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岩，王先亮

●成果报告 Original Articles

父母支持、同伴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投人影响

高 岩1，王先亮2

以亲子关系理论、同伴关系理论和HARTER的行为动机理论为基础，对450名在校青少年进行测试，基于性别、发展阶段、项目的差异性探讨了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投入的影响及影响模式。结果表明:（1）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入的影响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模式，但不具有跨阶段及跨项目的一致模式；（2）父母运动支持是预测青少年运动投入更好的指标，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是预测青少年运动动机更好的指标；（3）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只有对中期青少年运动动机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并且是“增强模式”，对于其他阶段青少年运动动机影响则是“独立模式”；（4）父母和同伴这2个微系统运动支持对不同阶段青少年运动投入影响是“独立模式”，非“交互模式”。结果从人类发展系统视角，为研究和干预青少年体育运动动机与投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青少年；运动动机；运动投入

青少年体质是国民健康素质的基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在持续下降，为了探寻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根源，国家及社会各界从政策制定、经济投人等外部因素和青少年健身意识、锻炼动机等内部因素分别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开始、持续、结束和退出等一系列决策均与社会支持有关[1-4]。所谓社会支持就是指，青少年个体可以察觉的来自重要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尊重、关爱和帮助。依据BRONFENBRELMER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理论，青少年个体发展过程中给予最多社会支持的2个微系统就是家庭和同伴。早在童年期或青少年初期发展阶段，父亲和母亲是儿童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儿童更多的依赖、顺从父母支持和帮助，因而儿童是否喜欢或者是否经常参与体育锻炼都与父母的运动支持密不可分。如高泳[5]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知，“父母是否支持你参与体育活动”是儿童和青少年初期体育参与动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然而，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心理社会认知也逐步发展，与童年期相比，青少年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父母的保护，在家中的时间逐渐减少，与父母的冲突不断增多，并更多地开始向同伴寻求支持[6]。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社会性和情感性发展及其决策行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以及无法替代的作用。同伴接纳（peer acceptance）和友谊（friendship）是隶属于同伴关系的2个主要层面，根据SULLIVAN的理论，NEWMAN和CARPENTER研究发现，在童年期，同伴接纳比友谊重要，而在青春期，友谊要比同伴接纳重要。良好的友谊关系，特别是运动友谊关系有助于青少年积极地参与并坚持体育锻炼。同时，青少年在运动过程中与同伴密切交往，得到了同伴的接纳、认可、陪伴和支持。所以，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友谊发展，反之，友谊也可促进青少年参加相同或相似的体育运动（BIGELOW，1980）。因而，同伴之间的友谊成为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基本动机之一，直接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度与持续度。西方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运动友谊质量和青少年体育锻炼参与次数存在正相关关系[7]。

早期运动友谊质量始于发展心理学，并侧重研究运动友谊质量的某一个方面，如个体运动能力强弱与同伴友谊之间的关系[8]，运动友谊关系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的影响（BRUSTAD，1992），体育运动是否可以推进同伴友谊的发展[9]等。国内学者[10]（朱瑜，2010；翟伟，2010；韩桂凤，2011）借助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和我国青少年运动群体结构特征的运动友谊质量量表，测量并验证了具有较高运动友谊质量的青少年，具有较高的体育参与动机和行为。

由此可见，父母运动支持与运动友谊质量分别作为家庭和同伴2个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动机及行为具有巨大影响。近年来，由于受到发展情境理论（LERNER，2002/2011）和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众多学者开始思考在不同发展背景下，父母运动支持与运动友谊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行为？两者之间交互的模式到底是怎样？对青少年而言，其运动动机与运动行为受父母运动支持影响大还是受运动友谊支持影响大？父母运动支持与运动友谊支持是增强还是互补？或者父母和同伴是2个独立微系统，两者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与行为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可以累加？由于缺乏大量实证的验证，及现有研究成果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两者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行为的交互作用影响尚不明确，故本研究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为青少年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不同。这是因为，随着青少年个体的发展，父母运动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行为的影响在下降（DE GOEDE，2009），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影响确在上升（SCHOLTE，2006）。西方学者研究发现[11-13]，3~5年级儿童将父母运动支持看作主要动力，7年级青少年对父母和同伴的运动支持感知同等，而10年级以后青少年则更多感知同伴的运动支持。因此，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支持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动力与行为的影响可能随着青少年的年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为青少年的性别不同而产生不同。根据青少年感知研究发现，父亲、母亲对男孩或女孩的运动支持不存在显著差异（FREY，1996），但女孩更容易感知友谊的重要性[14]，男孩则更易感知父母的运动支持。所以相对男孩而言，女孩运动动机与运动行为受同伴运动支持的影响更大。

