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荣，陈昌盛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体育教研室，广东珠海 519041）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路径研究

吴家荣，陈昌盛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体育教研室，广东珠海 519041）

研究职业体育与制度问题对于提高职业体育运行的经济绩效具有现实理论意义。试图在梳理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轨迹和阐述国外发达国家职业足球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演化和国家理论等观点，研究我国职业足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及国家经济、社会形态及体育发展中各种制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互补性）。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析我国职业足球国家需求和民众需求的互惠原理，以实现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人文价值和心理价值为核心利益；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分析足球项目在传统和职业两种不同模式下的运行关系，尤其是对当今我国足球发展路径的职业模式进行探索；运用博弈论和国家理论对政府和市场在职业足球发展中的角色、职能和权力进行探讨，以启示我国职业足球价值定位及其制度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职业足球；发展路径；制度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发展成就了一个“奇迹”，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却引起了国家和人民的反思。十八大后我国政府提出将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定为7.5%，这是8年以来中国首次将经济增长预期定在8%以下，其意义表明我国政府已彰显出经济转型的决心，“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应齐头并进。对比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发展模式转型和路径探析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从体育本质探析，奥运金牌增长与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从属关系，而不应该是替代关系。在国际上，职业体育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它是体育市场营销与开发、高水平教练团队建设、职业体育国际知名度、体育文化传承以及该国运动员在国际职业体育赛事中所取得成绩等等因素的集中体现。因此，职业体育发展路径是我国体育事业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

诚然，今天的中国足球“腐败丛生、臭脚云集”，已成为足球项目改革暴露出的焦点问题。从学理层面分析，“腐败丛生”反映出我国足球改革所滋生出的监督和管理问题，由此，破除足球项目发展的路径依赖将是制度革新的重要举措；而“臭脚云集”则体现出我国足球竞技水平与体育金牌大国形象的强烈反差，尤其对于我国最早实行职业化改革的足球项目而言，足球制度改革不彻底、管办关系不顺畅势必将阻碍我国其他项目职业化改革的步伐。职业化改革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发展的最高目标，毫无疑问，足球项目也不例外，但我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引发的竞技水平低下和产业拓展艰难的生存危机值得深思。

本研究试图在梳理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研究我国职业足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国家经济、社会形态及体育发展中各种制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互补性），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析我国职业足球国家需求和民众需求的互惠原理；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分析足球项目在两种不同模式下的运行关系，尤其是对当今我国足球发展路径的职业模式探索；运用博弈论和国家理论对政府和市场在职业足球发展中的角色、职能和权力进行探讨。

1 我国职业足球改革回顾

在世界上，足球项目是职业体育发展的根基。1857年英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足球俱乐部［1］—谢菲尔联足球俱乐部，标志了职业体育的诞生。在我国，竞技水平低但群众基础好是足球项目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诚然，振兴足球项目是国家领导人、体育主管部门和民众多年的夙愿。随着我国政府对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90年代初期启动国家层面的体育项目管理体制的实体化改革—即成立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其中足球是最早成立单项体育组织（协会）的项目之一，为1994年职业化改革提供了契机。

从历史角度回顾，鲍明晓（2009）［2］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职业联赛成立初期（1994－1999），在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下，将各自省市专业足球队与当地政府、企业联姻，且企业作为联赛赞助商而不是职业联赛管理的真正经营者，成立了俱乐部并参加甲、乙级职业联赛，中国足球协会以领导者的身份指挥和管理联赛，当地政府在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投资足球的企业优惠政策成为其介入的主要诱因［3］，再加上国际顶级体育运营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IMG）的参与，这都为第一个5年的中国足球联赛球市火爆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2000－2005），随着IMG的退出、竞技水平下滑但交易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职业联赛不堪重负，加之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从而滋生了职业足球联赛假球、赌球、球员生活腐化等不良现象，为我国足球职业化进程设置了制度壁垒，职业联赛举步维艰；第三个阶段（2006－2010），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诞生给各俱乐部带来不堪重负的交易成本，职业俱乐部已呈现出成本上升与联赛竞争力离散程度增大的结构性差异，诸如“联赛冠名裸奔”、“俱乐部频频易主”、“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淘汰”、“央视封杀中国足球联赛”、“主流媒体、名嘴调侃足球”等，但这时的中国足球协会领导却已成为联赛经营的唯一决策者。随着足球“假黑赌”等事件爆发后，我国职业足球已暴露出生存危机。

