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出土汉代铜镜（下）

2015-05-30夏素颖

文物春秋 2015年4期

关键词：汉墓西汉铭文

夏素颖

六、乳钉禽兽纹镜

均为圆形，圆钮，钮座有圆形、四叶形、六叶形及连珠纹等，少数无钮座。镜背饰有数目不等的乳钉，间饰虺（螭）、鸟、兽、人物等图案，素缘或宽或稍窄。分为三类。

第一类四乳四虺纹镜。主纹均为两周短斜线间饰4乳钉，乳钉间饰4虺纹，虺头、尾相近，背饰鸟、兽纹。分两型。

A型 4枚带座乳钉间饰4虺纹，虺纹首、背、尾处分别饰鸟纹3只。如出土于邯郸市建设大街汉墓的HNM15∶1和阳原县三汾沟汉墓群的M9∶129（图七，1）[71]。

B型 4枚四叶纹带座乳钉间饰4虺纹，虺纹间饰兽、云纹。如赞皇县城东石家庄村西砖厂发现的四乳四虺纹镜（图七，2）[72]。

第二类乳钉禽鸟纹镜。乳钉间饰造型各异的禽鸟纹。分三型。

A型 8枚带座乳钉间饰8只凤鸟，鸟尾长似凤尾，或飞翔，或回首，钮座四叶间饰铭文。座外一周稍宽的凸弦纹圈带，一周较长的斜线纹，凤鸟主纹外一周短斜线纹。如出土于涿县南皋店乡东道元村的八乳鸟纹镜（图七，3）[73]。

B型 4枚带座乳钉间饰4禽鸟，鸟的体态丰满、可爱，禽鸟主纹外饰弦纹、短线纹、锯齿纹或水波纹。如易县燕下都汉墓出土的W21T85①M7∶6[74]和怀来县大古城出土的四乳四禽镜（图七，4）[75]。

C型 5枚带座乳钉间饰5只禽鸟，鸟的姿态各异，主纹外饰短线纹、锯齿纹。如平山县出土五乳禽鸟纹镜（图七，5）[76]。

第三类乳钉鸟兽纹镜。乳钉间饰鸟、兽、四神、人物纹。分三型。

A型乳钉间饰鸟、兽纹。分为三式。

Ⅰ式两枚带座乳钉间饰一鸟一兽，其外饰稍长的斜线纹，宽凸弦纹圈带、水波纹各一周。如玉田县代官屯汉墓出土的M1∶4（图七，6）[77]。

Ⅱ式钮座外饰变形双兽纹，双兽纹外饰两周凸弦纹，凸弦纹间饰四乳钉、鸟纹及兽尾纹。如易县燕下都汉墓出土的W21T86①M6∶4（图八，1）[78]。

Ⅲ式 4枚带座乳钉间饰二鸟二兽首，外饰两周凸弦纹、一周短线纹。如出土于永年县的四乳禽兽镜（图八，2）[79]。

B型乳钉间饰四神、禽鸟、人物纹。分两式。

Ⅰ式 4枚带座乳钉间饰四神纹，四神纹间配置羽人、羊、鸟、蟾蜍纹。钮座四叶间饰铭文。钮座外一周凸线纹，一周宽凸弦纹圈带，主纹两边各一周短线纹。如上世纪50年代蔚县发现的四乳四神镜（图八，3）[80]。