最后，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为青少年参与体育项目的不同而产生不同。HARTER借助自我价值中介模型，解释了在体育运动环境中，青少年能力知觉和社会支持会影响其运动愉悦感及行为。朱瑜（2010）通过对比研究，也揭示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的影响，在开放性体育运动项目和封闭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存在差异。以足球、篮球、排球等为代表的开放性体育运动项目，参与人数多、时间长，需要队员之间默契合作，因而青少年能否受到父母支持，以及能否感知同伴运动友谊，是其体育参与动机及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之，本文根据青少年发展阶段、性别和参与不同体育运动项目的差异性，探讨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行为的影响模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济南某大学的附属小（中）学1~9年级中抽取5年级、7年级和9年级，及另一所高中10年级（高一）学生共计450人，这些学生分别代表童年晚期、青少年早期和青少年中期。剔除单亲家庭及没有提及好朋友的无效问卷22份，有效测试人数共计428人，有效率为95.1%，男生215人（50.2%），女生213人（49.8%）。其中，5年级104人，男生50人，女生54人，平均年龄（11.37±0.62）岁；7年级111人，男生57人，女生54人，平均年龄（12.46±0.83）岁；9年级104人，男生52人，女生52人，平均年龄（15.35±0.35）岁；10年级106人，男生56人，女生50人，平均年龄（16.26±0.24）岁。被试学生个体参与体育运动是自我决策结果，不受外界约束，没有强制性。主要了解被测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项目、每周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等，同时将学生参与的体育运动项目分别标记开放性体育运动项目和封闭性体育运动项目。开放性运动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封闭性运动项目包括田径和游泳。

1.2 工 具

1.2.1 父母运动支持量表（Parents Sport Support Scale，PSSS）

依据FRENCH提出的测量青少年父母支持的关系网络问卷（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NRI），结合我国青少年发展特点及其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家庭因素的实际调研情况，编制我国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量表，测试父母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支持程度。该量表包含陪伴体育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亲密感、价值增进和冲突5个维度，14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评定，“从不、很少、有时、很多、几乎总是”。预测样本，N=428，年龄10.3~16.7岁，涵盖5，7，9，10年级，均值=13.86，标准差=2.07。根据RUBIN（2004）的研究结果，将前4个积极维度合并，得出父母的运动支持得分。结果显示，父母运动支持问卷在相对应的题目上相关性较高（r=0.84）。因此，将2个量表合并，计算出父母运动支持总均分，得分越高说明父母运动支持程度越高。

1.2.2 运动友谊质量量表（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Scale of China，SFQS-C） 首先，要求被试学生写出本校和自己同性别的3个好朋友的名字，按照亲密度从高到低排序（即所谓的同伴提名法）。将互相写出对方名字的同学当作互选好朋友，把第1配对成功的好朋友作为被测试学生的同性朋友，并将其姓名写在友谊运动质量量表上，以此考察同伴之间的运动友谊。

其次，运动友谊质量量表参考WEISS所提出SFQS的12个积极和4个消极特征，结合国内学者研制的SFQS-C量表，选取共同活动、帮助与运动支持、伴随、运动愉悦、人际吸引、自尊增强、冲突和冲突解决8个维度，用“我和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和“我们”为主语，陈述出24道题目。根据WEISS有关研究，SFQS-C中前6个因素是同伴运动支持的积极属性，有一定相关性，将这6个因素进行合并计算一个总的平均分，记作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指标，分数越高说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水平越高。

