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复编写的英文文法著作《英文汉诂》一直未能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该作通过打通表音与表意两种不同造字原则的界限，为中西语言追根溯源，以“中西言语，本为合一”的参证体系推得“欧亚同种”的结论，实现中西“赏文之秘”的互补，在提高汉语地位的同时证明民族生命力的强度。《英文汉诂》赋予了语法更多的“使命”，见证了严复借西语以益国文、借延续古文精气以求民族自强的尝试。

[关键词] 严复；《英文汉诂》；中西语言同源；欧亚同种；复古

[中图分类号] I2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091—06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页的‘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而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

这段话出自周作人1923年写的一篇小文《〈日本语典〉（绿洲十四）》，两年后他在随笔《文法之趣味》中又将此段话原样誊抄了一遍，添上杂感数行，收入《雨天的书》，并声明这二十多年来对文法的兴趣没有多大改变。参见周作人：《周作人书话》，姜德明主编，黄乔生选编，北京出版社 1996年版，第104页。周作人：《文法之趣味》，《雨天的书》， 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156-157页。周作人提及的这本一度引起“轻蔑或惊叹”的《英文汉诂》，以中文讲解英语语法，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一本严复编写的语法著作，该书显然未能像他的多数译著那样受到学界的关注

已知的以《英文汉诂》为中心的论文有，邹振环：《翻译大师笔下的英文文法书——严复与〈英文汉诂〉》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赵玉玲：《严复〈英文汉诂〉编纂特色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欧梦越：《严复〈英文汉诂〉考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从严复1903年至1904年的通信记录来看，《英文汉诂》成书的直接原因是要为他的弟子熊季廉编写学习英语的教材。在严复致熊季廉的书信中，可以清晰地理出这本语法著作成书的时间线索

严复：《与熊季廉书》，《〈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253页。欧梦越的《严复〈英文汉诂〉考辨》已对《英文汉诂》的成书时间作了考证，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该书最初名为“《英文汉读》”，又改为“《英文汉解》”、最终定名为“《英文汉诂》”，严复在1903年完成翻译《社会通诠》后开始着手编写此书。《英文汉诂》成书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中国译界人才急缺，严复曾忧心忡忡地表示——

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此以见士趋时逐利者多，而仆学求自得之懿者尠也。

严复：《与汪康年书（四）》，《严复集》（第三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8页。

目下学习洋文人几车载斗量，然其发愿皆于便于谋生起见，其为考察学问政治，而后肆力于此者，殆不经见。

严复：《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第三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页。

略知西文皮毛者，或借洋务虚名谋求私利，或忙于生计奔波，真正借英语经世致用的屈指可数。此外，严复还担心译本自身的局限性，“西书万万不能编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

严复：《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页。授人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读不能遍译且很难保证质量的译本，不如自学西语直接读原著。因此，尽管严复早已察觉一些人学习西文为了趋时逐利，但在《英文汉诂》卮言中，他还是针对所谓学西语会导致“中才莫不牵于所习”，“冀为西人奔走以要利”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及世俗之论最为担心的“西学即日兴，则中学固日废”一一作出驳斥。他认为西方列国中，通数门外语且带官职者不在少数，同时指出学习西语者也分层次，不该将矛头指向急于谋生、恒产无资的学子，而至于国民中真优秀者，“必不出于不通西语，不治西学之庸众，而出于明习西语深通西学之流”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V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作为一名深感“世变之亟”，又深谙“天演之道”的中国近代学人，严复在《英文汉诂》中倾注的不仅有教育启蒙的热情，更有他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思考，同时也为他晚年复守旧法埋下了伏笔。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曹晓华：从“亡国沦种”到“欧亚同种”论严复《英文汉诂》的语言文化观

一中西言语合一说

清末两次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智勇俱困之秋”，在救国保种的考量下，当时中国社会推行的种种变革对于西方的借鉴模仿难免缺乏审慎的思考。在追求速变的背景下，中体开始崩溃，中西的差异被逐渐忽视，正如列文森论述的那样，“被当做‘用来引进综合的西学，并没有像这个整齐的模式（即中体西用——笔者按）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中学的补充物，相反取代了它”。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行，外语正式成为中学修习课程；1905年，科舉制度废除。严复出版《英文汉诂》，适逢西学大举“入侵”，中体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立身之本摇摇欲坠之时，他曾在与熊季廉的通信中提及“科举已成弩末”