总之，在现行体育管理体制背景下，中国职业足球从火爆市场到矛盾激发，最后到“不可收场”，已成为体育改革的“怪胎”。在职业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本希望足球像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一样，在职业化背景下能为国争光，但中国职业足球“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难以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由此在政府和市场管理权限的错位和失位现象，使得制度和足球从业者行为难以相互塑造，最终导致职业足球秩序紊乱。

2 发达国家职业足球发展概述

国外职业体育发展历经近两百年的历史。毋庸置疑，职业体育制度发展受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维因素的影响，例如，英国最早的俱乐部制发展到美国时，随着制度变迁，至今美国已经实行“联盟制”的组织形式来运行职业体育，已经形成高度社会性自治化的职业管理模式。在我国，足球项目是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但从目前的改革成效上分析，竞技体育成绩难以让国人满意，同时职业体育市场也难显现出火爆的场面。我们不得不将足球这一高度社会化的项目回归社会中去探讨其路径。TIM BREITBARTH（2008）［4］在《足球产业社会责任》一文中，以90年代为时间节点，总结了职业足球俱乐部主要业务板块（表1），除门票、商品销售、赞助、广告等基本的营销产品以外，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可见，90年代以后是经济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在此影响下，足球俱乐部方面的广播权、代理人和赞助费用均快速上升，成为俱乐部的支柱性收入；其二，场馆经营已形成公有设施商业化、娱乐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足球场功能的集聚升级，使得足球俱乐部运营模式完全市场化、商业化；其三，商标品牌的发展使得足球俱乐部跳出了仅仅从俱乐部会费增收的范畴，欧洲许多知名的足球俱乐部都依托于本身的品牌价值向其他行业扩张。显然，职业足球俱乐部理应发挥自身多元化业务板块的优势，以增加盈利、提升项目品牌和企业影响力发展作为宗旨。

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在职业体育发达的欧美国家，体育早已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柱性产业。足球作为风靡全球的世界性运动，自然早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之一，同时职业足球的聚集－发散效也给投资者带来的利润，成为吸引众多商家的诱因，英国、德国和美国等职业体育发展较早较好的国家，足球俱乐部更是承担着社会诸多方面的责任（见表2），这也是该国职业体育蓬勃发展的动因。从职业体育发达国家足球产业发展情况来分析，职业足球俱乐部都与财政责任、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教育培训和慈善事业等城市发展联系在一起，成为城市进步的产业之一，例如，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已成为西欧各国球迷的商品，其公司化运作的模式不断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同时也向社会获取资源，也就是将基层会员、品牌消费、教育培训等作为赢利主要手段。

表1 职业足球俱乐部主要业务板块

表2 国外足球俱乐部社会责任一览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

显然，表2显示，职业足球俱乐部在突出其营利性特征的同时，也在不断彰显其营业特定性，也就是拓展与体育相关的竞技表演、培训、社会慈善、城市活动、商业推广（汽车、服装等时尚）等活动，欧洲和北美职业足球俱乐部更是将发展目标二重性得以实现，一方面运动技术水平登峰造极，另一方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的目标得以实现［5］。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职业体育是孕育竞技体育的摇篮、发展文化娱乐业的支柱型产业，更是促进城市再生的重要元素，对于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带动就业［6］、城市硬件发展、城市文化建设等都起到积极作用。表2显示，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更注重适应市场化运营模式的组织构建，并将种族保护、社区体育、青少年教育、体育设施建设、志愿者培养、家庭体育动员、慈善募捐等社会性事物通过足球这一载体得以推动。

3 我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制度困境

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制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四大支柱，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7］。龚波（2012）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困难是难以从复杂的制度集合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过强的举国体制等路径依赖形成了政府管理职业足球主体地位，难以发挥社会力量，关键在于使得利益主体的目标非一致性破坏了职业足球市场的竞争环境［8］。袁旦（2009）认为用制度性的文化存在来释义体育运动，体育制度是孕育足球项目生长的土壤，其主要包括价值评价标准、基本体制框架和基本运行机制，这个土壤直接影响足球项目的发育［9］。显然，国外足球的评价标准依次是观赏、赢利和为国争光的程度，而我国的职业体育是从属于“争光战略”下运行，其制度环境难以服务于职业足球，其难以进行职业化运行的问题自然凸显。因此，在国家需求和民众需求的困境中，历史变迁促使了我国足球管理体制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对于制度选择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将引导项目发展；在传统模式和职业模式的背景下，制度演化的将使政府和民众对于足球项目管理的思维方式、行为动机、社会认知都发生变化；在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将双方权利在博弈中演进，在演进中突出对制度的不断修正，共同发挥效应促进职业足球健康发展。