1.2.3 运动动机量表（Sport Motivation Scale，SMS） 采用PELLETIER编制的运动动机量表（SMS），该量表从求知内在动机、完成性内在动机、体验刺激内在动机、认同性外部动机、内向投射性外部动机、外在调节外部动机和动机弱化7个维度进行测量，含有28个测试项目。朱瑜等对其进行了结构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跨文化和跨样本效度。量表各个测试题目总的平均分为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状态，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越高。

1.2.4 运动投入量表（Personal Investment） 采用业余时间体育锻炼量表（PI），该问卷要求受测学生填写“a=1周内进行多少次15 min的剧烈运动”，“b=1周内进行多少次15 min的适度运动”，“c=1周内进行多少次15 min的轻度运动”，计算体育锻炼总分数公式=9a+5b+3c。总分数越高，说明青少年体育锻炼投人越高。

1.3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3.1 信度检验 利用克朗巴赫一致性系数来检验各个量表的信度指数，反映测试问卷的一致性程度和内部结构的良好程度。检验标准为:信度过低；0.3~0.6量表要重新修订；0.6~0.7最低可接受的范围；0.7~0.8相当不错；0.8~0.9很好；0.9~1信度极佳。测试结果显示，父母运动支持量表（PSSS）内部一致性指数范围为0.62~0.84，平均值为0.73；运动友谊质量量表（SFQS-C）内部一致性指数范围为0.64~0.81，平均值为0.76；运动动机量表（SMS）内部一致性指数范围0.61~0.89，平均值为0.68。各个量表信度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较为理想，达到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

1.3.2 效度检验 结构效度是指，问卷对某一理论概念或特质测量的程度，即某问卷测验的实际得分能解释某一特质的程度。本研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子来验证上述问卷的结构效度。吴明隆（2011）表示，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表示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小越好。一般认为，<5尚可接受，RMSEA应小于0.08（越小越好），CFI，NFI，RFI，IFI，GFI（拟合优度）的值一般大于0.8（越大越好），可以认为这样的数据与模型拟合才符合标准。在AMOS中，绘制青少年PSSS，SFQS-C和SMS量表假设模型图，利用极大似然估计，计算估计程度。结果显示，本研究各个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达到模型拟合标准（见表1）。

表1 本研究各量表的拟合优度Table1 The goodness of fit of each scale in this study

1.4 实施过程

选取4名研究生进行培训，作为主测试，培训内容为:（1）让主测试者熟悉问卷，使主测试者对问卷各个题目都了解，并对被试过程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回答一致；（2）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不能擅自更改。

以年级和班级为单位团体实施测试，由主测试者讲解问卷填写要求，可以给予个别单独指导问答。测试分为2次:（1）实施父母运动支持量表和朋友提名量表测试，测试后当天进行好朋友配对；（2）实施运动友谊质量量表、运动动机量表和运动投人量表测试。每次测试时间争取在20~30 min内完成，整个测试在一周内完成。利用IBM SPSS20.0和AMOS21.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与投入的特点

为了考察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及运动投人的差异性，以及性别、年级和项目的特点，分别以年级（代表不同发展阶段）、性别和参与项目为自变量，以父母运动支持量表、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各个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参见表2。

结果显示，父母运动支持的发展阶段（年级）主效应显著，F=11.232，P<0.01。多重比较发现，9年级父母运动支持与5，7，10年级存在显著差异，且从均值来看，除了从9年级到10年级父母运动支持下降以外，总体而言，随着年级升高，父母运动支持是上升的；此外，父母运动支持的性别主效应、项目主效应不显著。运动友谊质量的发展阶段主效应显著（F=77.121，P< 0.01），早期青少年的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水平显著高于中期青少年，除5年级与9年级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差异不显著（P=0.257> 0.05）外，其他均有显著性差异；性别主效应显著（F=38.273，P<0.01），女生的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水平显著高于男生；项目主效应不显著（P>0.05）。青少年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19.297，P<0.01；F=15.402，P<0.01)，发展阶段主效应也显著（F=31.931，P<0.01；F=114.887，P<0.01），然而，青少年运动动机的项目主效应不显著（F=0.037，P=0.847>0.05），青少年运动投人的项目主效应也不显著（F=5.459，P=0.20<0.05），所有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0.10）。