Ⅱ式 4枚带座乳钉间饰鸟纹和人物纹，外饰两周双凸弦纹，间饰一周短线纹及一周锯齿纹。如鹿泉市许营村出土的汉四乳双鸟人物画像铜镜（图八，4）[81]。

乳钉禽兽镜铭文内容：“长宜子孙”“宜保子孙”。

乳钉禽兽镜在本地区出土较多，是两汉时期广泛流行的镜类之一。一类A型镜的出现大致在西汉中期[82]，出土此类镜型的墓葬上限可至西汉中期，下限在王莽时期；一类B型镜与一类A型镜装饰相近，其出土墓葬的上限在王莽时期，下限在东汉早期。二类镜最早出现年代大约在东汉前期[83]，在西安地区出现的时间稍早，大致在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84]就已出现了。从本地区来看，二类A型镜的出现稍早，其上限或可至东汉早期[85]；二类B型镜与徐州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的同类镜[86]类似；二类C型镜的钮大而扁圆，边缘锯齿纹粗疏，由此推测其时代应在东汉晚期[87]。三类镜中A型Ⅰ式、Ⅱ式镜的时代稍早，Ⅰ式的下限在东汉初年，可早至王莽时期，Ⅱ式镜的时代在东汉中期，Ⅲ式镜的鸟纹较草率，分析其时代可能稍晚至东汉中晚期[88]；B型Ⅰ式镜出现的时代较早，大概在西汉中期，流行至东汉前期[89]，从此出土镜的钮座[90]、边缘[91]形制及与相似镜[92]比较等分析，时代应在东汉早期；B型Ⅱ式镜极少见，纹饰上出现人物画像的形像，镜钮高而尖，边缘锯齿纹较粗疏，推测其时代应在东汉中晚期[93]。

综观河北地区出土的乳钉禽兽镜，种类繁杂，延续时间长。一类镜出现的时代较早，可至西汉中期；二、三类镜的时代大致相当，最早可至王莽时期，至东汉晚期仍有出土。

七、蟠龙镜

又称蟠螭纹镜，均为圆形，一般为弦纹钮或桥钮，圆钮座或无钮座，主纹为形态各异的蟠龙纹，部分有地纹，缘有连弧纹和素卷缘两种。分为三类。

第一类连弧蟠螭纹镜。如出土于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的M3∶169，已残断为数片。从残片可见两周凸弦纹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云纹，外区饰蟠螭纹，涡纹地（图九，1）[94]。

第二类四乳怪兽蟠螭纹镜。如出土于满城窦绾墓的M2∶4129，三弦钮，圆钮座外一周凹面宽带，四叶座四乳钉由凹面宽带相连接，将主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四叶间饰两蟠螭纹，外区四叶间饰两组四蟠螭夹一怪兽，怪兽形态似猴，涡纹地（图九，2）[95]。

第三类蟠龙连弧纹镜。如出土于满城窦绾墓的M2∶4010，桥形钮，主纹为一条双线蟠龙绕钮盘旋（图九，3）[96]。

蟠龙镜在河北地区出土不多，时代均较早，而且所出土的墓葬等级均较高，时代较为明确。一类镜出土于石家庄市北郊西汉景王张耳墓，张耳卒于公元前202年，为西汉初年。二类、三类镜均出土于窦绾墓内，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04年，属于西汉中期偏早。由此可见，河北地区蟠龙镜的使用年代主要在西汉前期，是战国时期蟠螭地纹镜的一个延续。

八、乳钉云纹镜

乳钉云纹镜在本地区只见一面，出土于滦南县小贾庄汉墓中，墓葬的时代在西汉。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两周短线纹间饰6枚带座乳钉，乳钉间饰云气纹。素窄缘（图一○）[97]。

与之相似的镜类是乳钉禽兽镜中的一类A型镜，因此推测此镜很可能是乳钉禽兽镜的变异表现形式，两者的时代也应相近，可上至西汉中期，下至王莽时期。

九、雷纹四叶纹镜

出土于唐县高昌汉墓。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饰四桃形叶纹。以勾连雷纹为地，十二内向连弧纹缘（图一一）[98]，均是西汉前期的镜型特征，尤其是地纹至西汉中期已经消失[99]。因此，此镜的时代应在西汉前期。

十、连弧纹镜

以连弧纹为主要纹饰，均为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四叶间有的有铭文，但也只是起到装饰、点缀作用。钮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带，外饰连弧纹，圈带与连弧主纹之间有的有装饰，主纹外一般饰数周细弦纹，或饰凹面宽带。素宽缘。分为两类。

第一类云雷连弧纹镜。主纹外的数周细弦纹被圆形云雷纹或短平行线分成数段。分为两型。

A型钮座外一周短线纹和一周凸弦纹圈带，有的短线纹饰于凸弦纹圈带上，钮座四叶间饰铭文。连弧纹与圈带间的空隙处有的饰花叶纹、半月和短线纹。如石家庄市井陉矿务局汉墓出土的云雷连弧纹镜和石家庄肖家营汉墓出土的M3∶169（图一二，1）[100]。

