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一、“老不糊涂”

柳存仁身后，悼念文章颇不寂寞。

我访问柳先生时，他已九十高龄，依然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二○○七年，柳存仁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二十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三个讲题分别为：“《论语》与《春秋》”“中国传统小说的演变”“丘处机传”。四月七日，我在中文大学会友楼单独聆听柳先生讲了整整一天，有时我问一个学术上的小问题，柳先生可以讲一个小时。一天下来，我有些精神不济，但见柳存仁神采奕奕，笑称自己是“老不糊涂”。几天后，我去采访痖弦先生，痖弦说起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老师周策纵：“他是很渊博的学者，教我治学的方法。我问一个字，他能讲一个小时。你在走廊上问他一句，他就站在走廊上讲一个小时，你又不好意思走，因为是你问的嘛。”我会心一笑，如果不是先见了柳存仁，还以为痖弦是在说笑话呢。

当天陪同在座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焯然是柳存仁的学生，撰有《学通古今、博极中外—柳存仁教授的学术世界》一文：“在澳大利亚时，同侪称他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Walking Encyclopedia）。”从一九六二年起，柳存仁就在澳大利亚生活。他谈起澳大利亚的历史：“澳洲跟英国有关系。澳洲自己的土人就等于被征服的人，今天土人心里有反感。澳洲今天也帮助土人提高地位，或者帮助他们的教育。但是土人数量很少，澳洲现在各个民族都有，而且大概表面上很平等，对中国人也没有欺负。”同在澳大利亚的朋友有梁羽生，他说：“梁羽生学问好，诗词好。”

谈到老师周作人的文章，他说：“我后来写的文章都是考证性的文章，跟周作人先生不能比。周先生的文章受到外国散文的影响，我比较中国，因为我外文的东西读得少，日本的东西读得少。”又谈到比他年轻三岁的张爱玲：“张爱玲我认识，但不是很熟，有些别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时候很年轻，也不出风头。后来出名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近年陆续看到有人谈从“柳雨生”到“柳存仁”的文章，我实在不敢置一语。因为我手头没有第一手的史料，只能对当天访谈内容有闻必录。知人论世，殊为不易，每当念及此事，我只能引王国维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自省。

二、北大感旧录

我得以采访柳存仁先生，全因香港学者罗忼烈先生引见。当罗先生将柳先生所住酒店的电话给我后，我随即打过去，柳先生先用粤语跟我聊了许久，我不知为何突然用了一句国语，柳先生马上用京片子跟我聊起来。我才发现，柳先生的京片子比粤语流利多了。

柳存仁的祖上在康熙年间从山东临清举家移居广州，柳父为一八九八年广东秀才，一九一四年北京海关学校毕业后即在税务处任职，定居北京。柳存仁的童年记忆里只有老北京，直到十多岁才到过广州。他说：“我后来到广州，接待我的是商承祚、王季思。”

一九三五年，柳存仁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受教于钱穆、罗常培、郑天挺、孙楷第等先生，同年在苏州出版《中国文学史发凡》。柳存仁回忆大学生活：“北大的课程的富于中庸性，其原因就在于她确是领导你进了比较合乎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真正的学问的大门。”

今天的红楼才是柳存仁心目中的北大。柳存仁说：“国文系的系主任是胡适。老师很多，你愿意选谁的课就选，但是也有一些课是必修的。国文系必修的课是文字学、声韵学，此外的功课都是你自己去选，很松弛，并不像现在的大学很紧。很多事情跟后来不一样，比如说，北大的考试是用毛笔的，作文不是用古文，是用白话文。有些人专门搞文字学、声韵学，因为北大那时候以这个著名，比如周祖谟就是那时候的学生。另外有些学生是偏于文学的，对文字学、声韵学很隔膜，勉强读了一两年就读别的东西了。”