3.1 历史变迁：国家需求与民众需求

受前苏联体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路径受其模式影响较深，尤其按照该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模式运行，围绕为国争光的锦标主义理念，采取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做法筹办体育事业。但随着国家经济腾飞、民主政治和文化繁荣，体育事业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模式。谢琼桓（2011）认为奥运会作为最高层次的体育赛事，依然要重视，但难以代替竞技体育的全部，随着时代的变迁，竞技体育的三种形态（奥林匹克运动、商业职业赛事、大众化比赛）已逐渐被人们认可［10］，这一发展趋势表现出国家对于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需要，更表明奥林匹克运动、职业体育和大众化体育已成为民众生产、生活和休闲的必需品。

图1 职业足球俱乐部角色定位模型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职业足球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时代呼吁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如图1）。职业足球制度演变的指向应以实现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人文价值和心理价值为核心利益。尤其是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职业足球本应属于社会范畴的公共品，更应发挥其综合效应，其一，经济价值。难以提高经济绩效是我国足球当前发展最大瓶颈，其经济绩效的主要问题是创建可以改变成本－效益比率并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制度。换句话说，要彻底改变足球投资者没有话语权的格局，突出保护俱乐部管理运营者、球迷、教练员、媒体等多方利益为主体的权益关系，形成以社会性、商业性的职业体育联盟，众多球队组织在一起参加比赛，为俱乐部提供制度供给，形成一种有限垄断的组织，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11］，衍生出足球作为商业手段的经济价值，从而取代我国现行政府管理模式下的职业足球产业；其二，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职业足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性因素，毋庸置疑，欧洲五大联赛及其所属俱乐部的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价值，烙上皇家马德里、曼联、拜仁等俱乐部的标示，其商业活动、训练营、培训等活动的经营开发将获得成倍增长的丰厚商业利润，并能为其带来在电视转播、门票收入、体育器材服装开发等经济价值上的收益，然而足球项目与生俱来的全球影响力，又为其文化增添底蕴，并将其注入到民族发展的脉络中；其三，人文价值的积淀将为职业足球带来无穷的无形价值，也已成为媒体传播其社会价值主要手段。随着我国足球项目在国际赛场屡战屡败，国内职业联赛氛围不佳，我国职业足球的人文价值已经丧失，已成为国人调侃的对象。笔者2011年出访德国调研体育赛事，在威斯特法伦球场观看了一场德国足球甲级联赛，赛前一天便有欧洲其他国家球迷和德国球迷驱车、乘坐城际快铁抵达多特蒙德，球迷在球场附近狂欢、歌舞、泡吧等，德甲赛事对于他们就是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已融入到国家或者城市人文生活中，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名片；其四，心理价值。足球项目强大的聚众能力是其他项目不能比拟的，一国民众或者一国首脑会为该国足球扬名世界而感到自豪，而中国足球滋生的“假赌黑”事件使得名众对该项目失去信心，尤其是包括球员在内的从业者的违法行为是使得项目难以振兴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足球环境将为社会创造出功能性极强的社会效应。

足球是一项社会性运动，脱离开由此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该项目将难以产生利润收入，尤其是要使得市场对于职业足球产生较好的经济绩效，并起到积极作用，这样才能够发挥出相关法规制度对于职业足球发展的整体性、功能性和规范性效应，真正为形成职业足球为民所需，为国所需的职能。

3.2 制度演化：传统模式与职业模式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种制约［12］。体育作为一项源于生活，并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活动，其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也在迫使其制度的演化，体育制度的演化其实质是从传统“塔尖式”竞技体育模式向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职业体育模式发展，其制度变迁又特别强调社会心理、行为动机、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对制度变迁则更加强调进化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结合。