B型钮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带，钮座四叶间饰铭文。连弧纹与圈带间的空隙处有的饰月牙、短线和圆圈纹。如易县燕下都汉墓出土的W21T86①M6∶6（图一二，2）和廊坊市小崔各庄东汉墓出土的连弧纹镜[101]。

第二类素连弧纹镜。连弧纹外一周凹面宽带。钮座四叶间无铭文及装饰，素雅庄重。如定州北庄汉墓出土的铜镜（图一二，3）[102]。

连弧纹镜铭文内容：“长宜子孙”。

连弧纹镜中以一类镜较普遍，出土该类铜镜的墓葬下限基本在东汉中期，与西安[103]、洛阳[104]出土的同类镜相比较，上限可至东汉初期。二类镜出土于定州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刘焉卒于永元二年（90），在东汉中期，其装饰较一类镜稍简单。

由此看出，连弧纹镜在东汉早中期就已经在河北地区流行，至东汉中期以后渐少。

十一、“长宜子孙”铭镜

均为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四叶间夹篆体铭文“长宜子孙”，铭文占据镜背重要位置，成为主纹饰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围一般有凸弦纹圈带、连弧纹、凹面宽带三种装饰。素宽缘。分为三类。

第一类钮座外围有凸弦纹、连弧纹、凹面宽带纹三种装饰，大部分镜在凸弦纹与连弧纹间的空隙处饰有铭文，有的铭文间夹杂乳钉纹，少数没有任何装饰。如涿鹿矾山五堡东汉墓出土的M3∶36[105]及易县武阳台、怀来县大古城、清苑县出土的“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图一三，1）。

第二类钮座外围装饰有连弧纹和凹面宽带纹，由于没有凸弦纹，四叶与铭文均相应扩大，占据镜背更多的空间。分为两型。

A型四叶呈桃形。如出土于唐县东冯村东汉墓的“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图一三，2）[106]。

B型四叶呈蝠形。如望都南柳宿东汉墓出土的M2∶25（图一三，3）[107]。

第三类钮座外围三种装饰均没有，四叶及铭文占据镜背主要位置，外为两周细弦纹。如蔚县埚串堡汉墓出土的M1∶26（图一三，4）[108]。

“长宜子孙”铭镜铭文内容有：“明如日月，以父母兮。”“寿而山石，君□父母。”

河北地区出土此种镜较多。从时代上看，出土一类镜的涿鹿汉墓的年代在东汉晚期，其他几面镜的形制与墓葬出土镜基本相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几面镜的形制也与西安[109]出土的A型Ⅱ式和B型、洛阳地区[110]出土的第8型Ⅱ式同类镜相似，其时代均在东汉晚期。二类镜在形制上稍有差异，出土A型的四叶形制与西安出土的B型Ⅰ式[111]相同，时代在东汉晚期，出土B型镜墓葬的年代在东汉晚期，且与洛阳出土的第8型Ⅱ式同类镜的形制相近，时代在东汉晚期应无异议。三类镜出土并不多，四叶变形明显，与洛阳地区汉墓出土的同类镜基本相同，而且蔚县埚串堡1号汉墓的年代与洛阳汉墓第七期一致，在东汉晚期。

综上分析，“长宜子孙”铭镜在河北地区流行的时代在东汉晚期，虽然西安曾有此类镜出土于东汉早中期墓葬，但从河北地区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看，尚未见时代能早至东汉早中期的此类镜。

十二、变形四叶纹镜

一般为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四片变形的叶纹占据镜背主要位置，有的如桃形（宝珠形），有的如蝠形，叶间夹角饰铭文，叶与叶间的空隙饰鸟、凤、兽等图案，外围饰一周内向连弧纹及凹面圈带，有的还有一周细弦纹，大多为较宽素缘，少数缘部饰纹。分为两类。

第一类叶与叶间饰凤鸟纹。分为二型。

A型叶间空隙饰对鸟纹。分为二式。

Ⅰ式钮座外直接布列变形四叶，四叶呈桃形，叶间夹角饰铭文。叶内饰卷云纹，叶与叶间空隙饰变形对鸟纹，外围饰一周连弧纹，一周稍窄的凹面宽带纹。如出土于永年县的变形四叶对鸟纹镜（图一四，1）[112]。

