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榕　刘行芳　高宪春

充分认识延安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现实价值

□刘修榕刘行芳高宪春

2015年，我们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延安时期为组织群众、展开抗战而创立的新闻工作群众路线指导中国新闻实践也走过了70多年。延安时期形成的生动体现我党群众路线的群众办报思想，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深化改革、推进开放的今天，在新的社会媒体语境下，充分认识我党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现实价值，始终不渝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改进文风，坚持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群众路线；再认识

2015年，我们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我党创立“群众办报”思想并指导我国新闻实践也走过了70多年。任何理论的形成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都是社会实践推动的结果，“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也是出于当时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全面抗击日寇的需要。“群众办报”的群众路线指引我国新闻实践70多年，在十八大后得到进一步加强。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保障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全面落实。［1］全国新闻界应声而动，在已经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走转改”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办报刊的指导思想，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发展，对自身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创新探索，提高了对新闻事业作用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张和方针，为党的新闻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引入到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活动中来，为革命年代新闻传播工作找到了正确方向。群众路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树立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二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核心是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要求直接影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1942年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解放日报》的改版时指出，《解放日报》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并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抗战日报》的指示中指出：“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了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时，全面阐明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关系，指出党的报纸也要依靠大家来办，依靠全体人民来办，依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贯彻“群众办报”的指导思想使得人民群众成为办报的主体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这一点：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群众的需要和喜好入手，加强对群众意见的反馈，及时调整办报的内容和形式，这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早已从战争状态进入到了和平建设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但是这种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思想，仍然有其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加多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趋多元，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人们可以实时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互联网、手机等移动智能互联终端的普及，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信息接触的时空限制。不过，虽然传递信息的介质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党报发展到了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等多种媒体形态，但从现实的运作来看，哪家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群众的需求出发，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产品，并积极吸纳群众参与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与他们进行良好的互动，哪家媒体就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能不断提升。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越是在信息碎片化、信息鱼龙混杂的当下，越是在传统权威媒体受到冲击和质疑的新媒体时代，越是要突出群众在媒体中的主体地位，及时满足人民群众对信息的多方面需求。

二、坚持“群众办报”方针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群众办报”口号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创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提出 “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用于指导党的新闻传播实践，大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特色的新闻传播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构建起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传播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当下，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世界日趋一体化，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新闻传播已经直接或间接影响、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乎全部领域。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党的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成为党和群众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和途径。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新闻媒体传播需要与时俱进，新闻传播理论需要联系实际进行创新，要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形象而清晰地告诉群众前进的道路，指出前进的方向，用道理说服群众。

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对于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特别是构建国家软实力，都是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需要适应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信息传播已不是简单“你传播我接收”的模式，人们有着主动参与信息传播的意愿和技术条件，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是一个广播台”的背景下，必然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密切联系群众的途径与方式方法进行探索和创新。坐等群众来信或者热线来电，然后进行反馈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群众主动表达意愿的需求。因此，媒体应主动地了解群众的需求变化，建立动态化、常态化的沟通模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微博、微信、网络发言的关注上来，通过分析、判断，实时地了解群众的需求。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对于群众信息需求的关注和满足，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党的新闻传播媒体在舆论中的引领地位。

同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牢牢把握将党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传播到群众中去这个关键。党和政府大政方针政策的提出往往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通常又同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现实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好的政策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真正地发挥应有的效应，这就需要媒体将这些具有抽象性的政策方针进行形象化的宣传报道，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信息环境。中国梦的践行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每个人自己的理想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需要通过结合群众日常生活，从平凡人、平凡事入手，将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如何将个人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充分地说清楚。

三、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大力改进文风贴近群众

新闻传播是一种符号的再现，即通过对信息进行符号的编码，形成文本或音频、视频作品，告知受众世界变动的信息，从而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来应对各种变动。要想最大限度地实现传播的有效性，将信息传播转变为人们的实际行动，或者转化为他们的思想精神动力，就需要在文本、视音频符号的制作上下真功夫，下大功夫，下苦功夫。不同媒体的符号制作通常表现为传播的文风。传播的文风与群众文化信息的接收水平密切相关。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解决文风问题，曾经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要求全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要求全党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一些同志仅凭主观想象，凭一时的热情，凭死的书本办事，只会甲乙丙丁地罗列现象，只会写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群众的根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进而强调新闻媒体要不断改进文风，“要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改进新闻报道文风的重要体现，“文风朴实”“贴近群众”成为当时评价报纸优劣的标准之一，这对以后中国的新闻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下，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更需要新闻传播在文风上下功夫，不仅要广泛覆盖、浅显易懂，而且要准确传递、专业报道，即在浅显易懂广泛报道的基础上，要提升文字表达的准确性、生动性和专业性。特别是在新媒体语境下，火星文、新词汇层出不穷，同样的词语，含义却发生了变化。而党的传统媒体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权威性和公信力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和接受。“给力”“点赞”“正能量”等词语的流行，体现了《人民日报》等党报新闻传播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媒体中，也存在着一味地生造词汇，迎合低级趣味；或是滥用调侃腔调戏说严肃事件，希望以此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或肆意夸张放大丑恶现象，降低媒体审美标准的现象，导致了部分媒体远离群众的实际需要，丧失了一个媒体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纠正新闻媒体的不良文风，改正哗众取宠、肆意煽情的恶俗做法，是当下新闻传播环境得以净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闻报道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示世界的变化。在文本符号的制作过程中，要及时关注人们的言说交流语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语言对日常话语的影响，分享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及娱乐新闻信息，始终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群众，使党的新闻传播内容与方式方法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改进，树立起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契合时代的脉搏，坚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注重群众的现实需求。要将富有深刻内涵的风格与内容结合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想要吸引群众，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要报道的内容，还在于报道的方式。将简单的问题描述得错综复杂甚至故弄玄虚，是目前新闻报道中时有发生的一种不良文风；将原本重要的问题掐头去尾片断呈现，尤其是只截取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加以演绎，或者干脆做个标题党，而忽略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及其有机联系，更是目前媒体的一种不良文风。这都不利于真正满足群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