表2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与投入的平均数（标准差）Table2 The average number(standard deviation)of parents support，peer friendship quality，the adolescence sport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2.2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和运动动机及运动投入的相关性

利用Pearson系数检验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均呈显著相关。分别对男、女青少年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父母运动支持只与女生的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相关。此外，对5，7，9，10年级的子样本相关性分析得出，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7年级青少年运动动机和9年级青少年运动投人呈显著负相关，与7年级青少年运动投人和9年级青少年运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运动动机、运动投人存在跨阶段显著相关性；但早期青少年的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支持质量之间无显著相关。不同类型体育运动项目样本分析显示，针对开放型项目而言，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运动动机、运动投人呈显著相关；而针对封闭型项目，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运动动机、运动投人则不存在显著相关（见表3）。

2.3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动机和投入的影响

为了考察不同发展阶段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的预测及性别的调节作用，分别以性别、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为自变量，以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为因变量，分别对5，7，9，10年级4个样本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分析不同发展阶段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对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影响的不同模式。

首先，对青少年性别进行虚拟编码，对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对编码后的性别及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标准分成2项、3项交互作用项；最后，依次将性别、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2项交互项、3项交互项代人回归方程，观察每一步的独立贡献。

表3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运动动机、投入之间的关系Table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support and peer friendship quality with the adolescence sport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5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均显著预测运动动机；7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显著负向预测运动动机；9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于运动动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10年级青少年，虽然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动机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并不显著（见表4）。

对于5，9和10年级的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在青少年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的影响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然而，对于7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预测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预测的具体交互作用模式和调节效应，利用AAS方法（simple slope analysis，简单斜率分析方法），将父母运动支持按照得分均值分为2组，高值（均值+1个标准差）和低值（均值-1个标准差）。在不同父母运动支持水平下，利用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在父母运动支持水平较好的情况下，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的正向预测不显著（simple slope=0.04，t=0.89，P> 0.10）；在父母运动支持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正向预测显著（simple slope=0.14，t=2.12，P< 0.05）（见图1）。

表4 青少年运动动机对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Table4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dolescence sport motivation on the parental support and peer friendship quality

图1 7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与同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的交互作用Figure1 Theinteractionbetweentheparentalsupport，peer friendshipqualityandthesportmotivationoftheadolescenceingrade7

5，9和10年级的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说明父母和同伴的运动支持对这个发展阶段青少年的运动动机影响是相互独立的模式。并且，这4个发展阶段的3项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也说明父母和同伴交互影响模式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5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显著正向预测运动投人，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显著负向预测运动投人；7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显著正向预测运动投人，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投人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9和10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投人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见表5）。

表5 青少年运动投入对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Table5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dolescence sport involvement on the parental support and peer friendship quality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其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父母和同伴的运动支持对青少年运动投人影响是遵循独立模式的；且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均不显著，表明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运动动机的影响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3 讨 论

3.1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运动动机和运动投入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其运动支持，整体而言是上升的，这虽与以往针对青少年随着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个体感知父母支持显著下降的研究结果（DE GOEDE等，2009）不相一致，但与我国青少年体质发展现状和社会现实是相吻合的。近30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的持续下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作为青少年合理营养和适度运动的核心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青少年年级的升高，学业和课业压力变的越来越大，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变的越来越少，体质变的越来越差。如今，大部分父母已经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对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支持显著提高。之所以研究结果显示，从9年级到10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有所下降，是因为9年级是初中三年级，青少年面临中考升学的巨大压力，虽然学业繁重，但由于山东省中考总分安排中体育科目分值较大（体育成绩总分为40分），因而很多父母为了使自己孩子能够取得理想成绩，加大了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支持力度。而一旦升人10年级（高一）后，由于体育不纳人高考成绩，故众多父母放松了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支持力度。同时研究发现，父母运动支持的性别和项目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运动支持是相同的，且对于支持孩子参加什么运动项目也没有多大差别。