严复：《与熊季廉书（二十三）》，《〈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原句为“科举已成弩末，而国之得人不在此论”。当时熊季廉欲赴开封参加甲辰恩科会试（1904年），1905年废科举后，这成为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虽然严复自己数次参加科举均以失败告终，但在该信中更多流露出的是老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而《英文汉诂》通过中西语言溯源提出欧亚同种的理论，也可视为严复对当时中西学此消彼长的一种回应。

严复试图先通过打通表音与表意两种不同造字原则的界限，为中西语言追根溯源，然后得出“中西言语，本为合一”的结论。在结束对“八大词类”（Eight Parts of Speech）

《英文汉诂》中的“八大词类”分别为名物部（Nouns）、区别部（Adjectives）、称代部（Pronouns）、云谓部（Verbs）、疏状部（Adverbs）、介系部（Prepositions）、挈合部（Conjunctions）、嗟叹部（Interjections）。严复在《穆勒名学》中将“八大词类”定名为名物、区别、代名、动作、形况、缀名、缀句、嗟叹，与《英文汉诂》在名称上略有出入。的逐一介绍后，严复切入正题，“盖字各有职，以往八篇所论皆以著其职者也；其继此所言，则英文造字之要，求之中国，与文字之偏旁六书，乃最近也”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0页。。之所以铺垫了“八大词类”，是为了将中英文造字之要打通，为中西语言同源的结论做准备。在第十二章“制字”（Word-making）中，严复正式提出了他所认为的中英制字原理——

字之制成，其法亦有二，一曰会合COMPOSITION，会合者，取分立之文字而合之，使成一也；如lighthouse，inkstand是。一曰转成DERIVATION；转成者，由一字之根root，以意义之殊，而转化其体成异字也；如love字为根，而loving，lover，lovely，lovable诸字由之而出。前之法，即中文六书之会意；后之法，即中文六书之转注……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1页。

（泰西拼切之字）独会意，转注，假借，三者，其为用于中文正同，会意，转注，即前论矣，其假借法，以一字而当数义，如box字有二十余诂，此则西文谓之ambiguity，所最多者，皆由假借而得之。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1-102页。

严复将英语的词根词缀构词法套上了汉字会意、转注、假借的外衣。根据现代语言学分类，汉语属汉藏语系，是缺少词形变化、注重词序的孤立语，而英语属印欧语系，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属屈折语。严复却将两者的构词法结合在一起，这其中的音形差别被有意消除，导致《英文汉诂》在解释中西词源时“自成体系”却又略显牵强。

《英文汉诂》从音训和后缀流变两方面考察中西言语同源，以“因声求义”的传统方法为起点，努力寻求中西语言系统在语音上的“契合”之处。近代以来的学人对汉字字音格外重视，章太炎不满治小学者“以指事、象形为本，转注、假借为末”

章太炎：《文始叙例》，《章太炎全集 （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认为考证汉字形音义变化更需强调语音辨析。后来黄侃所论造字之初 “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

黄侃：《声韵略说》，《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 第2卷 第2期， 第1页。，将造字顺序以声、义、形依次排列、王力的《同源字典》从语音入手分析同源字，都是在借鉴肯定章氏等人对语音流变的研究成果后，进一步完善了对汉字语音词源的考证。《英文汉诂》同样也以语音为切入点，在解释英语五元音时就将其与中国古音宫商角徵羽相对应，并按照汉字韵部做成一张“英字元音表”，这种中英音对照的方式在全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严复认为英语中通过变化元音以改变词性的现象与中文的“破读法”相似，即通过平仄声调的变化来改变汉字词性。这种联系的结果就是通过考据汉字古音，将该古音与发音相似的某个英语词缀归为同源，以支持中西合一的论断。如论及英语常见前缀“-a”时，严复将其与“於”字联系，认为“於”的古音读为“鸦”，而“鸦”音与“-a”相近，因此“中西言语，当上古时，本为合一”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11页。。而在论及英语中的外来后缀“-oon”、“-one”、“-on”时，由于这些后缀都有“大”的含义，而“中文六书，凡字之从于声，及奔贲诸声者，皆含大意，如讦竽墳鼖诸字是，其制字之音义，于此乃暗合，于之古音正为o，而奔贲收音则oon也”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0页。。严复通过考证从“于”声之字皆含“大”意，“于”字古音又与“-oon”发音相近，再次推导出中西言语同源。

英语后缀流变也被严复纳入到相同的理论框架中。讨论音节划分时，他认为“但若于音无害，则其分之也，当依造字之意为之，此与中文偏旁之意正同”