四、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延安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较为成熟、系统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将报刊广播视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而延安新闻报道的实践就充分体现了“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这一根本要求。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其社论 《致读者》一文中，清楚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社论指出，“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当时是将“党性”和“群众性”列为党报的工作原则和基本品质。从这一原则出发，要求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新闻媒体（报刊和广播）是党的媒体，是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切实遵循党性原则，体现党的政治立场。通过强调“政治家办报”，加强了新闻媒体工作中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领导和群众观念的强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了总编辑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将事实确定为“新闻的本源”，并特别强调“事实”与“性质”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认识到“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都是第二性的，是派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他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和“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作为划分好坏报刊的标准之一。延安时期我党所面临的环境十分恶劣，而新闻媒体在那种战争时期具有特殊的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客观性原则，从 “事实的第一性，彻底尊重客观事实”出发，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一判断。在延安，陆定一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与政治性及性质说进行了讨论澄清，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革命生产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报道，反对“客里空”，拒绝虚假新闻和不实报道。后来，在由《晋绥日报》发起的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中，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当时较为普遍存在的新闻报道中的种种不良做法，纠正了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错误倾向，维护了党的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客观真实性，大大提升了党的新闻报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当前社会语境下，媒体呈现多元化，除了传统大众媒体外，还出现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信息聚合平台，在这一平台之上，如何坚持党性原则，如何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使是传统大众媒体也出现了都市报、晨报、晚报、经济台、交通台、娱乐台等市场类媒体。这都迫切需要创新观念，将党性原则与现实新闻报道结合起来。新闻战线的老领导、长期在中央管理新闻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立场。”［3］新闻工作是推进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机器，新闻工作者是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因此，我们的新闻媒体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要熟悉党的路线、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各方面需要，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

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既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政治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从事革命事业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绝不是消极的有闻必录，而是成为各种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办报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党的新闻传播事业顺利发展的不竭动力。新媒体环境下，一些人要求照搬西方的媒体体制模式，弱化党性原则，在新闻报道中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选择传播的信息内容，采用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当然，我国的新闻报道，也有一个需要放开眼界、勇于创新的任务，要不断创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形态，不断探索新闻报道的特殊规律。坚持党性原则，不是只报道成就，而不反映问题；不是只报道领导会议讲话，而不报道如何贴近普通百姓的现实需要，“新闻是从群众中来的，要采访新闻，就需要深入群众，善于接近群众中的各种人物”［4］。“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判断，是基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党的宣传工作中心而进行的一种判断，因循守旧固然不对，而盲目跟风、脱离实际、胡乱创新，以噱头换眼球，造成社会媒体环境的恶化、舆论环境复杂化等更是与党性原则相违背，违背了“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如果群众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不能占据我们报纸主要篇幅的话，那么这样的报纸仍然是脱离群众的。”［5］

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一贯要求，而在网络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的社会语境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不断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记者的笔“是人民的笔”，而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任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6］。这都进一步强调了以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引领社会舆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这也成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逻辑起点。

当下，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交流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人们通过不同的接收终端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解，媒体竞争更为激烈。一些新闻媒体出于赢利目的，单纯为了市场利益，博取眼球效应，而将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出去，造成了虚假新闻报道的产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必须加以重视和改进。同时，也需要把握媒体服务对象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形成一个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摆在我国新闻工作者面前的另一项任务，是要解决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的碎片化信息冲击人们有限的注意力的问题。毫无疑问，党的新闻媒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沟通渠道。但也要看到，当下新闻媒体所面临的社会语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新型媒介传播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对传统党报媒体构成强大冲击。为了追求最大的点击率、转发量，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报道假新闻，扭曲事实真相，捕风捉影，对事实任意进行曲解，导致受众对新闻报道信任度降低，进而大大影响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社会上甚至出现宁肯相信小道消息，也不认同媒体报道的极端情况，使得一些新闻媒体丧失了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动权和引领作用。

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媒体更应该遵循新闻信息传播的客观真实规律，尊重事实，密切联系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创新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积极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媒体语境下，每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主流媒体可能还未来得及介入到真相的报道中，各种信息就已经充斥新兴网络媒体中，这些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传递的信息可以迅速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压力。这是新媒体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闻工作者不能跟风报道，要客观、忠实、朴素地叙述所见所闻的事实，应该冷静地分析各种信息，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的主要方面，揭示事件的真相，以正确的导向来引领社会认知，对不良社会倾向提出批评，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

“群众办报”的群众路线是延安时期党对新闻工作的理论创新，并发展成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路线。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媒体语境不断变化的当下，群众路线更凸显出其现实意义。媒体不能关门来办，应该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也不能一味地迎合，要有高屋建瓴的本领，把握大方向，采用新鲜活泼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高质量、有价值、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闻报道，以新鲜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闻报道来教育、组织、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EB/OL］.http：//cpc.pe ople.com.cn/n/2013/0419/c64094-21205977.html.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9.

［3］胡乔木.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转引自朱家梅.胡乔木新闻思想述论［J］.中国出版，2011（7）.

［4］程丽萍.新闻从群众中来［J］.新闻前哨，2012（11）.

［5］胡乔木.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转引自朱家梅.胡乔木新闻思想述论［J］.中国出版，2011（7）.

［6］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65.

（刘修榕为央视网记者；刘行芳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高宪春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