此外，与其他研究结果（BOKHORST，2010）相一致的是，女孩较男孩更容易感知同伴运动友谊，说明女孩具有更强的关系取向性，她们更喜欢交流、帮助和支持他人。同伴运动友谊质量随着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整体上也是上升的，这与SCHOLTE等（2006）的研究相一致。但5和9年级青少年感知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研究被试对象的选择问题，这个阶段青少年处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同学之间的流动性并不大，所以差异性较小。而早期青少年（5年级）的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水平显著高于中期青少年（7年级），其原因一方面是，初中相对小学阶段学习压力增大，学习时间延长；另一方面，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感知和提高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从而使得他们对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感知水平降低。与以往研究（朱瑜，2010）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项目主效应不显著，被试青少年感知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选择开放型项目或封闭型项目没有明显差异。

另外，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性别主效应、发展阶段主效应显著，总体而言，青少年随着年级的递增，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是增强的，但是由于学习压力增大，运动投人是递减的，9年级是相对特殊的时期，即中考时期。这充分说明，体育成绩纳人中考总成绩后，父母对青少年运动的支持度及其青少年自身运动动机、运动投人都显著提高，中考这根指挥棒的调节作用可见一斑。

3.2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动机和投入的影响

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父母运动支持度越高或者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越高，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也越高，但是来自父母和同伴的2种不同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和运动投人主效应是随着性别、发展阶段而变化的。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正向预测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只有7年级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负向预测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但这种影响模式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因此，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模式，但不具有跨阶段的一致模式。从相关性来看，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在跨项目上（仅指本文两分类）不具有一致模式。这些结果恰恰验证了本文的假设:父母运动支持与青少年运动投人关系密切，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运动动机关系密切。

从运动心理学来看，青少年的运动动机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动力，具有发使人的行为，并可以使得运动行为保持一定强度。青少年如果保持一定水平的运动动机，可以使得其在体育活动中注意力更集中，坚持时间更长。随着青少年的发展，其社会需求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通过与他人一起的运动活动，渴望得到友谊、认可和尊重，因而同伴运动友谊可以激发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动机。此外，青少年个人通过自身外部动机的诱因引发体育运动学习动机，如博得异性好感、同学称赞、表扬和赏识等。反之，同伴之间的运动活动交往，也为青少年提供发展诸多运动技能的机会，

从人类发展生态学来看，布朗芬布伦纳指出，人类任何行为都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他从系统论视角提出了影响人类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嵌套环境模型。家庭作为微观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行为和支持度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运动动机，父母是青少年体育动机及体育态度最重要的社会代理人。在“一切向分数看齐”的教育观下，更需要呼吁父母支持青少年培养体育兴趣，参与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促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功能观教育。

3.3 青少年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运动动机和投入的影响模式

关于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与投人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其中视角多聚集在青少年的父母和朋友，但大多都是研究两者对青少年的独立影响模式，对于两者是否存在交互影响或交互影响模式是如何的研究却很少。本研究发现，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支持交互影响模式在青少年群体体育参与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其适用情况是不同的。

首先，对于青少年运动动机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青少年其他发展阶段，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其作用呈独立模式，只有7年级，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才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并且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显著负向预测运动动机。之所以出现负向预测，原因可能是:（1）处于7年级（初一）青春期的青少年，个体独立意识增强，内心急于想摆脱父母束缚，脱离家庭这个系统，与父母形成平等关系（DE GOEDE等，2009），进而出现叛逆、负向的青春期现象；（2）被试初一青少年，正是处于新生刚人学的适应时期，同伴运动友谊刚刚萌芽，因而“负向”预测其个体运动动机。虽然预测作用是“负向”的，但对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其运动动机的影响依然起主导作用，父母运动支持仅起到“增强”作用模式。