“红山口会议”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它是造就中国足球在传统模式下向职业模式转型的一次历史机遇，但是纵观任何一个国家职业体育发展的历史，都没有将某一项目“为国争光”的任务与职业体育发展划归在同一领域内讨论，恰恰是这次会议将中国足球推向历史改革的舞台。由此，就诞生了既包含传统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又借用现代职业体育商业介入模式的中国式职业足球制度环境。首先，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为足球职业化改革提供了重大机遇期，十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为足球改革赢得了经济支撑，但是足球出资者却始终难以成为职业足球的执行者，却长期徘徊在政府领导下的赞助商角色，这一现象造成足球俱乐部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中运转，从而导致投资者丧失了在足球行业里（或者说在职业联盟中）的主要角色和核心地位，从职业化角度来说，理应将职业体育的产权回归社会，回归给出资者，或者以职业联盟的形式将资产交还给出资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绩效经济；其二，随着休闲时代来临，迅速增长的体育需求已经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具体而言，社会民众对于体育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即体育时尚、健身、娱乐和休闲等观念的产生，由此，职业足球衍生赛事品牌、相关产品和明星效应为其寻求制度改革提供了依据；其三，企业应在职业足球中实现利益。科斯从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本质，认为企业和市场一样，是作为经济协调工具和资源配置方式而存在的。而我国职业足球的发展往往是在政治主导经济协调的制度框架中运行，例如，我国足球管理机构利用权力上的绝对地位，置职业俱乐部利益不顾，在2002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取消升降级制度、经常变化的转会制度、俱乐部引入会员制度、不统一的联赛处罚标准，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这是职业化进程中的制度修正，但是在行政主导下的决策是否缺乏职业精神引人深思。同时，足球俱乐部资源配置难以形成优化，导致俱乐部运营成本飞涨，俱乐部频频更名、解散、转让等，迫使职业联赛陷入低谷。

图2 职业足球俱乐部社会关系图

在职业足球语境下，俱乐部就是企业，其契约关系的特性，一方面在于企业应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生产要素（往往是低于它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签约获得一定的报酬并同意在一定期限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如图2所示，职业足球俱乐部应通过其常规组织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组织和自营业务而生存，由此辐射出与政府、民众、足球协会、国际足联、球员、球迷、商业伙伴、媒体等以签约的形式而产生的市场交易关系，并获得生产要素，维系其发展。从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来看，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基础已经构成制度分析的重点，其足球俱乐部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已证明职业足球的发展多维空间下，需得到其统一性的认知，表明对其职业足球发展过程、性质和绩效的认知；行为则是说明职业足球从业者应按照职业化、法制化的标准来参与职业足球中的具体工作，使得职业足球中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制度的竞争性和公平性的统一。

诚然，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模式应该是职业模式下，寻求职业化改革路径，探寻职业环境下提高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建立清晰产权关系的职业联盟，只有职业俱乐部组成职业联盟，形成法定章程，才是经济学上的“卡特尔”，通过分销足球商品获得联合利润，共享垄断，优化职业联盟中社会资源、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等配置，实现职业俱乐部存在是为了减少职业足球运转下的交易费用这一功能，制定职业模式下的管理制度，用推动基本职业足球制度变迁下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来改善足球管理的机制。

3.3 权利博弈：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

在国家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把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7］。国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在一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历程中，起初扮演着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但随着市场成熟和民众参与意愿度的不断提高的趋势，便逐渐成为监督者，职业体育联盟的社会性和市场性就体现出来。诺斯用国家和产权关系论证了国家常常会导致未来收益而进行模糊（大致）产权交易，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抑制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发许可证，我国职业足球起初就遭遇此问题，职业联赛创办时的人力资源均不是来源于社会，而是由举国体制三级训练网管理下的省市专业队中的教练员、运动员进行身份转换，国家行业管理机构更是没有脱离管理权力控制的范畴，既管又办，换言之，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其职能的混淆必将导致责、权、利的划分不清晰，这将直接影响职业足球市场的经济秩序，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均未发挥出最大效应。

在职业足球领域中，权力博弈主要是由于其价值链而产生。中国职业足球发展是在政府控制范围下“瞄准市场的经济份额”，同时又要“夺取精英体育中的锦标桂冠”，尤其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的博弈将决定我国职业足球的发展路径。如图3所示，欧洲发达国家职业足球俱乐部、职业联盟组织等特别重视在跨国组织、政府社会、商业领域和社区形成业务推广，以促使职业足球产生人文、经济、文化和心理价值。首先，与跨国组织的联姻是为了获得更多政策支撑、国际性的多领域合作，为其推广奠定基础，也表明职业体育的国际化；其二，政府通过行政职能负责对国家体育事业进行管理，其职业体育作为一个分支，使其理所应当管理的范畴，社会可谓是职业体育的市场，而且足球项目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其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等产生的发散效应推动职业体育商品的衍生，聚集产生经济、人文、文化和心理效应；其三，商业领域更是职业足球发展中体现职业俱乐部企业性质的独特领域，尤其是足球比赛利益的吸引和体育市场中各方收入的增长，职业足球俱乐部组织结构、所有权和目标都发生根本性改变，更要将商业领域中的球迷、赞助商、政府等多元诉求集中反映［13］，强调俱乐部经营市场化，同时使得职业足球俱乐部利益相关者承担衍生项目价值的责任和社会责任；最后，社区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的细胞组织，其现代化的社区管理理念为其普及体育运动奠定基础，更是为职业体育发展拓宽了空间，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来源于社会，草根足球、民众拥护等特性都为职业足球俱乐部从社区招募会员、向社区推广理念和在社区吸引参与提供机会。

