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元

我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期间，曾遇到一起沈阳前市长武迪生等人在以色列遭遇空难的突发事件。

突如其来的噩耗

1993年11月24日早晨，我刚走进大使馆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电话里立即传来了以色列外交部东北亚司主管中国事务的一等秘书伊丽特女士熟悉而又有些异常的声音：“参赞先生吗？ 我是伊丽特。现在，我向中国大使馆通报一条十分不幸的消息，沈阳市长武迪生和他的助手张力女士不幸殉难了。”我知道，当时武迪生市长正率领沈阳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以色列，说他和张力女士死亡的消息是真的吗？我听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故请伊丽特女士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清楚。

伊丽特接着说：“今日天亮前，武市长和张力二人乘以色列一家企业的直升机去马萨达山看日出（马萨达山是以色列看日出最佳的地方），飞机上还有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以方导游，连同驾驶员一共5人。直升机在飞抵马萨达山前坠毁，机上5人无一生还。”

我的天！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沈阳市政府代表团一行5人是应以色列拉马特甘市政府的邀请访问以色列的。据我所知，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并没有武市长和张力到马萨达山看日出的安排。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立即打电话向留守在宾馆里的沈阳市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作了解。而我将电话打过去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市长和张力已经出了事，听到这一噩耗后都呜呜大哭起来。

沈阳市外办负责人抽泣着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期间，武市长曾与以色列一家公司就该公司去沈阳经济开发区投资事宜进行了商谈，但双方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谈妥。武市长与对方公司总经理都想继续谈，以便双方最终达成合作协议。但由于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访问日程已满，无时间再谈下去。于是，该公司总经理就想了个办法，邀请武市长于24日黎明时分乘公司的直升机飞马萨达山看日出，借此在往返途中就双方合作未尽事宜进一步商谈并加以落实，从而促成双方签约，实现合作。武市长觉得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旦错过，以后什么时候再谈就难说了。于是，他接受了对方的意见，同意在去马萨达山的往返途中再谈一次。

立即行动处理突发事件

我将伊丽特和沈阳外办负责人对我讲的话立即向林真大使作了汇报。林大使听后也是一脸的惊愕。林大使与我简单商量后，并提出了行动方案。

其中，向国内起草报告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但这份报告不太好写，难点就在于必须写清楚大使馆对这次空难性质的认定及其认定的理由。确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善后处理的一系列问题，故对这次空难的认定必须实事求是。于是，林大使打电话请来了经商处的李参赞，使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需要好好商量一下如何定性的问题。经认真讨论后认为：发生这起空难与武市长在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正式活动之外去马萨达山密切相关，同时他这样做事前既未告诉拉马特甘市政府，也没有向大使馆打招呼，确有欠缺，但从总体上看，他是急于和外商谈判成功，为沈阳市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而丧命的，还是以定性为因公殉职为宜。由于大使馆在外交第一线，使馆对空难性质的看法是国内给此次事件定性的重要参考，这就为国内妥善处理这一事件提供了重要前提。

在林大使和我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和拉马特甘市的有关官员后，我着手起草向国内提出处理空难问题建议的第二份报告，以供国内决策作参考。为写这份建议，林大使和使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的成员都很费了一番脑筋。难在哪里呢？大使馆处理这类空难事件是头一回，谁也没有经验还是其次，主要难在沈阳方面与以色列方面在处理空难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大使馆从沈阳方面获得的信息是，武市长、张力是应以色列官方邀请访问以色列的，如今他们命丧以色列，不管死因是什么，以色列政府都要承担一切责任。而从林大使和我分别与以色列有关方面交涉的情况以及我们使馆向多位当地律师咨询的情况看，意见则是不同的。根据以色列法律，以色列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邀请和接待沈阳市政府代表团的拉马特甘市地方政府，都不对代表团因自行安排活动而发生的这次空难负责，当然不能承担包括经济赔偿在内的一切责任。死难者家属要求的经济赔偿，应当在当地请律师向失事直升机的保险公司提出，并根据有关保险条款处理索赔事宜。

为妥善处理善后做准备

以林大使为首的使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空难发生在以色列，处理善后不能抛开空难发生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认为以色列方面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应当说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比较实事求是和切实可行的。因此大使馆据此向国内提出了对处理这次空难事件的如下建议：一是力促以色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可能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协助中方，妥善处理好有关善后事宜。二是鉴于以色列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在处理空难这一问题上，中方应尊重空难发生国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而不宜坚持要求对方以行政代替司法。三是由死者家属在以色列聘请律师，大使馆于中大力协助，向有关保险公司索赔，切实处理好赔偿问题。四是考虑到犹太人死后均实行土葬，以色列没有火葬设施，同时考虑到武市长是600万沈阳人民的领导，如应沈阳方面要求，国内同意将他和张力的遗体运回沈阳，大使馆将全力协助。总而言之，这次空难事件一定要处理好，赔偿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并通过处理这次空难事件，促进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决不能因处理欠当影响两国关系。