严复：《英文汉诂》，商務印书馆1933年版，第8页。。如果用现代语法解释，划分音节时辅音连缀应看作一个音节，不可拆分。但严复显然没有用学理性的语言解释这一划分规则，而是将落脚点放在了强调“与中文偏旁之意正同”上。当然，他也承认英语的语音流变与汉语有所区别，但更多旨在感叹“假六书为合，易同拼切之字，则久之亦将化为尾声”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0页。。例如古英语单词复数加“-as”，继而依次演变为“-es”、“-s”；古英语中动词过去式为“-ed”形式，由于“西文以拼切，故易磨损而合一，久之love did乃化为love-d”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0页。，而中文不易合，仍是“爱了”两字分立（严复将“了”视为中文表过去的“后缀”）。相类似的还有对英语副词后缀“-ly”的分析，同样将其与“不易合”的“某然”结构作比较。这些中西文字的差别在严复看来是中西文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产生的不同结果，但他强调的并非演化的结果，而是演化起点的相同——中文与古英语本出同源。二欧亚古民同种说

在西学不可不治、西史不可不读的年代，在“亡国沦种”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Ⅰ，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原文为“又虑鞮寄象胥之业，古先圣王所视为至贱者，浸假乃遍于党庠术序之中，而吾之典籍文章，所谓支那之国粹者，举以扫地，此亡国沦种之先驱也，又恶乎可”，这是严复模仿那些守旧人士的口吻写的。他当时对这种固步自封以救国保种的行为十分反感，试图提出避免“亡国沦种”的另一套方案。的民族危机下，严复坚持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仍是“先通其语言文字”。他的立场显然与固守中体、提防西学之人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语言观是全然西化的。严复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任教，自然科学格物致知的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借西语以救国难本来就充斥着急迫感，从而也带上了强烈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进一步说，严复大力提倡学习西语只是将西语定格在了交流工具层面，而一旦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立场，他便举棋不定。

虽然《英文汉诂》也偶涉日语等其他语言，但中英语言的比较仍是讨论的重点。在考证了大量古英语与中文（主要是文言）的“相似之处”后，严复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所谓中英制字之法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中西古语多同，西人如艾约瑟等所言多与鄙人合者，可知欧亚之民，古为同种，非传会也”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4页。此处提及的艾约瑟，或系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著有《中国在语文学上的地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以汉语演变佐证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发展》（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Exemplifying of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等，余情待考。。以一种中西语言参证的体系推得人种学的结论，这背后依稀可以感受到严复面对的民族压力。人类祖先起源于非洲，从这个角度看“欧亚同种”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如同在论证中西言语归同时没有采用严谨的学理分析那样，严复在论证欧亚同源时也未对此加以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主要从语言断想上推导。事实上，在语言学界确实有一种“单一祖语说”，即所有的语言最初起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言，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学界也有反对质疑“单一祖语说”的声音。提出社会运行语言学的法国语言学家克洛德·海然热（Claude Hagege）就认为：“语言的单一性是指只有人类物种才具有的天赋：言语活动（langage），而不是语言（langue）本身。从源头上看，人种虽然单一（种属单生性），语言却不是单一的（语言多生性）。”

[法]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 张祖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3页。他推测这种对单一原始语言的执着寻找只是人类对大同世界美好想象的一种体现罢了。1887年柴门霍夫也是本着全人类能够使用一种语言沟通交流的美好愿望发明了世界语，世界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学人，清末围绕“万国新语”的激烈辩论在当时就与“大同理想”、“国粹”、“民族存亡”等焦点密切相关。对于严复来说，他所论证的同源同种更多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一旦语言与民族命运相结合，只用讲求实证的结构语言学知识或人类学知识对《英文汉诂》体现出的语言文化观进行“证伪”，对严复显然是不公平的。

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开辟了一条和后来着重实证分析的结构语言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与庖丁解牛式的“解剖学”研究模式不同，洪堡特将语言研究视为一个“生理学”的过程。前者将语言视为静态孤立的研究对象，从而错失了后者研究带来的有机动态的成果。语言是人类内部精神活动作出的选择，“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21页。，洪堡特明确指出：

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语言就其内在联系方面而言，只不过是民族语言意识（der nationelle Sprachsinn）的产物……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16-17页。

尽管洪堡特在解释“精神活动”等关键处总是语焉不详，可毋庸置疑的是，民族的精神力量是语言选择和应用、守护与更生的驱动力，可以说，语言是心灵的外化，其中的对应关系显然不可能被作为抽象的孤立物来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从语法、学理是否正确的角度来讨论《英文汉诂》是无效的。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洪堡特归纳的语言的两大作用分别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他继续补充道：