图3 职业足球俱乐部价值链

诚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是精英体育发展的最高目标，而追求经济利益则是职业体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在我国，职业足球常常在两者共同追求的双重目标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常常以让市场规律服从体育规律决策的形式而出现，政府职能常常越过了市场职能的边界，权力混淆。在两者权力和职能模糊的环境下，政府甚至是剥夺了投资者的产权，即中国足球协会成为职业联赛和各家俱乐部的主宰者和管理者，也就是国家希望通过市场为其培养足球人才，同时通过政府管理为其带来竞技体育成绩和经济绩效等利益，但是足球行业管理者、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俱乐部管理者、投资者、地方控股人员、联赛赞助商等利益都在政府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下重新分配其财富、权力和收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种低效率或者无效率产权是因国家寻求政治市场、国家政府偏好的多元性和有限理性、不同集团利益冲突等原因所导致。应加快促进中国足球协会实体化改革［14］，更多社会性元素注入进管理制度中，通过会员数量、职业联赛运营、精英体育成绩、青少年普及程度等多个指标来评价，尤其在职业化运行过程中扮演监督者而不是管理者的角色。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职业足球领域，国家是促成职业体育市场的主导者，然而国家职能和市场职能的划分将决定一国职业足球的经济绩效。然后，奥尔森用现代制度的构建、演化和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即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15］，其市场型政府的核心在于政府要具备足够的权力来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同时它还将受到约束，从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力，在论述职业足球中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权界时，对于职业足球产权结构（职业联盟、俱乐部）的清晰界定和产权结构的有效保护将决定足球产业的效率和公平度，其建立市场型政府的均衡机制应体现在三个方面：1）足球产业的私有权会对国家管理权限形成制约：足球投资者形成自治型、社会型和合法性质的联盟或组织，而在“有产”结构中，投资者往往会努力对国家政府施加民主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以巩固其经济自由，为职业足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经济市场的形成会削弱政治市场在职业足球管理中的权限：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比经济市场的交易成本高已经在我国职业足球领域表现出来，职业足球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是政府出资、人力资源（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等）来源于政府培养、投资者享受所属地区优惠的政府资源等，国家的多重目标为利益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留有空间，且足球本身自下而上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真正较高效率的职业化发展之路；3）法律权利对于经济权利的制约：为了有效实施职业化的管理机制，国家政府必须界定可实施管理职业足球市场的权力及可用于解决职业足球运行中纠纷的调节机制，因此，法律权利对于经济权利的制约将决定职业足球运行过程的法制化程度。

4 结语

职业化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项目发展的最高目标。在我国不断调整体育管理体制的背景之下，我国职业足球管理制度、运营模式和运行机制都在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在寻求职业化、法制化和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建立以俱乐部形成的职业联盟为主体的运营模式，破解我国体育行政部门即主管又监督的制度框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互惠原理，建立我国职业足球应满足国家项目发展的需求和民众广泛参与需求的制度；从制度演化的视角分析，足球项目应尽快从传统体育管理模式下走出了，以遵循职业体育规律的模式下来运行，突出以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经济绩效的角度规范制度；运用博弈论和国家理论对政府和市场在职业足球发展中的角色、职能和权力进行探讨，应强化市场型政府的管理理念，清晰界定职业足球的产权结构（职业联盟、俱乐部）和提高保护产权结构的效率和公平度，建立市场型政府的均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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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h of professional soccer in China in the view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 ics

WU Jia－rong，CHEN Chang－sheng
（Dept．of P．E．，Zhuhai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Zhuhai519041，Guangdong，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professional sports and policy issues for the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professional sports.On the bases of probing into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occer in China and elaborat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professional soccer of foreign developed countries，itmakes a research on the dependen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soccer as well a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l kinds of sports policies in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change，the reciprocity rule of the national needs and the mass needs for the professional soccer will make the key benefit of human value，financial value，cultural value and reassurance.From the view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t analyzes the different 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professionalmodes of soccer，and especially enlightens the professionalmode of the developing path on soccer in China now.By adopting the game theory and theory of state，it analyzes the roles，functions and righ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fessional soccer＇s development，which will has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professional soccer；development path；policy

G843

A

1009－9840（2015）05－0017－07

2015－03－1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百人工程”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编号：4147700057）。

吴家荣（1979－ ），男，广东珠海人，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