当年北大标榜“兼容并包”，老师讲课的风采如何呢？柳存仁说：“当时什么老师讲课我都去听。有的时候两个老师讲的东西是不同的，甚至于是冲突的，而且是互相知道的，于是老师常常在课程上驳那个人。比如说朱光潜和废名，对一首词，一个说上半好，一个说下半好，但不是太严重的冲突啦。废名真名叫冯文炳，他教我们作文，他自己的文章却极难读，所以这成为一个奇怪的事情，学生也有兴趣去听，起码听一次看看怎么样。有一次，著名的小说家老舍从山东来演讲。胡适之先生常常到国外去，代理系主任常常是罗常培，他是很好的语言学家，跟老舍是好朋友，这两人都是旗人的后代，在一起讲话就很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有柳存仁致胡适的信。柳存仁一年级就听胡适的课：“他的国语不大好，安徽口音，但是比钱穆好多了。北大的女生不多，他对女孩子很客气，对其他的人也没有不客气。胡适上课有时候会议论时局。丁文江在一九三○年代曾经写文章主张独裁，因为国家乱了，有人以为应该共产，也有人以为应该独裁，当时世界上有几个独裁国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一下子变样子。胡适之大不以为然，他们是好朋友，但是胡先生绝对反对独裁，就写文章很诚恳地表示反对。后来丁文江也不谈这种问题了。”

柳存仁说，钱穆讲“中国通史”，是在老北大的一个戏台上。“钱先生拿着他的笔记，他绝不看的，不过拿在手里，我们学生之中大部分是北方人，很难听得懂他的话，钱先生讲到紧要之处，常常用无锡话问：‘是不是呢？不过我很爱听他的课。”钱穆对着戏台下的学生讲：中国不像人家说的那样落伍、腐败，自古也有很多像样的人。这门“中国通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了《国史大纲》。

我问起周作人讲课如何？柳存仁答：“有些老师很著名，可是讲课的本领并不很高。周作人的学生很少，顶多二十多人，因为他讲话声音比较淡。周作人也写了很多打油诗，还要依托在佛教的名词上，把他的心情说出来就完了。周先生用了佛教的话：不打诳语，就是不骗人，但是不骗人其实是不简单的。同时，周先生嘴里讲的东西跟他书上表述的东西很接近，不像鲁迅那样激烈。鲁迅后来跟他弟弟有些冲突，我的印象中鲁迅对他的弟弟还是很好的。”

柳存仁也去听了一些比较“冷门”的课。比如余嘉锡的课，学生只有五个人，柳存仁是其一。“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他参加过修《清史稿》。他讲湖南话，一开学就可以拿到他的讲义，一本订好的，不用钱。他讲的内容如果用心看书也可以明白，都差不多的，不过有时讲课会举点例子。余先生也研究别的东西，写过讲《水浒传》这一类的文章，当然全是文言文的。有一天，熊佛西来北大讲戏剧，我们一班学生中，居然有一半的人去听，所以听余先生的课的人就很少，我当时觉得很可惜。就剧本来讲，我们看曹禺的剧本，当然比熊佛西好多了，虽然曹禺的剧本也有从美国的剧本中得到影响，但是熊佛西那样的剧本，没有戏剧性的，不能引人爱看，好像是说教。”

北大上课是不点名的，也有外校的学生来听课，像看戏一样，很热闹。柳存仁说：“我到别的班上去，也是旁听生，也没有人问的。但是别的大学的学生来听，就很高兴，因为别的大学听不到胡适之的议论，又听不到某某人精彩的演讲，他们来得比我们北大的学生还早，所以有时候很好的位置坐的也许是别的大学的学生。”

我问：“当时中国的时局已经发生变化，北大的师生在课程上讨论时局吗？”柳存仁说：“也有些老师讲时局，讲当时国家的情形。我们同学中有一部分可以说是‘流亡学生，从东北下来，就讲家乡的事。虽然是北京大学，但是南方来的人不太多。那时候北大学生没有穿得富丽堂皇的，几乎没有人穿西装，如果有，大家不会觉得他不对，不过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可是清华或燕京的话，穿西服的学生就不稀奇。北大的女学生也几乎没有烫头发的，也不会搽粉、搽口红。”