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內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Ausbildung）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36页。

严复以文言“诂”英语的过程，也是一个“控制”和“改造”的过程。面对与自己的母语体验迥异的异国语言，严复的文言经验自始至终制约着他对西文的理解、吸收和应用。来自本民族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严复对于中西语言渊源和欧亚人种演变的想象表现了出来。特定的时代氛围又进一步强化了严复对自己语言文化比较体系的信心，这种信心同时掺杂着母语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由此，严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身的民族语言规范“归化”西方文法体式，开始了由语言到民族合法性的申辩，尽管这种申辩从《英文汉诂》的编写上看遵循的是“由西到中”而非“由中到西”的顺序。印证中西言语同一，是为了给汉语“正名”以控制偏见，即“文明进步”的表音文字强于“原始野蛮”的表意文字。严复在《英文汉诂》中并未将表意汉字的字音搁置一边，而是用一种传统训诂学的办法由汉字的古音推延至古英语的构词成分发音，通过一种牵强的“求同”实现汉语与西语的对话，实现中西“赏文之秘”的互补，并以此作为民族精神压力的突破口，在提高汉语地位的同时缓解民族意识的焦虑感。用语言推导出的欧亚同种理论，其实揭示了这样的内在逻辑——语言生命力强弱的背后是民族精神力的强弱，古老的汉语既然与古英语同源，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先天上与西方民族相比不存在劣势。通过改造、更新、再生，汉语的危机能够化解，“亡国沦种”的危机也能缓解，因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2页。。正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矣，未闻徒尊重其语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

严复：《英文汉诂·卮言》V.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三“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语法的“重负”

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对日腾于士大夫之口的中体西用说不以为然，这并非是因为他固守中体，也不是由于他全盘西化以西代中。在他看来，中西学各有“体用”，且两方之体用皆不可二分，即同时强调中西学各自的特点——“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这样的思想也可以在两年后付梓的《英文汉诂》中找到踪迹，“中国文字最古，然先民从未为之律令……今欲示学者以中西之相合，试取诗古文中一二语为式而驭以析辞之法，庶几可互相发明也”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1页。。他以中国古诗文为例，借鉴西文划分句子成分的方法加以“中式”的阐释，而这部分成为了周作人所说的被“轻蔑或惊叹”的部分，其中可见严复以汉“诂”英振兴中学的良苦用心。他自述析辞之用“不独见于西文而已，乃至通之中文亦将擘理分肌，寻条讨源，而得其用意之所在，此赏文析义之秘也”

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32页。。学习西文整饬严密的句法结构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完善中文的行文修辞，严复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

事实上，严复从未否认过自己对于古文的痴迷。他因为译书好用生僻古字受到梁启超的质疑

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115頁。原文为“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曾多次为自己进行辩解——

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页，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严复：《与梁启超书（二）》，《严复集》（第三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517页。

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

严复：《与张元济书（十四）》，《严复集》（第三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1页 。

可见在严复心中，选取古字已经成为了一种情结，用考证过的精心选取的古字翻译西书是最为恰当的，而且严译作品的理想读者本就是具备一定古文功底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坚守”。严复翻译的一字一句，不仅是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也是中西语言互换纠缠的印记，他视为根本的汉语表述形式不是从梁启超建议的通俗易懂出发，而是从溯源固本出发。《英文汉诂》虽不能算译著，但书成之后严复对汉字的执着和自信仍然可见一斑：“窃意此书出后，不独学英文者门径厘然；即中国之文字语言，亦当得其回照之蓋[益]也。”

严复：《与熊季廉书（十八）》，《〈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严复给《英文汉诂》增加了语法的“负担”，语法对于他来说不仅只有语用层面的意义。

严复并非是第一位也不是唯一一位试图借西语重振国语的人。1898年，马建忠出版《马氏文通》，以中国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语法体系创建了中国的语法学，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书中古诗文例句的罗列占了很大的篇幅，单纯语法层面的解释并不十分详尽，对于基本的“字”“词”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但这种借用西方语言学的外壳填入中国文法例句的撰写方法成为了一种语法书的模式。马建忠在后序中自述著书原旨：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则是书也，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将大群焉。夫如是，胥吾京陔亿兆之人民而群其财力，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

