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

胡耀邦逝世后，他的长子胡德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首胡耀邦写给谭启龙的诗：

年逾古稀能几逢？

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 AB 双脱险，

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

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

寿到雏声胜老声。

这首诗写于1988年9月17日，时值胡耀邦从烟台休养“回京路经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寄出去。胡德平随即将胡耀邦手书的这首诗寄给了谭启龙。诗中的“蒙冤AB双脱险”，不禁让谭启龙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起两人在“红小鬼”时期被打成“AB团”的往事。

莫名蒙冤

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到浏阳挑选年轻干部，年仅15岁的胡耀邦经考察被选中。抱着“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的念头，胡耀邦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前往江西，从此走上了革命征途。胡耀邦到达特委后，特委书记张启龙接见了他，并任命他为湘东儿童总局局长。1931年2月，胡耀邦被调任少共湘东南特委书记。8月，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10月正式成立省委），胡耀邦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湘赣省委驻在永新县城内的一个小天主教堂内，省儿童局与少先总队部在北门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二楼。在这里，胡耀邦认识了年长自己一岁的少先总队队长谭启龙，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帮助，工作很合得来。当时的少先队是16岁以上青少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打黄绑腿，佩戴红领巾，手持梭镖大刀，经常操练，配合红军作战。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则由儿童局组织识字、唱歌、跳舞和站岗放哨等活动。谭启龙和胡耀邦二人组织能力强，工作热情高，把少先队和儿童局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1932年夏，胡耀邦还奉命随部队去湘赣边做“扩红”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正当他们以赤诚之心投入革命工作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被指认为“AB团”分子。

所谓“AB团”，即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肃反机关打“AB团”的方法，基本都采取严讯逼供的方式，自然使得许多人被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又必须把与他所在同一级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一些为了自保而胡乱指认他人的情况。其中有人为了过关，胡乱供说胡耀邦、谭启龙是“AB团”分子。就这样，两个朝气蓬勃的少年莫名其妙地被省政治保卫局列入“AB团”嫌疑分子名单。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旦被确定为“AB团”分子，将会面临被杀害的命运。而肃反机关确定“AB团”分子的方式，并非依靠实实在在的证据，而是靠逼供信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当时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

幸免于难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文彬的出现挽救了胡耀邦。“AB团”名单提交湘赣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委员们出现了意见分歧。有的委员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胡耀邦的一位老师是“AB团”，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位老师的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的委员认为，胡耀邦上过初中，能写文章，有知识有文化，极有可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AB团”分子。但有的委员也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了这次会议。他不相信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有心对二人加以保护，便提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就由他把二人带回团中央去审查。大家最终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冯文彬为什么会出面保护胡耀邦和谭启龙呢？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冯文彬对胡耀邦和谭启龙就有所了解，并已选定他们到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结束后，冯文彬随同出席大会的湘赣省代表去湘赣省巡视工作。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后，原先被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的共青团和工会的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正在陆续恢复，亟需补充一批干部。因此冯文彬此次巡视的另一个任务，便是在巡视中物色人才，挑选优秀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

冯文彬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1932年5月湘赣省举行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少先队、儿童团的总检阅活动。湘赣苏区20个县选派了近一万名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他们身背大刀、肩扛梭镖，在嘹亮的军乐、口号声中，列队通过检阅台。随后又依次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这次令人们情绪振奋的活动组织得活泼热烈，井井有条。冯文彬对组织活动的胡耀邦和谭启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之后，冯文彬还有意地同胡耀邦交谈过几次，认为他“言语不多，却很有见地，思想比较开阔，发言条理清晰也很有内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才。那时，胡耀邦正在编一个儿童刊物，自己写文章，自己编排，自己刻蜡版印刷，自己搞发行。冯文彬看过胡耀邦编写的刊物，认为编得生动活泼，很有内容。因此，当他看到经过自己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被列入“AB团”分子名单时，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的。

1933年1月，胡耀邦随冯文彬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来到中央苏区驻地瑞金。冯文彬向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了汇报。顾作霖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被派到中央苏区的重要干部。他按照组织系统，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了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张爱萍此前也曾被怀疑是“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有过险遭杀头的切肤之痛，因此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很反感。所以他不太相信这两个娃娃会是“AB团”分子。但是按照组织程序，张爱萍还是分别找他们谈了话，了解了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然后分配了他俩的工作。张爱萍当时兼任“拥苏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部长，就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

一波三折

在张爱萍的保护下，胡耀邦暂时摆脱了危险，但是危险并未远去。此时，湘赣省委的肃反局势更加恶化。“左”倾路线执行者指责湘赣省委有“平（江）浏（阳）地域观念”，以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为由，撤销了省委书记王首道的职务，判处了省苏维埃副主席张启龙的徒刑，变本加厉地进行“肃反”，一大批领导人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而秘密杀害。他们查到了胡耀邦、谭启龙一案，认为谭启龙是孤儿，可以不再审查，但是胡耀邦是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肯定复杂，况且他又有“AB团”的老师，于是派人前往瑞金，要把胡耀邦带回来重新处理。