三、忧虑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北大一路南迁，并入西南联大。柳存仁则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认识了那时候在上海教书的吕思勉。一九三九年毕业，他笑道：“拿了北大的毕业证书，冒充北大。”

后来在香港，柳存仁先后任教皇仁书院和罗富国师范学院。一九五七年，柳存仁以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的论文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柳存仁说：“伦敦大学有个制度，如果要得到这个学校的博士，第一种是到学校里做研究生，第二种是可以在校外做研究。当时海外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试的，像香港、新加坡。我在香港，伦敦大学指定你用什么书，就可以报名考这个学位。因为香港政府不承认北京大学的文凭，一九五四年我在香港一边工作一边考伦敦大学。何以读伦敦大学呢？因为别的大学费用很贵。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就做了我的论文，这个考试一定要到英国去考，还有口试，然后得到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小说，主要是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考证，因为书中涉及到佛教和道教，所以后来论文出版时，就叫‘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

一九六二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继瑞典汉学家毕汉思和马悦然之后，出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三任中文教授，也是第一位华人学者担任中文系“学术带头人”。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一九六九年获伦敦大学颁发文学博士学位，此后获世界各地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二年，柳存仁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柳存仁说：“我主要教语文，我不教白话，因为有些同事更适合教现代的东西，我教古典的东西多一点。有时候讲一下我那几个月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比如我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讲演，是关于《论语》与《春秋》，当然有很多种讲法，我自小念这些旧书，但是我的准备是很详细地分析孔子的环境，所以我讲出来，听众会觉得很明白，又很特殊。《春秋》很长，孔子只是很小的一段，里面有许多事情，比如说，‘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可是孔子没有想出怎么样选举。”

据李焯然的文章介绍，柳存仁潜心道教的研究，在一九六○年代花了两年的时间把一千一百二十册的《道藏》看完，并写了五十册的笔记。柳存仁则自述：“我曾经有若干年对道教有兴趣，猜想洋人对道教感兴趣，大概同我也有关系。因为外国朋友研究道教的人不多，古代这些书不容易读懂。很多书又不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哪里是宗教呢？不能说《老子》是宗教吧？但是到汉朝时就有太上老君，这是从民间产生的，不是做学问的人造出来的。民间的东西只能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的材料来研究了。道教又托了很多佛教的东西，道教的很多经跟佛教在一起，改两个字就是了。我研究道教的起源就是研究明史，明朝历史上有些皇帝极糊涂，几十年不上朝。还有其他糊涂得不得了的皇帝，自己封自己为大将军。明朝里道教的人做了大官的很多，能够帮助祈祷。我从读明史开始，要找出其他的旁证，又要看唐朝的历史。唐朝自称姓李是老子的子孙。唐朝、宋朝、明朝，道教都是很昌盛的。今天还有养生的东西。所以鲁迅讲，中国的事情，道教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有很多道教界的朋友以为这是鲁迅赞美道教的话，可是你读读《鲁迅全集》，鲁迅什么时候提倡道教呢？周氏兄弟都不提倡道教。我对道教的研究就是道教里每一本书我都写一篇文章，但都是文言文的。”

我问：“写学术著作有什么心得？”柳存仁说：“我的书都是很旧式的，因为我都是以一篇东西为主，当然题目要像样，如果题目太大，就真的不能包括那么多东西。文字不可太难，如果太浅，看看又不大像有用的东西，也不容易。自己写文章一定要有风度，喜欢的句子，要讲明是抄的。”

四、汉学何以“发光”

柳存仁在文艺创作、小说和道教研究、版本学、翻译方面的成就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学者汤一介认为：“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想创造出能够解决一切宇宙人生问题的理论体系，或者写一些时髦的东拼西凑故作高深的文章，哗众取宠。这是很不好的学风，应该受到批评。而柳先生写的论文则是通过解决具体学术问题来树立一种良好的学风。”

