识并不了解。这种“跨界翻译”在当时虽是满足现实需要的无奈之举，但无疑造成了许多误译的情况，影响了翻译的质量。

4 “洋译华述”局限之三：角色主次的错位

“洋译华述”，顾名思义，即在翻译活动中存在两个主体，即口译者和笔述者。既然是合作翻译，二者的地位理应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重心却是倾向于外国口译者。

影响之一：外国口译者在具体翻译版本的选择上具有决定权，译介的书籍内容有时会滞后于学科的发展。

在“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中，外国口译者是笔述者和西方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因而他们在具体译书版本的选择上具有决定权。不仅在益智书会和美华书馆这些由教会创办的机构里是这样，就是在清政府组织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也是如此。早期翻译馆翻译的图书，大都由傅兰雅选择并向外国订购原版书籍，译书计划也多由他参与意见。这种情况固然是受当时条件的制约，但难免会出现引进的图书内容落后于当时学科发展前沿的现象。

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是晚清比较成功的化学翻译著作，受到时人很高的评价：“《鉴原》为化学善本，条理分明，欲学化学，应以此为起首功夫。”[11]尽管如此，《化学鉴原》一书的翻译也存在缺陷。《化学鉴原》译自英国人韦尔司出版于1858年的作品，而《化学鉴原》出版于1871年，这时西方化学知识相较于1858年时已经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傅兰雅和徐建寅为翻译馆翻译的第一部译作《运规约指》出版于1870年，而其原著出版于1855年，二者之间也有15年的间隔。这些都反映出译介的书籍内容与当时西方科技发展潮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影响之二：外国口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笔述者的作用被弱化。

在“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中，外国口译者的作用的确不可忽视。华蘅芳在《学算笔谈》中对合译过程作过叙述：“笔述时，务须将口译之字一一写出，不可少有脱漏，亦不可少有增损改易也。至誊出清本之时，则需酌改其文理字句，然所改之字句必须与口译之意极其切当，不可因欲求古雅至与原书之意不合也……不可略参私意也。原本有谬误，自己却有见解则可作小注明之，不可改动原文。”[12]由此可以看出笔述者对口译者的依赖性。

相较于外国口译者，中国笔述者的光芒却暗淡了许多，他们很容易被看成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但是中国学者的笔述活动绝不是单纯的记录工作，他们不仅要对口译的内容进行消化和甄别，尽量纠正错误，还要作大量的润色和校正工作，以使译作能被国人所接受。华蘅芳回忆自己翻译《金石识别》一书时曾说：“当时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犹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惟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辩，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倦就床，嗒焉如丧，而某金某石之名犹往来纠扰于梦魂之际，而驱之不去，此中之况味，岂他人之所能喻哉。”[13]可见笔述工作的艰巨。

5 “洋译华述”局限之四：翻译理论的缺失

缺乏系统成熟的翻译理论是这一译书方式的又一大局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时期“洋译华述”盛行。虽然翻译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一直没有出现系统成熟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活动，以致翻译标准各不相同。译者们一直采用“洋译华述”这种合作翻译的方式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摸索经验。傅兰雅曾先后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但仅是针对科学术语的翻译。而英国翻译家泰特勒早在1790年就提出“翻译三原则”的理论，即译作应完全复原出写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以此来指导翻译活动。

晚清时期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的出现要追溯到1894年马建忠提出“善译”[14]的翻译标准，即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让读者阅读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1898年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5]这一翻译标准直到今天依然被认可。甲午战争后，系统翻译理论出现的同时，译书方式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日文中译”逐渐取代“洋译华述”成为主要的译书方式。而在甲午战前，系统的翻译理论一直是缺失的，翻译的改善和进步主要源于译者个人经验的总结，这不利于翻译结果的标准化。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洋译华述”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翻译形式，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当时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在中国的译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推动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本文从译书的主体、内容、过程以及翻译理论的利用等方面分析了“洋译华述”的局限，指出这些局限造成了误译率高、译介版本相对滞后、翻译涉及的学科不够全面等不良影响，这些影响对西学的深入传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正确认识“洋译华述”这一方式的作用和局限，有利于今天的译者们避免以上提及的问题，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并且对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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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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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力)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7.014

2015-03-08

陈飞飞(1990-)，女，江苏邳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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