其次，对于青少年运动投人的影响，父母运动支持较同伴运动友谊主导作用更强，但两者对青少年运动投人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既不是相互增强模式，也不是相互补偿模式，而是独立模式。因此，想要提高青少年的运动投人，必须提高来自亲密关系微系统（父母和同伴）的支持，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交互作用并没有性别、项目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男孩、女孩影响重要性是相似的，对开放型、封闭型运动项目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对于男孩、女孩和不同类型项目，其父母运动支持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交互作用及独立作用具有一致性。

4 结论

本文立足我国发展情景，对450名在校青少年进行测试，基于性别、发展阶段、项目的差异性探讨了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模式。结果表明: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模式，但不具有跨阶段的一致模式；从相关性来看，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在跨项目上（仅指本文两分类）不具有一致模式；父母运动支持是预测青少年运动投人更好的指标，而同伴运动友谊质量是预测青少年运动动机更好的指标。父母运动支持与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只有对中期青少年运动动机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并且是“增强模式”，对于其他阶段青少年运动动机影响则是“独立模式”。而父母和同伴这2个微系统运动支持对不同阶段青少年运动投人影响并非“交互模式”，而是“独立模式”。结果提示，父母和同伴运动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的影响可能遵循不同的模式，要针对不同问题及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其结果从人类发展系统视角，为研究和干预青少年体育运动动机与投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文的局限性:（1）仅采用横断设计还不能十分准确地表示父母运动支持、同伴运动友谊质量对青少年运动动机与运动投人影响模式的发展变化，今后研究要对其进行追踪研究；（2）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父母、同伴这2个微系统的运动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投人的影响，因此测试对象只选取了家庭健全且有亲密好朋友的学生，对单亲等特殊家庭或没有亲密朋友的少数青少年没有予以考虑，限制了本文的外在效度，今后研究要充分扩大样本量，在提升内在效度基础上提升外在效度；（3）仅将项目划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2类，虽然项目主效应不显著，但针对不同细分项目，父母、同伴运动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动机及运动投人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性还有待后期检验。

[1]杨成伟，唐炎，张赫，等.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有效执行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14，34（8）:56-64.

[2]袁尽州，周里，冯秀敏，等.儿童青少年健身效果评价关键技术实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05）:591-595.

[3]杨剑，陈开梅，季浏.锻炼时间对青少年运动承诺的影响机制——锻炼满足感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04）: 69-73.

[4]孙延林，刘立军，叶加宝，等.青少年体育活动中的内部动机和目标定向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02）:108-110.

[5]高泳.青少年体育参与动力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2）:33-39.

[6]BROWN B B，LARSON J.Peer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M].Hoboken，NJ:John Wiley&Sons，Inc，2009.

[7]BEST J R.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Contribution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aerobic exercise[J].Dev Rev， 2010，30（4）:331-351.

[8]EVANS J，ROBERTS G C.Physical compe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J].Quest，1987，39(11):23-35.

[9]WEISS M R，MCAULEY E，EBBECK V，et al.Self-esteem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physic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sport[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1990，12（1）:21-36.

[10]朱瑜，郭立亚，陈颇，等.同伴关系与青少年运动动机、行为投人的模型构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3):218-223.

[11]BUDDLE H，VOELCKER-REHAUE C，PIETR ASSYK-KEN DIZIORRA S，et al.Acute coordinative exercise improves intentional performance in adolescents[J].Neurosci Lett，2008，441（2）:219-223.

[12]BEST J R.Exergaming immediately enhances children executive function[J].Dev Psycho1，2012，48（5）:1501-1510.

[13]LAURSEN B.Closeness and conflict in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s: Interdependence with friends and romantic partner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86-210.

[14]BOKHORST C L，SUNTER S R，WESTENBERG P M.Social support fromparents，friends，classmates，andteachersinchildrenandadolescents aged 9 to 18 years:Who is perceived as most supportive?[J].Social Development，2010，19（2）:417-426.

[15]房蕊.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的质性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7）:33-39.

[16]项明强.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和健康幸福的路径: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模型构建[J].体育科学，2013，33（8）:21-29.

[17]温煦.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体育科学，2015，35（3）:73-83.

