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李宇锋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

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对象：马晓先（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

时间：2006年2月25日

初到江青处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监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

就像前面她俩（赵柳恩、周淑英）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来刚进十楼（钓鱼台十号楼——编者注）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上一任）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周淑英）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其他的都一样。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组织上服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开始照顾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她请了阿姨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保健处长陪着，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就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的，连手都没握。

说实在的，在她那儿工作，我们很看重她的睡觉，只要她睡好了觉，我们大家都高兴。早上起来我们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或者“还马马虎虎”，这马马虎虎也行了，她只要睡好了，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因为下面是地板，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标出有响声的部位，我们走的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走空隙，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

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不急：她一打铃，你就得到，不快不行，不能让她打个两次三次的;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那又不行。我们就先走快点，等快到她面前了，定定神，平静平静，再进去。所以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生活习惯。老感觉特别累和困，最困的时候，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看着那些衣服，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我说我都困得不行了。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加一点水，也就刚漫过茶叶，她说你喝点这个，半个小时就好。那个茶水特苦啊！别说，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以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做。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一般等她上床睡了，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但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说不睡吧，第二天要接班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吃上安眠药就睡了。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没有我不吃的。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特清醒，工作效率也很高，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

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针，哪个药该停了，我们都是口头交班，不能做什么记录。甚至萝卜吃了半个，那半个在冰箱里边，哪些毛巾、衣服在洗衣房，哪些没用过，在哪里放着，都得交代特别清楚。这些都是汪东兴，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不许写日记，不许记文字的东西，因为要防止泄密。

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知道。后来，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家睡觉，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

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女儿是3月份出生的，我是9月份到她那儿去的，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去了。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年（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我们根本不顾孩子，不顾家，什么都不顾了。有一次，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嘀嗒、嘀嗒地流，我也顾不上，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弄个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让她醒来以后有吃的。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又请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个门，听着，听着，心里真是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旁观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的关系

李：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关系密切么？

马：在江青的心里，挺在意张春桥的。她在意的最早的是康生，后来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她要看电影就叫他们两人来，因为王洪文他自己有个屋子专门看电影，他老在家里看。

还有江青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能在那个地方。午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晚饭的时候，她就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就要去开会。我经过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张春桥给叫来了，又让我到程师傅那儿给他准备一套碗筷。我想真不容易，因为她吃饭的时候不能旁边有人，不能旁边有嚼饭菜的那种声音，只能是放音乐或者是特安静。但那次张春桥就坐在她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他们是怎么分的菜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一直在谈事。

杨银禄（简称：杨）：大概是开九大前，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他写了一部分给主席看，主席看了后不满意，让江青跟陈说你写的这个不行，不合口味，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他们两个吵的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没吭声，事后江青把他们两个叫到十楼，剋了一顿：“我是传达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还想绞缠绞缠，你们两个在那儿连个屁都不放，回去写检查！”张和姚真写了检查。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过我的手了，但我没看什么内容。就一两页，不太长。

马：在我们印象里面，一般张春桥不露什么表情，姚文元邋里邋遢，有时一边走一边穿衣服，衣冠不整。

王洪文有服务员，有护士。那会儿主席确实给他提供了非常非常优越的条件。王洪文是花花公子，根本不像党的副主席。

杨：张春桥、姚文元的秘书、警卫都是我们警卫局派的，不管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警卫局中办那儿审查过来的。唯独王洪文的秘书、警卫是从上海带过来的。

主席逝世前后

马：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

从1976年8月20号起，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小组在那儿值班，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是怎么看我不知道。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是不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大夫不敢违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

江青还告诉主席身边护士说：“你们要学会给主席擦汗。”

9月2号，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们跟着她去大寨了。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她去过一次，还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发现填平了，她特生气，把郭凤莲叫来，批评郭说：“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说：“我们挖好了涵洞，备战的时候可以当作防空洞，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铁锹的劳动照片，还有和群众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热。此外，还骑马什么的。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没有骑马、照相什么的。9月5号，值班人员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大家就坐火车从阳泉赶往石家庄，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一共20多分钟的航程。

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1976年8月28日），她还跑到小靳庄，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

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有一天夜里大概11点钟左右，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情况。有天晚上又去了清华、北大校园，去看望师生们。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很累。

和主席去世有关的，我还记得两件事。

主席逝世后，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么的全都染成黑色，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一个很大的乔其纱黑纱巾，4条黑色手帕，都是乔其纱的，那种手帕因为不吸水，要是擦擦眼泪，擦擦汗很不方便。

再一个，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

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到我这儿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她就这样问我。“不过在我这儿工作呀也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过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杀头我不怕，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那阵我就是30岁左右吧，听了她这些话就觉得挺害怕的，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当时没理会到这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义，现在想想，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

参与抓捕江青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来一趟！”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跟着他后边走。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事情不会小。就跟着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多问。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进去，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后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以后江青就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张耀祠说：“钥匙该交的你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要上趟厕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10分钟吧。张耀祠就说：“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副驾座上。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地就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