Ⅱ式圆钮扁平，钮座外饰一周连珠纹、一周细弦纹，细弦纹外布列变形四叶纹，叶间夹角饰铭文。叶为宝珠形，内无纹，平雕，叶与叶间空隙处饰剔地平雕鸟纹四组，3只组成一组，两只相对，头向钮，一只头向缘。外围饰连弧纹一周，窄凹面圈带一周。整个镜背图案具有强烈的剪纸效果。如出土于内丘县马河水库的变形四叶鸟纹镜（图一四，2）[113]。

B型叶呈蝠式，叶间空隙饰夔凤纹，叶内夹角饰铭文。外围饰细弦纹、连弧纹、凹面圈带纹各一周。如出土于定州的变形四叶夔凤纹镜（图一四，3）[114]。

第二类钮座外布列变形四叶，叶成蝠形，叶间夹角饰铭文。叶内饰细密的几何纹地，叶间空隙饰变形兽面纹，外饰一周连弧纹呈卷云状，其外围饰一周篆体铭文带。缘饰变形蟠螭纹。如1991年唐县砖厂出土的此类镜，纹饰繁缛精美，但铭文已难以辨识（图一四，4）[115]。

变形四叶纹镜铭文内容有：“长宜子孙”“君宜高官”。

变形四叶纹镜在河北地区发现并不多，一类镜的装饰极具剪纸图案化效果。A型Ⅰ式的四叶造型与西安出土的东汉晚期[116]的同类镜相同，也与《铜镜史典》[117]中汉至三国的四叶对凤镜形制相近，A型Ⅱ式扁平圆钮乃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特征[118]，因此，A型镜的时代应在东汉晚期至东汉末年；B型镜的叶形、装饰风格与洛阳汉墓出土的第11型汉镜[119]相似，时代也在东汉晚期。二类镜乃东汉晚期流行的变形四兽首纹镜的装饰风格[120]，且与西安出土的同类镜中的B型[121]相似，其时代应与之相近，属于东汉晚期的镜类。

由此可知，变形四叶镜在本地区的流行时代在东汉晚期至东汉末三国时期。

十三、“位至三公”铭镜

又称夔凤铭文镜。此类镜纹饰中“位至三公”铭文在钮的上下直行排列。一般为圆形，圆钮，圆钮座，钮座两侧饰夔纹或凤纹。外围饰两周细弦纹，一周短斜线纹。素宽缘。分为两类。

第一类双凤纹夹钮相对。如出土于石家庄市桥东单室砖墓的铜镜和玉田县大李庄汉墓的M1∶3（图一五，1）[122]。

第二类双夔纹夹钮相对。如出土于涞水县墩台村的直行铭文双夔镜（图一五，2）[123]。

“位至三公”铭镜的两个类型在形制、装饰上均相近。一类镜在河北地区均出土于东汉中晚期墓，与北京地区西晋墓[124]所出的同类镜极为相似。二类镜的形制、纹饰与西安出土的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同类镜[125]相同。由此可知，此类镜在河北地区的上限可至东汉中期，下限已延续至魏晋时期，主要流行年代在东汉晚期。

十四、龙虎纹镜

一般为圆形，圆钮，圆钮座，主题纹饰以浮雕龙、虎纹为主。分为三类。

第一类盘龙镜。以出土于怀来县大古城的盘龙钱纹镜为代表，该镜主纹为一条独角龙绕钮盘曲，首尾间夹饰五铢钱纹，外围饰双弦纹两周、短线纹一周，缘饰锯齿纹、细弦纹、水波纹各一周（图一六，1）[126]。

第二类龙虎对峙镜。以玉田县代官屯汉墓出土的M1∶5为代表，该镜主纹为一龙一虎隔钮对峙，外围饰双弦纹两周、短斜线纹一周。缘饰锯齿纹、细弦纹各一周（图一六，2）[127]。

第三类青盖镜，又称青盖神兽镜，此类镜纹饰较复杂，制作精美，因镜背常有“青盖作镜”铭文，故名。本地区见诸报道的只有一面，为1964年出土于石家庄市北人字街的青盖六乳神兽鸟纹镜。纹饰分为三区：内区浮雕一龙三虎，绕钮对峙，一周细弦纹将内、中区相隔；中区饰6枚四叶座乳钉，间饰朱雀、龙、虎纹；外区两周细弦纹间饰铭文，外饰短线一周。宽平缘上饰锯齿纹、细弦纹及由四神、钱纹、蝠纹、鱼纹组成的画纹带各一周（图一六，3）[128]。