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柳存仁是当代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我问：“所谓‘汉学是一个什么概念？”柳存仁说：“在洋人看来，就是东方的学问，但是东方又可以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越南，这些有文化的国家都有些特殊的东西。‘汉学是十九世纪引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的，像明朝利玛窦到中国，并没有意思要征服中国，只是想把他的教宗解释给中国人看，希望多一些教徒。洋人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乃至于用武力作后盾，那是后来的事情，利玛窦的时候是毫无武力的。后来英国的东西是随着鸦片战争来的，来的时候就有做主人的意思，倒不是真正要做主人，是文化性地影响你，但是背后有武力。这种情形之下，无声地影响我们中国一百几十年，如果要念外国的东西就要到国外去，再不然就到租界里办的学校去念。开始研究‘汉学的人，大概是鸦片战争以后，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跟武力有关系。那时候只有很少的洋人研究中国的东西，那些洋人如果是有宗教背景的，知道的东西多了，对他传教有用处。如果有政治背景当然就复杂了。十九世纪以后，有很多传教的人，在中国是传教，回到英国、荷兰就变成大学教授了，比如最初翻译四书五经的人就有宗教背景。洋人研究‘汉学，如果要出名，首先翻译的东西是好的。‘汉学之中，一定要有人把各种翻译的书出版，于是有德国人出了英文的‘汉学的书，其中有一些是标准的书，因为大家引用的一样，所以讨论起来就方便。”

柳存仁的学术成就，余英时先生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写的长序已有公允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柳先生和我谈起余先生：“他是钱宾四的学生，但钱先生不看外国书。当然，余先生到哈佛大学之后，就受杨联陞先生的影响。余先生是顶聪明的人，我听说他在美国得了一个图书馆的奖，那是中国人很高的荣誉了。他会寄书给我，有时候我写的文章如果还可读的，我也会寄给他。他太太是陈雪屏的女儿。你要是到国外去，可以去找他聊聊天。”几个月后，我真去美国普林斯顿找余先生聊天了。

柳存仁又提到：“杨联陞是我的朋友，他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出身，学了日文，多看汉学的书，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就不会盲从日本人。日本研究汉学的人很多，其中也有我很佩服的人。但是我想，日本人研究中国的东西是用极笨的方法，不怕用时间去做；中国人怕，而且很聪明，等他们做了，改一改就出版，我当然希望中国不会有这么多的东西。杨联陞请我去哈佛大学教书，我答应跟他合作写一本书，后来杨联陞有头脑的病，就很痛苦，我去了那里半年，杨先生可能有三个月在医院里。杨先生很用功，最大的名气是写书评，能够批评西方人的书，而批评得一定是比较得当，比较靠得住。”

我问：“您跟饶宗颐先生常有学术上的交流？”柳存仁说：“我们原来在香港常常见面，还有书信来往。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我还每天做一点工作，饶先生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香港的社会比我们那里复杂多了，要应付东南西北的来往，还有学生的关系。还有，香港是一个商业文化的城市，所以有时候香港也需要一个读书人在那里做一个招牌，饶先生就不可以离开香港。”

我对柳存仁在“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汉学将成为显学”一说心存疑问。柳先生似答非答：“因为饶先生的学生们替他编了一本《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他们叫我来开会，我本来是想做一个论文，论文就不必赞美主人了，做一个特别题目的论文需要很多时间，如果讲庆祝的话，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写好了。所以我就想，说一点庆祝的话吧，恭维最要紧是得体。会上还有一本小册子，有一个日本学者就写道：二十世纪上半叶是王国维，下半叶是饶宗颐。二十世纪做汉学研究，是中国人的汉学，当然中国人就应该研究得好，比如说陈援庵、陈寅恪。王国维何尝吸引人？大家知道他，就是民国十六年投湖而死而已。还有陈寅恪，他平常也不愿意批评国家的事情，也不愿意见国家的要人，就有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我接触过许多中国年轻的学者，也许他们不大看西方的书，如果看西方的书，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自己可以比得上别人了，也可以知道别人某一方面特别好。如果中国学者认真做下去，总有一天是能够吸引人的。但是，我们大概还需要十年八年，才可能研究出大家一看就为之一惊的东西，所谓‘发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