马建忠：《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 13-14页。

《马氏文通》作为一本语法书在试图沟通中西的同时还承载了“不为他群所群”的民族自强愿望，这与严复作《英文汉诂》以期国人自强何等相似。马建忠又自记《文通》“人苟能玩索而有得焉，不独读中书者可以引通西文，即读西书者亦易于引通中文，而中西行文之道，不难豁然贯通矣”

《上册付印题记（建忠自记）》，《马氏文通读本》，吕叔湘、王海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若干年后严复的《英文汉诂》试图揭示“中西赏文析义之秘”，对于语法著作出版后的影响力有另一重期待，可见此二者著书立意相同之处。梁启超论清儒治小学，曾梳理出一条线索：“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字之椎轮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9页。章太炎通过肯定汉字型、音、义的独立价值，使小学不再依附于释经，这为马建忠初步厘清古代汉语语法的尝试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在具体的字义明晰方面，出版于1909年的《小学答问》在解读《说文解字》的基础上以问答的形式“明本字借字流变之迹”

章太炎：《小学答问》，《章太炎全集 （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5页。，而章氏在此书中最为倚重的方法莫过于“因声求义”，而这也是章氏一贯的治学理路，以字音追溯汉字根本，“则孳乳浸多之理自现，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耐人寻味的是，在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西方语法体系互相磨合时，西方词汇和语法给近代学人带来的震荡不仅限于语言文字，“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

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上） 小学略说》，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页。，章太炎所谓的“语根”一旦被触及，王道风化之变亦不可避免。而在借鉴西语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在汉语和西语之间明辨主次，颇似“夷夏大防”在语言学层面有了变体。从这个层面看，严复的“同道中人”并不只有上述两位。

1907年，章士钊出版《中等国文典》，这部贯彻章氏“保旧增新”之意的语法书，作为被“教育部审定”的中学语法教科书，同样借鉴了西方语法系统，先后再版二十余次，可见其影响之大。《中等国文典》的结构大略与《马氏文通》十分相似，同样是参照西语词性将汉字分门别类，各列数章，并加古典章句作为例证，只是将“字”“词”做了区分。章士钊在该书《序列》中同样寄希望于以西文句法明晰汉语行文规律，使学子文采斐然——“以桐城姚氏之类纂择授诸女士而诠释之，时辄按之西文规律”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序列》，《民国丛书 第二编 54 语言 文学类》，上海书店，据1935年商务版影印，第1页。，这也是他在凡例中自诩的“国文风味”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民国丛书 第二编 54 语言 文学类》，上海书店，据1935年商务版影印，第3-4页。。

马建忠、严复、章士钊的三本语法书都试图构建起中西文对话的桥梁，三者编纂语法书的出发点都是相似的。虽然《英文汉诂》不直接以汉语语法为研究对象，但在介绍英文语法时，中西参照之意十分明显。《英文汉诂》在详尽分析西文语法的同时，汉语的地位借助比附有所“提升”；《马氏文通》和《中等国文典》则直接跳过了分析西方语法的步骤，借西方语法的系统结构分析古汉语语法，事实上也是迫切希望展示汉语的生命力。

1906年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严复怒斥“歧趋”

嚴复：《论教育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8页。做派，即西学乍兴之时，轻浮少年薄古人之智，取西学皮毛逞一时之快。本指望学子能觅得西学门径，重振古文，但事与愿违。“西学之用”不再辅“中学之体”，严复担心的“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没有发生，可在他看来情况更糟，西学东渐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含情脉脉，而是步步紧逼。当西学冲击古法时，严复把“民德”置于“民智”和“民力”之上，毕竟他的启蒙教育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皮后锋：《严复大传》，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1-13页。，考进福州船政学堂的文章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他求学的起点已昭示了他未来的归宿。

对于“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

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严复集》（第二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页。的预言，老年严复“蹴然应之曰”——

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虽务存而犹亡，及其存也，若几亡而仍存，非人之能为存也，乃人之不能为不存也。……

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严复集》（第二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页。

严复的一度趋前可以视为存旧法精气的特殊努力，他晚年的复守旧法将原本欲说还休的传统坚守完全彰显了出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他遗嘱中的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遗嘱》，《严复集》（第二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页。，在他看来旧法即是根脉，古文是旧法的呈现，“英文汉诂”的终点必须是“汉”而不可能是“英”。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严复：《自拟书房联语》，《〈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从1906年严复自拟的书房联语中不难看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无奈“烈士暮年”，纵然“壮心不已”，也不能无视病体华发。严复及其学说最终也完成了在中国近代史中的新陈代谢，《英文汉诂》虽然不是严译名著，但也见证了严复借西语以益国文、借延续古文精气以求民族自强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