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全笑

一、关于政治的伦理化倾向

关于政治伦理化倾向，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大家普遍喜欢通过对比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内涵来揭示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伦理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两者在普遍的相互作用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政治学上习惯将政治解释为：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即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这个分配过程对涉及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公共权力和权威性。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似乎没有一个政权会忽视这两个因素。在西方，人民主权的思想被提高到了相当的地位，政府往往以一种人权的捍卫者自居来克服所谓的合法性危机。在古罗马，法律体系相对健全，人们对这种普遍规范有着极大的认同感。而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中国，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寄希望于道德与伦理。

二、传统政治伦理的显著特征及作用

1.君权神授与内圣外王——让伦理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

政治统治的神权化其实是个很普遍的特征，广泛的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中世纪欧洲的神权统治就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神职人员往往有着凌驾于行政体制之上的权威，而在实际生活之中发挥着政治统治的作用。其实，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讲合法化是政治发展不能绕过去的坎。每个统治者或是统治阶级要维持政权都要有个高尚的理由。罗马人可以以捍卫法律自居，希腊人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而获得说服力，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把人权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往往以人权的捍卫者自居。与之相比，中国政治权威的树立的重要途径就是和“天道”构筑联系。

翻翻典籍总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比较有建树的统治者一出生就会带着点异象，类似遍地开花，天降祥瑞，母亲做怪梦，神仙起名，百兽朝拜，满地红光一类的屡见不鲜，每当起义领袖要有大动作的时候也要早造声势，刘邦可以砍死个大蛇，朱元璋弄了一个石头人埋在黄河里。洪秀全更过分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来拯救世人，对于类似的事情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天下人，我很特别，我与你们不一样，是天命所归。

传统文化里，什么是伦理，古人的说法，“天地君亲师”为五天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人伦。忠、孝、悌、忍、信为处理人伦的规则。当时人们对于天是无比的敬畏的，可以说漫长的千年里我们对天道的敬畏几乎没有实质的改变，一定能够意义上来讲，所谓的“天”已经成为了一种凌驾于任何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之上的绝对权威。而统治者最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这样的一个绝对权威联系在一起，以天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占据着政治权力。故而有了君臣关系是第一人伦的等级次序，自然而然“忠”也成为了首要的价值追求。从而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构筑了一个合法性基础。而统治者为了巩固这样的一个地位自然会更加努力的推崇所谓的“天”。颁布旨意要奉天承运，有所建树要泰山封禅，冥冥中似乎遵循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堂皇道理。

2.儒家礼教与道德规范——关于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

以前看马克思韦伯的书，他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宗教形式，没事想一想确实是这样，谈儒家思想就必须说说礼制的问题，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礼这个东西是儒家道德规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伦理范畴，它是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是道德规范的核心范畴，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另一方面，“礼”作为政治范畴，它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荀子曰：“国无礼则不正。”“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可见其重要性。那么什么样的礼是时人所追求的呢？

汉班固有一本《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相传是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的主要议论，其实大部分是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书中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白虎通义》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神学目的论和政治伦理思想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充分体现出来，在东汉时期实际上起了法典作用。当然，在之后的传承中稍有变化，把“署为数纲”引化成了“君为臣纲”。但大致上来讲他所构建的是这样一个逻辑联系：子女要服从父母，父母要团结亲人朋友，大家一起听从制度安排和官僚体制，而官员要为君主是从。从而形成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秩序，而求得社会的稳定有序和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

3.尽职爱国与廉洁自律——“|官本位”|文化氛围中的职业道德

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确实能用“根深蒂固”来形容，这有着他固定的环境条件，是个复杂的问题，而我们的先贤们似乎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国家统治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也是民众的管理者，是沟通最高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群体的纽带。他们的行为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固程度。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政治上讲叫整顿吏治，伦理上讲叫职业道德，在现今的条件下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似乎更符合实际。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爱国保民。这个爱国，大多以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就“忠”于国家而言确实有可取之处，古人有这样的一段话：“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所不关切如一家矣。”

清正忠职。清正忠职是官之根本，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强调的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李元弼指出：“为政之要，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其实质是要求掌权者在行使用权力时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清刘锡鸿更有深刻之语论之：“且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古人讲求治道，必先整饬士风，职是之由也。”

自律自爱。这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由“内圣”而“外王”到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并且是官吏即掌权者道德修养之根本。

可见，古人对于官吏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很重视的，那么我们看看在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中，道德伦理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认为，如上面阐述的政治伦理化实际就是一个通过对统治者的神化和功德德化来为其赢得合法性，通过对民众的伦理教化来巩固秩序，通过对官僚体制的思想教育来规范行政行为，缓解阶级矛盾。从而在整个社会各层面上渗透一个信仰体系，每个人的权力地位都是有道理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普遍追求的“善”。

4.苟利国家与一往无前——道德伦理的社会动员作用

不得不说，伦理道德的作用是巨大的，如屈原先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无数的人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献身，同时我们树立了无数的榜样，我们为什么推崇岳飞，文天祥，因为他们“忠”。为什么《陈情表》感动很多人，因为他“孝”。回头看看那些榜样和英雄们，哪一个不是忠孝节义，仁义信礼的代表。这样的一个氛围使我们的先人在潜意识中确立了一个为了“天道伦理”而献身的崇高理想。所以往往群众运动的领袖在举事前都要振臂一呼，阐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高尚情节，从而赢得群众的自觉追随。近代，我党在组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就表现更明显，这恐怕也是党性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异常受重视的重要原因吧。

三、政治伦理化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适时而变，保证一个最起码的社会适应性，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政治伦理化的问题呢，我认为：

第一，引导建立新的伦理体系，合理指引现实行为

当今社会条件下，在一定意义上讲存在着一个利益多元化的问题，进而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倾向，加之以信息传播的长足发展，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一样，人类存在着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跳跃的普遍倾向。就像鲁迅先生指出的一样，儒家伦理确实在维护封建专制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奴隶的行为规范，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依然需要一个新的，积极向上的道德伦理体系来约束个体行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无法实现的，不论我们怎样强调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现实条件就在那里。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无规矩成不了方圆”|的社会。

规矩在哪里，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是法律，军队，制度，国家机器。但我国的实际是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这样的硬性强制措施只能在较为宏观的社会领域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的政治生活。告诉民众什么是合法的是非常必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告诉全社会，什么是“|善|”|，什么是应当被鼓励被提倡的。从而构建一个赢得世人广泛遵循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就是新时期的道德伦理。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引导和调节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

第二，与法制共融，促进民主法制建设

发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依据。

第三，成为行政人员内在要求和考核标准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两部报告反应了我国当前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总体状况与发展态势，提供了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现与新解释。书中针对“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政府官员以74.8%位居第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觉得这表明官员道德伦理的缺失实正在逐步蚕食着政权的合法性，相对于主流媒体的闭目塞听和教科书的摇旗呐喊，往往行政人员的实际行为更有说服力一些。

第四，让合伦理性成为政治行为的重要依据

西方国家在制定决策，和进行政治活动时，会在相当意义上重视宪法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公平正义，我国的行政体制规范也对行政人员的行为有着严格的要求。在政治统治的过程之中政府必须要将自己树立成为一个权威，从而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而权威的树立必然牵扯到两个基础性的问题，一个是合利益因素转化为官员政绩的有效性，另一个就是合道德性在“统治者”身上更多的体现。说的简单点，就是官员是有道德的，官员的行为也是有道德的，当民众觉得政治行为是合乎伦理的，自然会赢得拥护和爱戴，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合道德性与合利益性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