这份报告报回后，国内很快来了批复，原则同意使馆的建议方案。使馆心中有了底，接下来就是如何做沈阳市政府赴以色列空难善后处理小组和死者家属的工作了。

为了较顺利地做沈阳方面的工作，在沈阳市赴以色列空难善后处理小组和死难者家属到达以色列前，我又按林大使指示，抓紧时间对通过法律程序向有关保险公司索赔等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经向当地政府部门和我们使馆长期聘用的当地律师迪纳里及其他有关律师了解，我明白了处理索赔问题的原则和做法大体如下：首先，死者家属要自请律师，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聘请，由律师代理家属处理索赔一切事宜。第二，律师在办理申请索赔的手续前，必须要有当地空难调查小组提出的事故调查报告，明确直升机失事的真正原因。若属驾驶员操作不当或天气等非机械故障等原因，则索赔与制造这种直升机的美国公司无关，只能向直升机的保险公司―以色列凤凰保险公司提出；若属机械故障或与机械故障有关，则索赔既可向凤凰保险公司提出，也可向美国的直升机生产厂家提出。第三，在处理赔偿问题时，外国人和以色列本国人同等对待，赔偿数额的多少与诸多因素有关，如死者年龄、受痛苦时间长短、死者在国内工资、福利待遇等。

启动法律程序处理空难

沈阳市派出了以艾廷雋副市长为组长的赴以色列空难善后处理小组来到以色列。林大使表示大使馆将全力协助沈阳小组和遇难者家属处理好一应善后事宜，同时希望沈阳小组多做死者家属的工作，劝说他们按国内的指示精神善加处理。

但沈阳方面的反应一时仍与国内指示精神及使馆意见不完全一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以色列，中国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逻辑和方法也往往不同于以色列人。沈阳小组开始时仍坚持要求以色列官方以行政代替司法，依然强调武市长是以色列地方政府请来的客人，他和张力死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官方理所当然地应承担一切责任，并负责处理一切善后。后经使馆耐心做工作，沈阳小组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过来，并积极做死者家属的工作，终于使启动法律程序处理索赔等一系列善后工作得以进行。在此情况下，使馆受武市长和张力家属委托，请出使馆常年聘用的当地律师迪纳里代理索赔等处理善后事宜。不久，大使馆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通知，批准将武市长和张力的遗体用飞机运回国内。随后，我着手与以色列有关方面多次联系、协商、协调，以尽快落实运送遗体问题。

由于飞机运送遗体有严格的规定和技术要求，运尸前做准备需要一定时间，沈阳小组在以色列已经待了9天，不便久等遗体运回后再回国，于是就委托大使馆代为办理一切事宜。

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沈阳小组和死者家属离开以色列后没有几天，运送遗体的工作正式启动。根据以色列运尸有关规定，遗体在殡仪馆入殓前必须有死者家属在现场查验、监督，并办理有关入殓手续。鉴于死者家属已离开以色列，林大使便派我以受托人的名义到殡仪馆，代理家属查验遗体，监督入殓。于是我第三次去殡仪馆。殡仪馆负责人首先让我确认被装在两只透明密封睡袋里的武市长和张力的遗体，又让我仔细检查遗体消毒和睡袋密封情况。我表示确认后，殡仪馆工作人员立即将两具遗体分别装入两具棺木内，再合上棺盖。

接着，工作人员交给我一把铁锤，要我将虚插在两具棺木盖上靠前的两枚长铁钉分别钉入棺木，以表示死者家属同意盖棺钉钉。在我给两具棺木分别钉下第一枚钉子后，工作人员随即钉下虚插在棺木盖上的所有的钉子，再围绕棺材盖和棺木之间的缝隙贴上封条。最后，工作人员又让我在封条和运尸单上签字。做完这一切后，工作人员将两具棺木抬到停在室外的运尸车上，然后送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据说，两具棺木先后运抵北京和沈阳时，沈阳市和有关方面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

后来，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为使死者家属尽快获得最大数额的赔偿，我又在使馆律师迪纳里的指导下，协助沈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向保险公司提供作为索赔依据的详细材料方面，我向沈阳方面提了许多具体建议，并协助他们做了许多文字翻译工作。鉴于事故鉴定，包括将有关飞机零部件送到美国检验、鉴定，认定直升机失事与机械故障有一定关系，故索赔问题既可以在以色列、也可以在美国处理。于是，武市长家属和张力家属通过迪纳里律师分别在以色列和美国申请索赔。最后，两家家属均分别从以色列和美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经济赔偿，使这起空难事件最终获得了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