龙虎纹镜铭文内容：“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堪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龙虎纹镜在河北地区出土不多。一类镜型龙纹的造型与《镜花水月》一书中东汉晚期的同类型镜相似。二类镜出土墓葬的下限在东汉初期，但是从龙虎纹镜出现并流行的年代在东汉中晚期[129]，及其所具有的又高又大的圆钮[130]、粗疏的锯齿纹[131]等东汉晚期装饰风格来分析，其时代下限应该晚至东汉中晚期比较适宜。第三类镜型与出现在东汉早中期的多乳禽兽纹镜有相似之处，其边缘的画纹带则主要装饰在东汉中后期的画像镜上，乳钉禽兽镜有些也有此装饰[132]。青盖镜铭文属于东汉中后期的纪氏铭类，多见于龙虎纹镜上[133]。由此可以看出，龙虎纹镜在河北地区的出现时代在东汉中期，直至东汉晚期仍在使用。

十五、几何纹镜

镜背主纹以各种几何纹饰为主，目前在河北只见到一面，即出土于廊坊市小崔各庄东汉墓的锯齿纹镜。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饰双线方框，方框外四边正中各饰两个圆环纹，外围依次饰细弦纹两周、短线纹一周、锯齿纹一周、细弦纹一周。素窄缘（图一七）[134]。

此类镜在国内其他地区出土同样很少，从其装饰风格上看，与博局镜似乎有某种关联，但已不见博局镜的三种符号，内区的双线方框扩大，外区只遗留乳钉纹，似乎是博局镜的一种变异简化型镜类。出土此镜的墓葬上限在东汉中期早段[135]，与博局、乳钉镜类的时代相比略晚。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河北地区在西汉早中期出现并流行的镜类有：素面镜、草叶纹镜、星云镜、昭明镜中的一类A型和二类镜、日光镜中的一类A型镜、博局镜中的一类A型和B型镜、乳钉禽兽纹镜中的一类A型镜、蟠龙镜、雷纹四叶镜等镜类。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素面镜仍有使用，但已明显衰退，铭文镜大量出现并流行，博局镜中的一类C型和D型镜开始流行，乳钉禽兽纹镜中的一类B型及三类A型Ⅰ式镜开始出现，乳钉云纹镜也是在此时出现。东汉早中期，博局镜中的一类D型和二类镜仍在流行，乳钉禽兽纹镜中二类A型及三类A型Ⅱ式镜出现并流行，连弧纹镜出现并流行开来，几何纹镜及龙虎纹镜中的二类镜在此时已萌发。东汉中晚期至汉末，乳钉禽兽纹镜中其他类型相继出现并流行，“长宜子孙”铭镜、变形四叶纹镜、“位至三公”铭镜、龙虎镜开始大量涌现并流行。

从出土地域来看，今河北行政区划内从南到北均有出土，无明显区别。从出土墓葬的规模来看，西汉早中期一般都出土于较大型的墓葬中，比如满城汉墓、石家庄北郊西汉张耳墓、阳原三汾沟汉墓等；西汉中晚期中小型墓葬[136]中开始出现；东汉时期除大中型墓葬仍出土外，一些中小型墓葬[137]也大量出土各类铜镜，说明社会经济逐渐发展，人民生活渐趋稳定，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对衣冠和容貌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审美有了更高的要求，铜镜的使用也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增多，并普及到布衣百姓之家，成为居家必备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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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期； b.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邯郸市建设大街战汉墓葬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04年6期。

[72]冯杭印：《河北赞皇发现汉石室墓》，《考古》1994年1期。

[73][75][76][78][79][80][106][112][113][114][123][126][1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

[7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遗址内的两汉墓葬》，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77][127]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玉田县代官屯发现一座汉墓》，《文物春秋》2006年3期。

[81]杨建忠：《鹿泉文物》，东方出版社，2001年。

[82][84][88][103][109][111][116][121][125][131]程林泉等：《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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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0][93][99][124][130]程长新等：《镜花水月》，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

[85][92][120]丁孟：《铜镜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86]尹利等：《琳琅满目的徐州地区汉镜》，《收藏》2011年2期。