[18]AUERBACH R P，BIGDA-PEYTON J S，EBERHART N K，et al. Conceptualizing the prosp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stress，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J].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11，39（4）:475-487.

[19]TAYLOR I M，NTOUMANISIN，STANDAGE M，et a1．Motivational predicto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effort，exercise intentions，and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A multilevel ear growth analysis[J]. J Sport Exe Psychol，2010，（32）:99-120.

[20]VLACHOPOULOS S P，AXCI F H，CID L，et al.Cross-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exercise scale and need satisfaction latent mean differences among Greek，Spanish，Portuguese and Turkish samples[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13，14: 622-631.

[21]NICKKI PEARCE DAWES，ANDREA VEST，SANDRA SIMPKINS. Youth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and Informal Sports Activities Acros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Motivational Beliefs，Developmental Stage and Gender[J].J Youth Adolescence，2014，43:1374-1388.

[22]SIMPKINS S D，DELGADO M Y，PRICE，et al.Socioeconomic status，ethnicity，culture，and immigration:Examining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Mexican-origin adolescents’organize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3，49:706-721.

[23]LARSON R.Positive development in a disorderly world[J].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2011，21（2）:317-334.

[24]LEE S M，NIHISER A，STROUSE D，et al.Correlates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being physically active together[J].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2010，7:776-783.

[25]KIMBERLY HIVELY，AMANI El-ALAYLI.“You throw like a girl:”The effect of stereotype threat on women’s athletic performance and genderstereotypes[J].PsychologyofSportandExercise，2014，15:48-55.

[26]CHALABAEY A，SARRAZIN P，FONTAYNE P.Stereotype endorsement and perceived ability as mediators of the girls’gender orientation-soccer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09，10:297-299.

[27]CHALABAEY A，SARRAZIN P，FONTAYNE P，et al.The influence of sex stereotypes and gender roles on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sport and exercise: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13，14:136-144.

[28]HILLAND T A，STRATTON G，VINSON D，et al.The physical education predisposition scale: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09，27:1555-1563.

[29]BIDDLE S J H，ATKIN A J，CAVILL N，et al.Correlate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youth:a review of quant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2011，4:25-49.

[30]JULIE BOICHE，AINA CHALABAEY，PHILIPPE SARRAZIN. Development of sex stereotypes relative to sport competence and value during adolescence[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14，15: 212-215.

[31]VAN TUYCKOM C，SCHEERDER J，BRACKE P.Gender and age inequalities in regular sports participation: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25 European countries[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10，28:1077-1084.

[32]WIGFIED A，ECCLES J S，YOON K S，et al.Changes in children’s competence beliefs and subjective task values across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ars:a three-year study[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7，89:451-469.

[33]ALFIERI T，RUBLE D N，HGGINS E T.Gender stereotypes during adolescence:developmental chang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junior high school[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32:1129-1137.

Effects of Parental Support，Peer Friendship Quality on Sport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GAO Yan1，WANG Xianliang2
（1.School of P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2.School of PE，Jinan University，Jinan 250022，China）

According t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ory，peer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Harter’s behavior motivation theory，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between parental sport support，peer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on adolescent sport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involvement based on differences of gender，development stage and project with a sample of 450 Chinese adolescents.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1）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al sport support，peer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on adolescent sport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involvement had a consistent pattern across gender，but had not the consistent pattern across the stage and projects；（2）Parental sport support was the better predictor for adolescent sport involvement，whereas peer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was the better predictor for adolescent sport motivation；（3）During middle adolescence，parental sport support，peer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had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in adolescent sport motivation，which was enhanced pattern.While other stage adolescence，parental sport support，peer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had an independent interactions pattern；（4）Parents and peer sports support had an independent interactions pattern on the adolescence sport involvements.The results provide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in adolescence sport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parental sport support；quality of peer sport friendship；adolescence；sport motivation；sport involvement

G 804.8

：A

1005-0000（2015）06-480-07

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15.06.004

2015-07-03；

2015-10-23；录用日期：2015-1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40314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3DTYJ05）

高 岩（1979-），女，山东济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科学与工程。

1.山东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61；2.济南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