主持正义的顾作霖、冯文彬认为情况尚未搞清楚，不同意把人带走。湘赣省委来的人心中也没底，只好同意暂不带胡耀邦回湘赣，但要求立即停止胡耀邦的工作，由少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对胡耀邦进行隔离审查。

胡耀邦被隔离在少共中央局驻地的一间小屋子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他感到非常委屈，非常恐惧。他深知“AB团”的罪名如果定下来，那就一切都完了。他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找组织陈述冤屈。

一天傍晚，胡耀邦趁来人开门送饭，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径直跑到顾作霖的住处。一进门，他就扑到顾作霖面前，呜咽地说：“顾书记，我不是‘AB团呀！”顾作霖安慰他说：“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别急，先回到那屋里去好好等着。”

胡耀邦回到小屋后，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没有把话跟顾作霖表达清楚，暗下决心一定要找顾作霖好好谈一次。

一天晚上，胡耀邦鼓足勇气，敲开了顾作霖的门。顾作霖看到胡耀邦，心里就明白了几分，便提出趁着月色出去走走，边走边谈。

“说实话，你究竟参加过‘AB团没有？”顾作霖问道。

“什么是‘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胡耀邦答道。

接着，他向顾作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出生贫苦之家，14岁时在老家浏阳县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15岁时回到家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团区委委员，由于工作出色被选调到湘东特委担任儿童总局局长，后来又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经历。顾作霖很专注地听着胡耀邦的倾诉，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

顾作霖把同胡耀邦的这次长谈说给张爱萍和冯文彬听，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张爱萍说，胡耀邦当青年部干事这一段表现非常好，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好打破砂锅璺（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所以，他认为胡耀邦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他绝不是“AB团”，而是革命同志。冯文彬也说，胡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来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怎么能是“AB团”呢！征询完张爱萍和冯文彬的意见后，顾作霖的心里就有了底。但碍于湘赣省委来的人等着带人，对胡耀邦还不能解除审查。

沉冤得雪

自从跟顾作霖长谈后，胡耀邦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他相信顾作霖一定会为他主持公道，还他以自由和清白。

瑞金一带的住房多是木墙瓦顶，房间只隔着一层不到一寸厚的木板，那边说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一次在讨论“胡耀邦问题”时，胡耀邦耳朵贴着木板墙，听见顾作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是‘AB团呢！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我了解他，我可以对此负责。”另一个同志说：“既然不是，那就放了吧。但是不能重用，要再考验一段时间。”

随后，顾作霖命令解除了对胡耀邦的隔离，嘱咐冯文彬多跟胡耀邦谈谈，对他多加关心和照顾。他还告诉冯文彬，中央已发现湘赣省委搞“AB团”有扩大化的错误，准备派任弼时去任湘赣省委书记。“耀邦的事等弼时同志去了再说，但现在不能让湘赣省委的人把他带走，不然太危险了。”

几十年后，冯文彬回忆起这一段往事说：我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们谈，别闷在心里。不久，我被派去福建工作，耀邦泪眼汪汪地来送我，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安慰他，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他一直送我到村外的桥头，我骑上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这之后，胡耀邦一直在少共中央局打杂，写文章、刻蜡版、油印，还兼买菜、烧火、做饭……什么都干。

与此同时，顾作霖交代张爱萍负责整理胡耀邦的调查材料，指示一定要对组织和同志负责。张爱萍随即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没有找到一点胡耀邦能够与“AB团”挂得上的事实，倒是把胡耀邦在湘赣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得很清楚，材料中有近20个人的签字和手印支持胡耀邦。调查材料上报到少共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召开专门会议作了研究，终于给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解除了对胡耀邦的审查，让其继续工作。胡耀邦的冤屈终于得以完全解脱。

这一段遭遇，对胡耀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并以此为例，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必须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待干部，也鼓励和要求干部相信党组织，要经得住误解、委屈和考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那些老领导、老战友。1988年3月，已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住在305医院休养，谭启龙来北京参加十三届二中全会，去医院看他。两个少年时结交的老战友，如今都已年过古稀，多年未见，此刻相逢自是高兴万分。除互道珍重外，两人共同回忆起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战友之情，很自然地说到被打成“AB团”的那段往事。两人一起回忆当年种种，不胜感喟，都庆幸碰到了3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胡耀邦还无不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1989年4月，就在胡耀邦去世前几天，冯文彬到医院去看他，他还深情地说：“当年如果没有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冯文彬后来说：“不难看出，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案，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